哀章的赌博成功了，他猝不及防地一脚把仍在皇位前犹豫、徘徊，不敢踏前一步的王莽踹到了龙椅上。

这一下虽然出乎王莽的意料，但他毕竟早已为此准备多时，一旦坐上龙椅，其他的事情便水到渠成。唯一不好推托的是，他自己号称是受了铜匮里上天的符命不得已才做皇帝，那现在也只好继续让上天安排好的人给自己辅政。

铜匮图书中这辅政的十一个人的封号及官爵是：太傅、左辅、骠骑将军安阳侯王舜为太师，封安新公；大司徒就德侯平晏为太傅，就新公；少阿、羲和、京兆尹、红休侯刘歆为国师，嘉新公；广汉梓潼哀章为国将，美新公；此四人是四辅臣，地位最高。太保、承阳侯甄邯为大司马，承新公；丕进侯王寻为大司徒，章新公；步兵将军成都侯王邑为大司空，隆新公；此三人为三公，地位次之。太阿、右拂、大司空、卫将军广阳侯甄丰为更始将军，广新公；京兆王兴为卫将军，奉新公；轻车将军成武侯孙建为立国将军，成新公；京兆王盛为前将军，崇新公；此四公号为四将，地位又次之。

看着这份名单，王莽有些犯难了：王舜、平晏、刘歆、甄邯、王寻、王邑、甄丰、孙建这八人本就是朝中重臣，都是自己的熟人，而哀章是替上天写图书的人，可王兴、王盛又是什么人呢？

王莽不知道。怎么办？

有人可能会说：好办，问哀章呗，这玩意儿不就是他写的吗？

不好意思，问哀章也没用，因为他也不知道。

哀章这个人还是有点儿小聪明的，知道自己一个无名小卒的名字贸然出现在一堆朝廷重臣之中很容易惹人非议，受到攻击。所谓“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同样，在一众高度差不多的树中，如果有一株特别矮，也很容易被人注意到，甚至有伐之而后快的冲动。但不写上自己又不可能，怎么办？

好办，多捏造几个大家都不知道的名字，分散天下人的注意力就行。

因此，王兴和王盛这两个名字是哀章写这份名单的时候编造的，为的就是让自己的名字在名单里不显得那么突兀。

这可就苦了王莽。他不能否认这份名单，否则自己获得的天命就会被人质疑。为了保证自己的合法性，王莽只好派人到全国四处寻找名字叫“王兴”和“王盛”的，看哪个是天选之人。可王姓历来是大姓，“兴”“盛”两字又不是什么生僻字，因此一番仔细筛查下来，尴尬的事情发生了：重名的人忒多。

这下老天可没办法选择了，作为天子的王莽只好代劳。经过自己关起门来的一番海选、斟酌后，王莽宣布一个曾经做过城门令史的王兴和一个以卖饼为生的王盛容貌与符命相符，一头雾水的两人因此一步登天。

虽然这事对王莽来说很荒唐，可他并不在意，因为他现在已经是皇帝了，时间紧，任务重，还有很多重要的事情等着他去做。

不管王莽之前用的是什么手段，他毕竟达到了自己的目的。这时候，天下的老百姓大概已对大汉的朝廷产生审美疲劳，对王莽替代刘家做皇帝这件事并没有太大的感觉，反正到头来上面不还是有个人管着吗？生活依旧是一如既往。虽然大汉皇室中也有一些如徐乡侯刘快之流出来反抗，但很快便被平息。到后来，很多刘氏子弟甚至主动上书谄谀、附和王莽。

没有大规模的反抗，没有大范围的杀戮，相比于许多后世王朝末年的腥风血雨、生灵涂炭，王莽似乎完成了一次近乎完美的改朝换代。

然而，这种相对的平静并没有维持多长时间就被打破了。原因无他，就是王莽这个人太能折腾。

尽管古代中国自秦朝以后历经朝代更迭，皇帝换了一茬又一茬，但国家的政治、学术及意识形态都相当稳定，不管上来的是姓刘的、姓李的、姓赵的、姓朱的，还是别的什么姓氏。虽然新的统治者推翻了旧的王朝，但整个国家无非新瓶装旧酒，本质其实没有大的变化。可两汉之间的王莽和他人不同，他为改变现有的社会秩序做出新的尝试，目的是建立一个他心中认为的理想国家。

当然，现在谁都知道，王莽的尝试并不成功。

说到王莽的改革，题目非常大，毕竟这不是一个单位、一个公司或者一个地方的改革，而是整个国家的改革，其方案类似现在的“××备忘录”“××白皮书”之类。如果细细论之，绝非三五十张纸能写完的，我们只能概括地说一下。

简单地说，王莽的尝试大体分五部分，包括平均社会财富、改变社会风气、修改官制、改革政治和发展学术。

不可否认，王莽一开始还是很有雄心壮志的。他的改革规模宏大，涉及社会的方方面面，可见他确实下了功夫，绝非全是脑子一热想出来的。就此，网上很多人说王莽思想前卫，甚至可能是一个来自未来的穿越者。

这当然是一句笑谈，不然作为一个后来人，王莽怎么会不知道自己的下场。

虽然王莽的改革后来失败了，但对于改革内容，我们不能一刀切，全盘否定。仔细分辨的话，改革内容其实又可以分为三大类。

第一类改革里有很多不必要的东西。在政治方面，王莽为了有别于前朝，修改了很多中央和地方官的官名：大司农改为羲和，太常改为秩宗，大鸿胪改为典乐，少府改为共工，光禄勋改为司中，太仆改为太御，卫尉改为太卫，执金吾改为奋武，太守改为大尹，都尉改为太尉，县令改为宰，等等。此外，王莽还增加了许多新的官职，如在中央新置大司马司允、大司徒司直、大司空司若，列于九卿，同时设司恭、司从、司明、司聪、司睿等五大夫，在地方设立大量副职，还按照传说的周制大封五等诸侯共796人、附庸1511人。

我们知道，行政机构要想办事高效必须简政，必须裁剪冗员，而不是反着来。王莽增加了许多官职和爵位，看似给了很多人机会，其实不然，因为他并没有把蛋糕做大。现在他又贸然请了好多人来分享，必然会导致部分人挨饿，比如他封的那些五等诸侯中就有很多人并没有得到封地，每月只能领到几千钱。

除了官名，王莽还热衷于改地名。想来他做了皇帝后可能精神、气色都非常不错，每天有花不完的精力，对改地名这事尤其热衷。其中，有些地方是换了个新的名字，有些则完全是在和汉朝对着干，如把固阳改成固阴，无锡改成有锡，曲周改为直周，东昏改为东明，诸如此类。而且王莽还乐此不疲，最后把全国几乎一半的地名都改了。

除了官名和地名，王莽还修改了很多东西，包括修改漏刻、历法、度量衡，甚至祭祀的音乐，这些事情本质上都是为了强行体现自己的新朝和前朝的不同。

当然，这些事情虽然无聊，但也可以理解。古代政权更替历来讲究焕然一新，讲究一朝天子一朝臣，现在王莽也不怎么换里面的内容，换套外衣总可以吧？

第二类改革是相对正面的，其中有一些制度是好的，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例如建立贷款制度，规定百姓因丧葬或祭祀需要可以向政府贷款，日后只需归还本金，不收利息；如果是为了从事农业、商业生产向政府贷款的，政府收取纯利润的十分之一做利息。又如，施行“五均六管”制度平抑物价；扩大太学的规模，从原来的数百人扩大到超过万人。后者对活跃整个社会的学术气氛、提高人民素质无疑是一个利好因素。奈何王莽不曾料到，天凤年间，长安的太学里走出了一个叫刘秀的年轻人。这个人我们容后再表。

最后一类是制度改革，本意是好的，最后却成为激化社会矛盾的祸首。其中首当其冲的就是王莽施行的井田制和私属制。

西汉末年，由于地方上豪强并起，田地越来越向少数人手里集中，造成富者越富、穷者越穷的景象，进而出现大量因土地被兼并而失去基本生产资料的流民。虽然是流民，但这些人也是要吃饭的。迫于生活的压力，他们要么选择卖身为奴，要么成为社会的不稳定因素。

这就是国家即将衰败的前兆，公平地说，当时的社会确实已经到了不可不变的地步。

这种情况显然和王莽口中“一夫一妻，授田百亩”的理想社会背道而驰。于是，他根据《周礼》《孟子》《诗经》等古书上记载的井田制度，于公元9年颁布了一道著名的诏令：将天下的土地改名为“王田”，奴婢曰“私属”，王田和私属均不得买卖；一个家庭中男丁不满八人的，占有的田地不能超过一井(九百亩)，超过九百亩的部分要无偿分给九族邻里乡党；以前没有田地的百姓，都可以按这一制度无偿获得田地。

王莽口中的“王田”，实际上脱胎于西周的“井田”。将正方形的九百亩耕地进行两横、两竖九等分，中间一份纳税，周围八份私有，就是传说中的井田制。王莽规定全国的土地归国家所有，每家男丁在八人以下的，占有的田地不能超过九百亩，并且禁止田地买卖，目的是平均社会生产资料，实现他所谓的百姓“人人有地种，家家有余粮”的社会。

王莽将奴婢改称为“私属”，并且禁止进行私属交易，是为了杜绝普通百姓变成大户人家的奴婢，截断奴婢的来源，使得私属数量只减不增，直至消亡，最终达到增加社会劳动力的目的。因为据孝哀帝时期的不完全统计，当时国家的官奴已有数十万之多，各个地方豪强的奴婢更是不计其数。在王莽看来，这些人“游戏无事”，光吃饭不干活儿，还浪费纳税人的钱，实在要不得。

此外，王莽还进行了币制改革。改革的原因是繁体的“劉”字由“卯、金、刀”组成，这犯了王莽的忌讳，于是他便废除了通行的错刀、契刀和五铢钱，另做小钱用以流通。

我们现在回头看王莽的所谓新政，除了他自己率性而为的一些事情，其他几乎全都脱胎于周朝甚至唐虞时的古制。这很容易解释，毕竟他前半生都是努力按圣人周公的标准打造自己的，因此他熟悉周朝的制度也是必然的。然而，王莽的改革步伐过大，执行时又缺乏耐性，其政策虽不能说是朝令夕改，但每次顶多坚持三五年。

这让我想起了一个人，这个人当年满世界跑来跑去，游走在各个国家间跑官要官的时候曾有过这样的执政宣言，大意是：“只要有人让我在这个地方做三年的一把手，我就能把这个地方搞回东周去。”(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论语·子路》)这个人就是孔老夫子。可孔子并不是单纯地吹牛，后来他在鲁国做官，到了第四年鲁国的情况果真得到很大程度的改观。王莽的能力不能比肩夫子的，他的理想既不切实际，又持之不久，因此与其说王莽是从现代穿越回去的，还不如说他是孔子三千弟子中某一个不太成器的家伙穿越过去的。

当然，这依然是一个笑话。

大概没人告诉过王莽，不管什么时代，改革总是要冒风险的，因为它必然会触及原有统治阶级的利益。因此，为了减少阻力，使政策能持续实行，社会能平稳过渡，改革的步伐就不能太大，要循序渐进。如果实在着急，需要尽快看到效果，可以小步快走。但总的来说，都应尽量避免跨越式的大踏步前进。因为若短时间内变化过大，不仅原有统治阶级会反对，老百姓也无法适应，更容易增加社会的不稳定因素。

初看王莽的改革，很多确实是以为民着想为出发点的，可实行王田、私属制度触动了地主阶级的根本利益，根本不可能一蹴而就，因为在古代，能掌握国家和社会的话语权者，通常不是靠人数多、嗓门儿大获胜的。

王莽的尴尬也在于此，他并非如同其他的开国之君，推翻一个旧的腐化的王朝，重新建立起一个新的有生气的王朝。王莽推翻的仅仅是刘姓皇室，而西汉末年整个腐朽的官僚机构几乎都被沿用，国家政治上的腐败并未得到纠正，甚至由于王莽为提高自己的支持率大肆许官而愈发严重。以这样腐朽老迈、毫无生气的朝廷和百官去推动激进如斯的改革，结果可想而知。因此，王莽的理想虽然很丰满，但最后免不了会被现实狠狠地扇一记耳光。

王莽要分田地触怒了地主阶级，由于他们明里暗里的反对，王莽的新政未得到有效执行，老百姓并没有得到政策上说的土地，社会地位也没有随着奴婢买卖的取消而提高，于是老百姓也不干了。两头不讨好的王莽三年后只好宣布恢复土地和私属买卖，结果这一来一回造成了更大的社会动**。加上他在十多年时间里毫无经济学依据反复进行的四次币制改革，钱币越改越小，面值却越改越大，使老百姓手里本就不多的钱越来越不值钱，终于引发全社会的不满。

可王莽对此仍毫不知情。而且，虽然他一再进行经济改革没让老百姓获益，国库却满得快溢出来了。于是，手里有粮心中不慌的王莽自恃财大气粗，便以为世间事无不可为。他认为现在已经是新朝，可仍有刘姓者称王称侯，周边的四夷也称诸侯王，这“违于古典”，于是便要把他们统统降级。

王莽要做什么，国内的王爷、侯爷们当然没法儿明着反对，只能任由王莽派来的人把他们的印信收走，削弱其权力。一下子，遗留下来的三十二个刘姓诸侯王都被降为公爵，一百八十一个侯爵被降为子爵，后来干脆降为平民，只留下了本就公开支持、投靠他的刘歆等寥寥数人。

王莽要降别人的级，刘家的遗老遗少们不敢反对，周边的国家却不这么好说话。

要说王莽做表面功夫的实力，那可不是盖的。就是去降人家的级，他也要做足气势。王莽大概仿照的是孔子口中“黄帝四面”的典故，他任命四人做“五威将”，每个五威将又有前帅、后帅、左帅、右帅、中帅五人做副手，并配备不同颜色且具有固定象征意义的旗帜和豪华的车马仪仗。四个五威将同时朝东、南、西、北四个方向出发，一起去降周边国家诸侯王的职。结果，走东边的到了玄菟、乐浪、高句丽和夫馀；去南边的环绕益州，贬句町王为侯；往西的至西域，尽改西域诸王为侯；向北的则抵达了匈奴王庭。

本来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汉朝与匈奴的关系已经得到改善，即便后来匈奴称臣，皇帝名义上仍把匈奴单于的地位置于诸侯王之上，发给匈奴单于的印信上的文字是“玺”。而王莽不这样，他以中国已改朝换代为借口，派一个叫王骏的做五威将去匈奴单于那里给人家换印信。

起初匈奴单于不疑有他，就把自己原来的印信给王骏，换了新印。等他回到家仔细一看，王莽给他的新印上已经把“玺”字换成了“章”字。

第二天匈奴单于找到王骏，说：“这不行，我不干，你得把原来那个还给我。”

王俊两手一摊：“不好意思，你看，原来那个昨晚给砸了。”

“不成，你们得给我再弄一个字样和原来相同的印信。”

“没门儿。”

这下可惹恼了匈奴人。始建国二年(公元10年)，他们结束了汉、匈边境数十年的和平，重新开始寇略边境，杀戮边民，并在第二年攻入云中郡大杀民众。

王莽得到匈奴入寇的消息，不说及时调整，重新反思自己的民族政策，相反地，他甚至还有一丝兴奋，决定教训一下匈奴人，让他王莽的名号一举走向国外。为了打响这一炮，王莽亲自制订了一个庞大的作战计划。在这个作战计划里，王莽打算调集甲兵三十万，分十二路并出，准备给予匈奴全方位的打击。

王莽自从做了皇帝，便拥有了谜之自信。这仗还没打，他就认定匈奴必败。他已经打算好了，要给匈奴单于这个铁定的战败者换个名字。既然是战败者，“匈奴单于”这四个字就不要提了，以后就管他叫“降奴服于”。他还准备等打完仗就把匈奴的地盘分成十五份，分给这个“降奴服于”的子孙。

对于跟匈奴开战一事，王莽的亲信严尤将军表示反对。王莽心里大概对匈奴人是不屑一顾的，就跟严尤说：“我兵多。”

“可你一时也集结不起来啊。”

“我粮多。”

“可你没有足够的牲口驮运啊。”

“我钱多。”

……

严尤真不知该怎么说好了。或许在王莽看来，打仗可能只需双方把家底拉出来比一比谁人多、谁武器厉害就能出结果。严尤耐着性子仔细地给王莽分析，说如果真的要对匈奴作战，朝廷将会面临五大难处。但此时王莽根本听不进严尤的话，依旧下令着手准备进攻匈奴的事情，全国各地陆续往边境抽调军队。

可三十万大军哪是一时半会儿能在边境集结完毕的？为了加快速度，王莽下令就近向东北的高句丽征兵。虽然高句丽臣服于汉朝，可他们不愿意为王莽卖命，何况前阵子王莽刚把他们的王降为侯爵。现在王莽要征兵，高句丽人民不干了，纷纷拿起武器反抗。

这又是一个因政策失误而导致的危险信号，可王莽不这么看。他认为，对于周边的国家，哪里有反抗，哪里就要有压迫，于是便在始建国四年 (公元12年)派严尤出兵高句丽。

高句丽人打仗历来不行。严尤带着队伍过去，揪着高句丽人就是一顿胖揍，很快便把他们打服了。征服高句丽后，王莽继续玩他的文字游戏，宣布将高句丽改名为下句丽，从精神到肉体对对方进行打击。

虽然这让王莽得意了一回，可高句丽的遭遇彻底激化了朝廷与周边国家的民族矛盾。结果，不只匈奴，就连西域各国和西南各民族也纷纷杀了朝廷安排在当地的官员进行反抗。

这下王莽抓瞎了，东、南、西、北都有人不服自己，都不知道打谁好。王莽虽然如他吹嘘的那样兵多粮足，但也不足以支持他多线同时作战。思来想去，王莽认为西南和西域这两个地方似乎较容易对付，于是先派平蛮将军冯茂率军平定益州，结果前后三年过去，战士死伤十之七八，无功而返。天凤三年(公元16年)，王莽另遣宁始将军廉丹率军三十万入川。尽管仗着人多势众，廉丹一度镇压了句町的反抗活动，但西南各地的武装反抗从未停息。

同年，王莽派五威将王骏、西域都护李崇率军出征西域。王骏此人的智谋并不足以用兵，他本想偷袭西域诸国，没料到自己却中了人家的诈降计，几乎全军覆没，王骏本人也被焉耆伏兵袭杀。

益州和西域的军事失利让北边原本打算分十二路出击匈奴的二十多万大军三年没敢动弹。可尽管没动，那也是二十几万张吃饭的嘴啊，这一年年拖下来，得耗费多少民力和钱粮！为了应付日益扩大的无底洞似的财政开支，一向自诩为民的王莽也不得不巧立名目开征盐、酒、铁、开采、赊贷、炼铜等苛捐杂税，各级官员则趁机大肆贪污、克扣，牟取暴利。

改革失败、社会动**、战事频发、官员腐败、民不聊生，王莽就这样自己把自己搞到了内外交困的地步。王莽想摆脱这种困境便逼迫官员，官员逼迫下属，下属逼迫百姓，百姓又能逼谁呢？只能逼自己造反。于是，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全国各地开始出现大大小小的暴乱，强盗、土匪、义军或打家劫舍，或聚啸山林，或隐于湖海，改朝换代时应出现的大动**终于来临。

面对这种局面，王莽又开始玩他那套骗人的鬼把戏。他先是让人用六百斤铜铸成一个长二尺五寸、类似北斗形状的器具，然后命人背着这一大坨东西跟在自己后面走，取的是厌胜之法，据说这样就能“厌胜众兵”。结果王莽经过观察，发现这个根本不顶用。于是，一年之后他又下诏书说自己准备像黄帝那样成仙升天，只要自己成了神仙，那凡间俗事便和他王莽无关。

王莽也不知是怎么想的，以为这样百姓就会相信，造反的人也会安心地放下兵器回家。可这又能比压胜之法强到哪里去呢？况且大家看王莽的表演已有好几十年了，国内的年轻一代都是看着他的演出长大的，谁还不知道他是怎么回事？结果只能是让别人“哈哈哈”大笑三声，然后该造反还是造反。

王莽见忽悠无效，只好来硬的。他任命自己的亲信为将，四处征讨义军。可我们知道，能和王莽尿到一壶里的都是些什么玩意儿。王莽让他们去平叛，他们却比土匪还像土匪，比强盗更像强盗。结果，大军的平叛就像小孩子玩的打地鼠一样，锤了这边那边又冒头，而且义军越剿越多，越打越强。

最终，起义军中出现了两股强大到足以撼动新朝的势力：南边的绿林军和东边的赤眉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