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显一伙干掉了萧望之，皇帝刘奭任他们随便捏着玩，剩下的事情不用说大家都能猜到，那就是窝里斗。

史高是外戚，石显和弘恭是宦官，双方本不是一类人，只是为了对付萧望之才临时绑在一条船上一致对外的。现在，对外的压力没有了，他们内部接下来就要有一方被踹入水中了。

依之前在扳倒萧望之时双方的表现来看，我们不难得出结论，史高虽然贵为大司马、车骑将军兼首辅大臣，但能力不济，石显和弘恭要踢掉他那还不是像挪挪屁股那么简单。好在史高也就是占个位子而已，大家除了上朝时见见面，基本起不了什么冲突，石显和弘恭也不急着动他。况且史高虽然无能，但不能无视史姓和许姓外戚的力量，一旦惹急了他们，自己也不好收场。

史高就这么没有存在感地又在大司马的位子上待了四年。可能是厌倦了朝廷的尔虞我诈，对自己的未来感到迷惘，也可能是经过几年终于想明白了萧望之为什么会得罪石显而惹来杀身之祸，也可能是背地里感到了石显日益临近的逼迫，亦有可能是因为身体的原因，总之，他终于想通了：自己确实不适合在这个朝廷混。

永光元年(公元前43年)，全国大规模地出现霜降和冰雹的反常气候，致使农田大面积减产，饥荒出现。以前出现异常的气候现象，按古人天人合一的看法，总认为出了灾异是上天在警示他的儿子，所以天子就要做一些事情来补救。可光有补救没有惩罚不行啊，谁家儿子犯了错还不得挨顿“竹笋炒肉”，怎么也得有些惩罚措施才能让他深刻地认识自己的错误，不然他老是不长记性怎么办？

第一个意识到这个问题的是孝武帝刘彻。可皇帝作为天子，谁也不敢替他老子来抽这顿板子，这时候刘彻就想：“不行，我总得做点儿什么来回应下老天，以显示自己已经深刻反省过了。”

当然，要受罚首先不能伤自己，那就得找一个重要人物来替代自己；其次，这事情又不能表现得太随意，必须是一件让天下人都震惊的事，不能是一件今天可以做一次，明天又可以再做一次的事情。

那什么事情可以满足这些要求呢？答案呼之欲出：那就是罢免三公，尤其是百官之首的丞相。

刘彻对自己的想法很是满意，而第一个倒霉蛋就是那个没什么能力和学识，只知道恭敬待人的丞相石庆。自从刘彻发明了这个以罢免三公来代替自己受罚的办法后，汉朝后来的各个皇帝都乐此不疲，甚至到了东汉末年，从孝安帝永初元年(公元107年)到孝灵帝末年(公元189年)的八十二年间，就有三十六次因灾异罢免三公的记录。皇帝们借此机会给朝廷中那些整日沉醉于权力斗争的大臣生动地讲述了人不能与天斗的道理。

这一次，全国出现大面积饥荒，趁着丞相和御史大夫替皇帝受过的机会，史高也一并上书，要求乞骸骨。刘奭大概没怎么考虑就同意了，还很高兴地赏了他安车驷马和六十斤黄金。按理说，除了特别强势的几个皇帝，大多数时候，外戚应当是帝王在朝廷的帮手，尤其是像史高这样位高权重却又没什么野心的外戚。有他占着大司马这个位子，皇帝在朝中想做点儿什么事也方便许多。刘奭的想法却与众不同，很可能他的想法非常简单：这次把丞相、大司马和御史大夫撸得一个不剩，足可向老天表达自己悔过的诚意了。

赋闲在家的史高，日子过得恐怕也不怎么安生，没过几年就病死了。至于与石显同是宦官的弘恭，则比史高死得更早。当然，弘恭的死多少还是有点儿疑问的。他身为中书令，地位比身为仆射的石显要高，恐怕石显已经觊觎他的位子很久了。毕竟一山难容二虎，除非一公和一母，除此之外，即便是两只阉虎也不成。

而且，“中书令”这个官职对石显这样的人来说太有吸引力了。

中书令是孝武帝刘彻创立的官职。依据古人给官职命名的规矩，中书令的“中”字说明了这是一个日常要在皇宫里工作的职务，负责给直接向皇帝上奏的秘奏“封事”。所谓“封事”，就是将臣下上奏的重要奏折用皂囊密封以确保机密不外泄。既然中书令负责密封奏折，那他完全可以自己先看了奏折再密封，由此可见这个位子的重要性。当年刘彻设立中书令的时候对此是有过充分考虑的，因此，能够担任中书令的人除了要有才能，至少还要符合两个条件：首先，他必须得到皇帝的极度信任；其次，他必须是刘彻认为的没有结党营私之可能的宦官。第一任中书令我们之前提到过，就是司马迁。到了后来，中书令的地位越发重要，像刘奭这样性子懒、身体又差的皇帝，甚至直接让中书令替自己处理政事，而且上朝的时候，中书令站的位置在百官之首的丞相之上。

人活于世间，若非甘于寂寂无闻，执着前行者总会受一些难以抵御的事物**。石显受了宫刑，绝了男人的念想，皇帝又常年大加赏赐，身家巨万的他对金钱已失去渴望，权力便成了他唯一执着的东西。因此，我们可以猜测(虽然这似乎没有什么根据)，这场斗争中剩下的石显和弘恭两人，关系绝对不像表面那么和谐。

不管怎么样，在两个人的暗斗中，最后石显获得了胜利，顺利地在弘恭死后接任了中书令一职。在此之后，外戚中地位最高的史高也去世了。于是，在这场历时数年的外戚、宦官和大臣的三方角逐中，宦官石显最终胜出。

从此之后，石显权倾朝野，朝中之事大多由他替皇帝决断。很多为求富贵的大臣，如少府五鹿充宗、中书仆射牢梁之流，纷纷投在石显麾下，充当其党羽和爪牙，甚至后来朝中的五位尚书都成了石显的党羽。当然，朝中也有正直不阿的大臣，很看不惯石显的作为，可这些大臣但凡敢跟皇帝提石显的不是，很快就会收到石显送来的直达地府的单程票。

京房是这些大臣的代表。之所以说他是代表，是因为别人揭发检举石显，都是抱着一种事后大不了一死的想法去的，而京房是知道自己事后肯定会死却还要去的，因为京房的学术专长是算卦。

京房的老师叫焦延寿，此人精通《周易》，在小黄县做县令时常常算卦预测县内即将发生的奸邪事情，竟也非常准确。小黄县在他的治理下风气很好，每次政府考核，焦延寿的得分都很高。京房大概是在小黄县拜师学艺的，他不仅是焦延寿的得意门生，而且在专业上青出于蓝。

初元四年(公元前45年)，京房被举为郎官。在其后的几年里，他多次上书预言即将发生的事情。事后证实，京房所说的那些事情在他上书后早则数月，迟则一年，基本都应验了。京房的表现引起了刘奭的注意，刘奭经常找他咨询事情。京房为人正直，很看不惯石显在朝中肆意结交党羽、排除异己的作为，常想趁着皇帝召见的机会揭露石显的面目。

一天，京房趁着刘奭召见他的机会，请求和刘奭讨论一些过往的事情。得到刘奭的同意后，京房发问：“陛下，您说像周幽王和厉王这样的君主为什么会亡国呢？”

刘奭学识很高，不假思索地回答：“那是因为他们昏庸，任用了那些谄媚的小人。”

京房又问：“那幽王、厉王知不知道他们任用的是小人？”

刘奭说：“当然不知道，知道还能用吗？”

京房接着问：“那现在的人怎么知道他们是小人呢？”

刘奭说：“这还不简单，我们读书啊，我们通过史书的记载知道当时的社会很乱，而且后来幽王和厉王都败亡了，所以说他们当时任用的是小人。”

京房进一步启发刘奭：“陛下圣明，君主任用贤能之人，百姓就能安居乐业；君主任用谄媚小人，国家就会民不聊生，这是有道理的。那幽王和厉王为什么不觉悟呢？”

刘奭大概还不知道京房所指何意，笑道：“每个君主都以为他的臣子是贤能的，如果他们都觉悟了，那天下哪里还有亡国之君？”

京房继续诱导刘奭：“那后来的齐桓公和秦二世也知道幽王和厉王的事情，并且还嘲笑过他们，可为什么到最后还是免不了步他们的后尘呢？”

刘奭说：“那是因为只有真正有德的君主才懂得从历史中吸取教训，惩前毖后。”

好了，铺垫完了，京房郑重其事地脱下帽子叩首，说道：“陛下，《春秋》中记载了两百多年间的灾异以给后来的君主借鉴，而这些日月不明、星辰逆转、山崩地裂、四季混乱、灾祸横行、民不聊生的事情如今都已经出现，臣敢问陛下，当今算治世还是乱世？”

这时，刘奭好像才听出一点儿意思，他说：“是有点儿乱，你有什么要说的吗？”

京房马上接口问道：“那陛下，您现在任用的是谁？”

刘奭再傻也知道京房是什么意思了。他也不回答，而是顾左右而言他：“现在的灾异比以前轻多了，这和用人没什么关系吧？”

京房决定豁出去了，他回答刘奭：“以前齐桓公和秦二世也是这么想的，恐怕以后我们就成他人的笑话了。”

刘奭沉默了许久，反问京房：“你指的是谁？”

京房再拜：“圣明的陛下心里知道。”

刘奭装傻：“朕不知道，要是知道的话，还能用他吗？”

京房这时已经不是暗示了，简直就是明示：“就是您最信任的、能够罢免天下大臣的那个人。”

刘奭最后以一句“知道了”结束了这场对话。

刘奭的“知道了”其实和“不知道”一样，因为对话前和对话后，他对京房也好，对石显也好，态度上都没有一丁点儿变化。然而，京房的话显然刺激了石显，石显决定将他除之而后快，而之前京房在朝中的提议也引起了绝大部分大臣的不满。

大臣们不满京房绝非因为灾异的事情，而是因为京房多次向刘奭建议，由他主持考察官员的政绩。这项工作在朝中历来由刺史负责，可对于大臣们而言，由别人做可以，由京房做却不行。别人来考察政绩，平时工作好的自然不怕，工作差的做做假资料，塞塞红包，走走过场，多数也能蒙混过关。可谁也架不住京房这家伙会算啊！要是他来考察地方政绩，可能他都不用下地方，在家里摆开先天六十四卦算一下就可以了。

事能瞒人，还能瞒天乎？

京房先得罪了大臣，后又得罪了石显，很快便被石显找个由头下放到了地方，紧接着又由地方下了大狱，不久便被石显以“诽谤政治，归恶天子”的罪名弃市。

此外，还有诸如太中大夫张猛、御史中丞陈咸、淮阳王的舅舅张博、待诏贾捐之等人，也因为得罪石显而死。至于那个周堪，则在永光四年 (公元前40年)犯了不能言语的疾病，结果被石显用话活活挤对死了。

这下，朝中再也没人敢明着跟石显斗了。对此，刘奭却不在意，不仅因为在他看来，下面斗成什么样都不要紧，只要他依旧坐在皇帝的位子上就可以了，还因为他的注意力已经转向了朝廷之外。接下来西域发生的事情，正让他享受着天朝上邦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