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一说“何凤山为犹太人发放签证”一事。

1938年—1940年间，何凤山利用自己中国驻维也纳领事馆总领事的身份，以人道主义立场，为数千名因纳粹反犹运动而陷入绝境的犹太人发放前往上海的签证，使他们顺利逃离了纳粹的魔掌。另有统计称，从1933年-1941年，共有约2-3万犹太难民利用此类便利，进入上海避难。①

这段历史，在何凤山生前一直鲜为人知，直到20世纪90年代后期，才被史学界发掘出来；然后在2000年之后，又靠着各种纪录片、电影、电视剧（如《最后一张签证》）的宣传而渐获普及。何凤山也获得了“中国辛德勒”的美誉。

救助犹太人一事，何凤山晚年在撰写回忆录《外交生涯四十年》时，有所叙述，但着墨不多。

关于给犹太人发放签证的情况，何是这样写的：

派我为总领事，时在1938年5月。……周其庠改任副领事，与以前在使馆一样，负责办理护照签证事务。此时排斥犹太人之风甚炽，许多犹太人的店铺都被纳粹的黄衣挺进队打毁，老板被捕入集中营。奥（地利）籍的犹太人，大都想法离开奥国前往美国，然而美国容纳移民的数目有限，而且条件苛刻，所以大多是来中国领事馆签证，前往上海，实则心存观望，依然是等待美国或英国的签证机会。……自德奥合并后，希魔逼迫犹太人的气焰日益高涨，于是有美国的教会与慈善机构极力拯救犹太人。我与这些机关密切联系，凡可尽力之处无不尽力，不知救活了多少犹太人。②

这段叙述大体符合史实。当时，奥地利的纳粹反犹浪潮颇为凶猛——反犹的核心目的之一，是迫使犹太人离开奥地利。而犹太人要想离开奥地利，需要持有签证以证明其目的地，否则就将面临被押送至集中营的命运。在英、美等国移民名额已满、而进入上海不需要移民申请的情况下，寻求一份可以证明其目的地是中国的签证，就成了许多犹太人退而求其次的选择。何凤山与中国驻维也纳领事馆，遂在这种背景下，开始给犹太人发放签证，几乎来者不拒。③

2006年，“上海犹太研究中心何凤山研究课题组”采访了何凤山的学生刘冠初。刘提供了此事的另一重背景：

何凤山确实给了其中一部分人中华民国护照。他这样做一方面出于同情犹太人，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解决经费问题。当时，中国与欧洲几乎断绝联系，驻外使领馆活动经费匮乏。尤其是在1937年，中国外交部没给何凤山一分钱。当时申领一本中国护照大概要付180英镑，中国驻维也纳总领馆这项收入约为6万英镑。何凤山用这些钱维持了工作人员的日常经费。总领馆关闭后，剩下的钱后来交给了中国驻英国大使馆。上述情况有的也不是何凤山本人所讲，而是我们从其他方面了解所得。④

因为涉及“经费问题”，中国驻维也纳总领馆为犹太人发放护照一事，曾引起中国驻德大使馆的注意以及调查。据何凤山回忆：

这位周君（注：具体负责办理护照签证事务的副领事周其庠）平日人缘极坏，自然有人造谣，向大使馆告他出卖签证，贪赃枉法。陈大使（注：中国驻德大使陈介）以为得到把柄，正好开刀，于是派了丁参事文渊来馆调查。……（调查结果）均是无可指责之处。

需要注意的是，在中文知识界所出版的诸多赞颂何凤山的文章、著作、纪录片乃至电视剧中，驻德大使陈介与驻德大使馆参事丁文渊，几乎被统一描述成了“阻挠何凤山义举”的反面人物，连带着整个国民政府的立场，也被曲解成了何凤山的对立面，甚至出现了给何凤山设置障碍（恶意断绝经费）乃至实施惩罚（行政记大过）之类的荒唐情节。

这些描述，旨在将何凤山塑造成一个不畏强权打压仍要坚持义举的“高大上式人物”，但并不符合史实。当时的真实情况，可参考刘冠初接受口述访谈时的说法：

何风山当时在办签证时也是有所顾虑的，主要来自两方面的压力：德国方面和中国方面，但实际情况并没那么严重。德国方面当然有反犹政策的因素，但是迫使犹太人离开也是纳粹的目标。所以，如有国家给犹太人发签证，使他们得以离开，德国人并不阻拦。至于中国方面，尽管驻德大使陈介指示何凤山应对发给犹太人签证“加以限制”，但也没有强力阻止。不过，当时领事馆门口整日排着长队，德国秘密警察又严密监视进出人员，倒是使前来申请签证的犹太人感到不便和不安。面对这样的情况，何风山想出了一个办法。当时领事馆后门小巷内有一个酒吧，何凤山便派了一位实习领事坐在那里接待犹太人，给犹太人办理签证。据何凤山说，他本人也曾在那里接待过犹太难民。这种方法既快捷又安全，最忙的时候一天能办理上百份签证。⑤

也就是说，当时的德国政府并不反对何凤山给犹太人发放签证，当时的中国驻德大使馆也无反对指示，只是要求对签证的发放“加以限制”——正因为签证发放量较大，才引起了中国驻德大使馆的注意，派了人前来调查与签证发放相关的经济问题。而之所以在领事馆后门小巷的酒吧开设接待点，完全是为了便利那些对德国秘密警察心怀畏惧的犹太人。

中国驻德大使陈介“加以限制”的态度，也见于何凤山的回忆录：

我国对犹太人的签证，态度不一致，其后因此而发生了问题。例如本馆得自外交部的训令，即犹太人请求签证入境者，条件宽厚，不予拒绝。而孔祥熙院长并进一步公开对犹太人的遭遇表示同情，有特辟海南岛为容纳犹太人地区之说。不过在同一政府之下，驻德大使馆的态度则不然，是时陈介当大使，他以为希特勒既然反犹太人，我国为维持中德邦交，不能与他唱反调。某次在长途电话中，他指示应对签证加以限制。我即告知外交部的训令并非如此，而是采取开放政策，他听闻后极不以为然地说：“叔谟（当时外交部政次）那里我去关照，你依我的说话照办好了！”我唯诺称是，满以为外交部对此将另有新的指示，然而一直等待，毫无音讯。副领事周其庠因此而仍照原电指示办理。

陈介给何凤山的这一指示，是无可厚非的。

陈介是湖南湘乡人，早年入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法科深造，后转入德国柏林大学攻读法政、经济专业。1935年任外交部常务次长。1938年6月，中德关系面临决裂，陈介临危受命出任驻德全权大使，核心任务是阻止德国承认伪满洲国。在德国已决定彻底倾向日本的前提下，这实际上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陈介于1938年9月下旬抵达柏林，迟迟未能获希特勒接见，也未能呈递国书——期间，德国已向伪满洲国呈递了所谓“国书”。蒋介石也很清楚，继续维系中德关系的希望已经不大，故于11月建议陈介“托辞离德”，但陈介主张继续坚持。至12月，局势终于出现缓和，陈介得以面见希特勒，向其呈交国书，继续维持两国外交关系于一线。

陈介对何凤山（当时德、奥已经合并，何相当于陈的下属）下达的“犹太人签证”问题的指示（“加以限制”），即是基于上述背景而展开——不反对何凤山给犹太人发放签证，是因为德国政府的政策允许犹太人获取签证后离开奥地利；要求何凤山对签证的发放量“加以限制”，是不希望中国使领馆的做法超出常态、迥异于其他驻德使领馆，进而引起希特勒政府的猜忌——陈介上任时，正值中德两国就撤回德国来华军事顾问一事剑拔弩张，德国政府一度威胁中国政府，若坚持雇佣合同的法律立场不放德国军事顾问回国，德国有可能选择与中国断绝外交关系。这对正在坚持抗战的中国非常不利。自然，陈介不希望在犹太人问题上再予希特勒政府以借口。⑥

简言之，陈介要求何凤山对签证的发放量“加以限制”，旨在维护中国的国家利益，是中国在“中德日”三角关系上争取德国支持的最后努力——尽管这种努力并不成功。

可惜的是，在中文知识界的某些图书、纪录片和影视作品的创作者看来，真实的历史情境似乎无助于体现出何凤山的伟大；必须将何凤山发放签证时所处的环境弄得险恶异常，乃至随时有生命危险，必须给何凤山设置几个非常可恶的敌人，何凤山的义举才有值得一说的价值，否则就会欠缺“艺术效果”与“节目效果”。

所以，他们虚构情节，强行将陈介、丁文渊等人塑造成了反面历史人物，强行将何凤山的做法与陈介的指示二元对立——既然何凤山是好人，何凤山的做法是对的，那么，陈介就必须是坏人，陈介的指示就必须是错的。

这是一种极其可笑的思维定势，也是一种极其可笑的做法。

附带再介绍一下国民政府在救济犹太难民一事上的立场。

何凤山在回忆录中说得很明白，“犹太人请求签证入境者，条件宽厚，不予拒绝”乃是他“得自外交部的训令”，外交部有这样的政策，与国民政府当时针对犹太难民的整体政策直接相关。

1939年3月，立法院院长孙科提交议案，建议在西南边区为犹太难民专门划出一片寄居区。孙科认为，此举有两个好处：（1）能够救助犹太难民，还能增进英、美两国普通民众对中国的好感，达到抗战宣传的目的；（2）犹太难民的财富及能力，也可以用来为抗战服务。

为救助同胞，在华的犹太银行家雅克布·保格拉斯（Jacob Berglas），也于同期向国民政府提议，移民十万犹太难民到中国居住，每名犹太人入境时随身携带50—100英镑。如此，中国可通过收容犹太难民提高外汇储备，犹太难民则可获得栖身之所。

对于上述议案与提议，国民政府先后多次召集外交部、内政部、经济部、财政部、交通部商议，就其可行性进行论证，就可能出现的外交问题、财政问题、民族问题、宣传问题进行磋商。

最终，议案与提议在原则上得到了国防最高委员会及行政院的同意。国民政府拟定的初步安置计划包括三点：

（1）犹太难民入境后须遵守中国法律，“不作任何政治活动或主义宣传，不批评或反对三民主义”。

（2）入境后“暂寄居于通商口岸，不得杂居内地”，可自愿申请加入中国国籍。

（3）中国政府承诺为犹太难民的求职提供帮助。

关于具体安置地点，内政部建议可设于边境地区的商埠，如“英属缅甸接近之云南腾越（即腾冲）商埠”或“法属安南接壤之云南河口商埠”。

外交部则认为，如果寄居区“接近通商口岸或国际路线，易受外力**，于我不利”，建议“无国籍犹太人……宜远离通商口岸及国际路线”“有国籍犹太人，应限居于通商口岸”。

军政部的意见与外交部大致相同，建议寄居区“须在我能充分行使权力区域内，以不接近国境线为宜”，如滇越铁路上的蒙自。

雅克布·保格拉斯“对移民十万犹太难民来到中国”一事多方奔走，他理想中的移居地点是昆明。当时上海英文报纸《密勒氏评论报》，也曾发表过《10万犹太人可能在中国找到家，云南会成为难民的应许之乡，德国银行家令人鼓舞的动议》之类的报道。

可惜的是，因为中日战局的变化（日军控制下的上海开始限制犹太人入境），德中关系的崩解，以及国民政府财政状况的恶化，上述讨论没有能够落实。

不过，这种对犹太难民充满善意的政策氛围，仍给了包括何凤山所在的中国驻维也纳领事馆等机构相当大的空间，使他们能够尽其所能发放签证，帮助困境中的犹太人逃离纳粹的迫害——如何凤山所言，他和周其庠的作为，系“得自外交部的训令”。

最后再说一下时任维也纳领事馆副领事的周其庠。

按何凤山的描述，周其庠是使馆内直接“负责办理护照签证事务”之人。何在回忆录中，对周其庠的性格和工作作风，有较多负面描述，比如上班懒惰迟到、对待同胞态度恶劣、同僚人缘不佳等。周在副领事任内，因“护照签证收入”未能及时汇至国内（被战事耽搁），而被外交部以不忠职守为由中途召回，相当于开除。

目前，关于周其庠生平的资料严重匮乏。笔者仅于其友人冯纪忠（周在维也纳时与冯结识）的回忆录中寻得只言片语：

周其庠后来去到香港做生意，办什么养鸡场，最后鸡都死光了。1950年代还在，1960年代就不知道了。驻奥地利总领事那时是何凤山，周其庠是领事，就是他们给许多的犹太人发放“生命签证”让他们逃到上海。⑦

历史应该记住何凤山，记住周其庠，记住那些关于如何安置犹太难民的发黄卷宗；也应该记住陈介与丁文渊，而不是为了“节目效果”将之污蔑为反面小人。虚构反派，不是赞美义举的正确方式。

参考资料

①黄媛，李惟玮.犹太难民与上海[M].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5:8-16.

②何凤山.外交生涯四十年[M].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0:75-85.

③潘光.犹太研究在中国——三十年回顾：1978-2008[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8:292-295.

④⑤潘光.来华犹太难民资料档案精编（第2卷）：亲历记忆[M].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7:13.

⑥陈仁霞.德国召回在华军事顾问始末——中德日三角关系背景下的历史考察[J].抗日战争研究，2004,（2）.

⑦冯纪忠.建筑人生——冯纪忠自述[M].北京：东方出版社，2010: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