国与国之间的事情，是非对错多在于两国之间的实力对比，谁的拳头硬，谁的话就有理。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只是偶然发生的事，至于纯以道德标准评价对错则几为笑谈。当年王莽试图集结三十万大军分十二路出击扫平匈奴的计划，最终成了笑话。之后由于中国大乱，匈奴人趁机多次侵犯边境，致使边境要塞多数被破坏，百姓流离失所。

王莽之后，更始皇帝刘玄曾派使者出使匈奴，把原先被王莽砸了的西汉匈奴王玺又给他换了回来，可这时候汉匈双方的强弱之势已变，匈奴单于已不再愿意向汉朝称臣。哪怕还是位居诸侯王之上，也不能让单于称心如意，他现在要的是和汉朝对等甚至高一等的地位。

这样的事情，刘玄能同意吗？或许他是不同意的，可他自顾尚且不暇，更奈何不了匈奴人。到了建武六年(公元30年)，占据大半个天下的刘秀也向匈奴人伸出了和平的橄榄枝，但此时的匈奴单于自信满满，甚至常自比当年的冒顿单于，也想做一番类似冒顿当年的事情来，因此对刘秀的示好视若不见，还联合那个在中原混战中失败、跑到北边混日子的卢芳不停地对边境进行骚扰和劫掠。

刘秀起初也打算给匈奴人点儿颜色瞧瞧，并于建武九年(公元33年)派出了大司马吴汉。然而，以前事度之，要对付匈奴，首先要“专事”，甚至要集中全国所有的力量，而这时刘秀显然还没有这份精力，吴汉也没法儿毕其功于一役，结果匈奴越打越猖獗。刘秀只好把幽州和并州边境的百姓往居庸关、常山关以东迁徙，并在边境大量增兵，进行被动防御。

建武十三年(公元37年)刘秀完成统一之后，久厌兵旅的他多次放弃进攻匈奴的计划，在边境依旧执行以保境安民为目的的防御政策。刘秀的举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匈奴人的欲望，上党、扶风、天水、上谷、中山等郡多次遭到匈奴骑兵的洗劫，整个北部边境没有一年能安宁。

但匈奴人的猖狂仅仅持续到建武二十二年(公元46年)。这一年匈奴连续死了两个单于，还遭逢大旱和蝗灾，致使匈奴境内“赤地数千里，草木尽枯”，人和牲口损失三分之二。

到底形势比人强，在这种情况下，新上任的蒲奴单于不得不低下头派使者到渔阳请求和亲。而匈奴的日逐王比(日逐王是爵位，比是人名)乃是乌珠留若鞮单于的长子，因为不能继承单于之位对现任的蒲奴单于产生了怨恨，想带兵投降汉朝。日逐王比的打算还没实施，便被单于派去监视他的两个骨都侯发觉，于是蒲奴单于马上派出一万骑兵去收拾日逐王。好在日逐王在单于那里也有内应，提前得知了单于的计划，干脆收了匈奴南边的八个部落四五万人自保。

建武二十四年(公元48年)春天，匈奴南边号称八部众的八个部落首领达成一致，立日逐王比为单于，又因为他的祖父呼韩邪单于曾经因为依附汉朝而使匈奴得安宁，所以建议他还用“呼韩邪”的称号。到了冬天，日逐王比接受八部众的提议，自立为呼韩邪单于。

建武二十四年十二月癸丑日对匈奴来说是个特殊的日子，这一天匈奴正式分裂为南北两部分，而且自此之后再没能真正缓过气来。

事实证明，统一、稳定永远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强大的根源，没有稳定、统一的基础，任何事情都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再强大的国家，一旦陷入分裂，衰败就成了必然。

曾经强大的匈奴也没能逃过宿命的惩罚。分裂之后，以呼韩邪单于为首的南匈奴内附汉朝，不仅获得了安稳，而且产生了强大的自信。建武二十五年(公元49年)，南匈奴主动出击，先生擒北匈奴的左贤王，又击败北匈奴单于主力，使北匈奴退却千里。

之后的日子里，北匈奴的处境日渐堪忧。永平八年(公元65年)，北匈奴反复寇略汉朝边境，河西郡百姓的生命和财产遭受重大损失，军民只好闭门自守，甚至大白天都不敢开城门。这种情况一直持续了数年之久，到了永平十六年(公元73年)，刘庄忍不住了，大发边防军，与南匈奴、羌族、鲜卑等组成联军，从酒泉、居延、高阙、平城四路出击，全面反击北匈奴。

然而，这次出击并不算成功，毕竟北匈奴人已经被打怕了，只敢对边境百姓做做样子唬人，哪里还敢和大队的汉兵正面交锋？一看汉朝这边全军突击了，北匈奴人赶紧有多远跑多远。结果，联军大部无功而返，兵出高阙的主帅祭彤和吴棠还因为没有到达指定地点涿邪山而受了处罚。只有从酒泉出发的窦固和耿忠一路人在天山追上了北匈奴的呼衍王，将士们看到终于追上敌人了，硬是跟着这些吓破胆子的匈奴人追了一路。在追逐和竞速中，千里而来的汉军奋起余勇，杀得北匈奴人只能四散逃窜，而之前窦固下令分兵出去的另一支队伍也在蒲类海(今新疆巴里坤湖)遇上并击溃了北匈奴的军队，最后经过清算共斩获北匈奴千余人。

这是整个联军行动中最大的也是唯一的收获，窦固挺高兴，对在蒲类海一役中表现出色的代理司马大加赞赏，认为他非常勇敢、能干，是个了不得的人才，并在事后向皇帝推荐他出使西域。

但或许窦固也没有想到，自己推荐的这个代理司马的能力之高远超乎他的想象，不仅完成了出使西域的任务，并于随后的三十年里在西域闯出了震古烁今的名声。

因为这个人的名字叫班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