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3月12日，山东滕县城隍庙住持杨老道，头戴大红帽，身穿黄马褂，率大批红枪会众，包围了滕县县城。会众在城外鼓噪，要求滕县地方政府接受他们提出的三项要求。除重建城隍庙与神像、恢复红顶花翎两项与会道门利益相关者外，最引人注目的一项是：“放任妇女缠足。” ①

缠足问题成了一场民变的核心诉求之一，可见1929年的滕县民众，对国民政府推行的“禁止妇女缠足运动”，是多么深恶痛绝——此类问题并非个案，据《成都国民日报》的报道，1932年，四川派了“放足检察员”下乡检查，结果这些人到了基层，“激起全村公愤，各家壮丁咸摩拳擦掌，准备缚而杀之” ②。

禁止女性缠足，本该是一项善政。何以办事人员到了基层，却得了一个人人怨恨、人人喊打的结果？

一、缠足背后的经济算计

缠足是中国历史上流行甚久、久禁不绝的一种陋习。它大约始于元代——元代晚期才出现“三寸金莲”式的缠足之法，此前那些被视为缠足的相关资料，实不过是以布袜修饰脚型，使其显出一种长而窄之美，而非阻止脚的发育——盛行于明清。

康熙三年，礼部曾奉命制定过禁止缠足的法律，对缠足者之家长施以重刑。但因执行难度过大，该禁令不久即被废止。此后，政府长期对缠足之风持不加干涉的立场，直至清末知识分子发起不缠足运动。进入民国后，北京政府与南京政府，均致力于从政策上禁绝缠足。

作为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缠足的出现，有文化、制度方面的诸多因素。比如有闲阶层“以纤弓为妙”，带动了妓女与上层贵族妇女刻意整塑自己的脚型，使元末人陶宗仪生出“近年则人人相效，以不为者为耻也”的感慨（这种整塑与后来的裹脚仍有区别）。再如父为子（女）纲、夫为妻纲的权力架构，使得女性很容易在家庭投资中沦为物化最严重的对象。

但缠足能够流行数百年，最核心的因素，仍是经济利益。在张五常看来，给女性缠足的目的，是为了防止其出嫁后逃走，缠足带来的走动能力下降，对女性从事纺织与家务并无大碍，亦即：“对新郎的父母来说，由此造成的身体残疾可由姑娘降低了的逃跑能力来补偿而有余。因此，他们愿意为裹足的新娘支付更高的市场价格。这给新娘的父母提供了一个信号，使他们在新娘通过婚约许配给人以前很久就给她裹足。”③

防止逃跑其实不是缠足的核心经济价值。姚遂的研究发现：缠足女性的劳动价值主要体现在纺织活动上，纺织活动的收益上升，缠足也会随之流行；反之，缠足则会遭到抑制。

明清两代，江南地区的农家不流行缠足——如乾隆时的赵翼所说，苏州城内女子“以足小为贵”，但城外的妇女们却“皆赤脚种田，尚不缠裹”。这背后的原因，即在于纺织的收益相对耕作并无优势。具体说来就是：明代朝廷长期对江南地区征收重赋，亩均税粮常常是全国水平的3-4倍。这种盘剥经常造成谷价的飙升，使得纺织品相对贬值，让织布者陷入“少怠即朝不能夕”（略微偷懒就难以糊口）的境遇，于是“三时农忙率其妇子力作”（农忙时带着老婆孩子一起下田干活）就成了明代江南地区的常见情形（见嘉靖时成书的《江阴县志》）。到了清代，江南地区的情况并未改观，民众依然在承担重赋，粮价的上涨与布价的下降，使得“天足女性比缠足女性更有价值”。

相对应的，自明代中晚期开始，缠足在中国北方地区的民众中普遍流行，其核心原因在于北方家庭棉纺织业的发展（这得益于北方是主要的棉花种植区），使得女性在家中纺布的收益高出了下地耕种的收益。

姚遂还研究了湖广地区（主要是湖北、湖南）和四川何以在清代中晚期形成了缠足之风。他的结论是，这三个地区“基本上都遵循一个规律：在（家庭）纺织业发展的地区，缠足的习气就更加浓厚”。清代中期以前，这三个地区人少地多，棉花主要外销，纺织品的市场有限，价值也不如耕作所得的农产品，所以女性的缠足风气受到了抑制。清代中期之后，情况渐渐发生变化，棉纺织品对普通农家的价值上升，缠足之风也随之流行开来。④

二、民众厌恶“反缠足运动”的三个原因

晚清的反缠足运动始于外国传教士。庚子年后，这场运动深入到了清廷内部。1902年，岑春煊署理四川总督，上任伊始就发布告示，号召禁绝缠足。告示里说，缠足是一种有害于国家强盛的毫无廉耻的行为：“以小脚求媚于人，乃是倡优下贱的思想。世间喜小脚的，必是轻薄无行的男子。” ⑤

告示被贴满全川，还印成五万份小册子发给识字民众。总督搞出这么大动静，且把话说到这种程度，四川有脸面的官绅们自然不好再继续维持对小脚女性的喜好。随后，在官绅名流的倡议下，四川成立了20余个反缠足团体；1903年，又有100多名官绅名流的太太在成都文殊院举行了公开的“放足活动”，活动的宣传文稿称，中国女人的小脚被洋人拍入照片，拿去宣传“我泱泱华夏野蛮落后”，实在是罪莫大焉。

官绅名流“觉醒”起来很容易，普通民众则不然——官绅名流与缠足之间，只维系着一种病态的审美；普通民众与缠足之间，却如前文所言，存在着实实在在的经济利益。所以，当官绅名流致力于去启蒙普通民众时，他们发现自己踢到了一块铁板。1906年的《广益丛报》里说，四川提倡放足已经好几年了，花了很多气力，但“不肯释放者，总居其多数也”。1910年，四川巡警道发布告示称若不放足“即是犯了王法”，这种遣词造句颇有专门针对底层民众的用意，却仍是反响寥寥。

进入民国后，北京政府与南京政府也踢到了同一块铁板。以山西为例。阎锡山自辛亥后执掌山西省政，即致力于废除缠足。在阎的理解，山西全省人口一千万，女性居半，因为缠足的缘故，“多为不事生产之人”，不废除缠足，山西必然“人种积弱，难期富强”。所以，他制定的反缠足政策，不但要惩罚（主要是罚金）违反禁令给孩子缠足的家长，还要惩罚缠足者本人、娶缠足女性的学生、为缠足女性制卖木底的工商业者。

这种做法，很快就招来了山西民众的普遍怨恨。山西太原县赤桥村人刘大鹏的日记，将底层民众的这种怨恨记录了下来——刘大鹏生于1857年，逝于1942年。1894年中举，三次入京会试均落榜而归，没能进入官场。为了谋生，他在太谷县某富商家中担任坐馆教师，一做就是二十年，是一个底层士绅。

1918年6月14日，已回乡务农的刘大鹏，在日记中写道：“吾邑办理天足，现派妇女下乡，挨户查女人之足，分四路查办，今日到吾里，百姓莫不怨恨。” ⑥

刘大鹏所观察到的这种来自底层民众的怨恨，主要由三部分构成：

（1）禁止缠足固然是对女性的解放，但同时也相当于削弱了女性在婚姻中的经济价值。为了避免这种损失，山西的壶关县、潞城县等，均出现了“令女早嫁”的风潮，赶在禁令到来之前，将已缠足而未成年的女儿匆匆嫁出去。

（2）具体的办事者，站在“我在办善政”的立场上，自认为占据着道德高度，往往采取粗暴的手段——比如直接闯入民众家中搜查、直接捆绑民众示众游街，来完成上级摊派下来的任务（各县放足比例是当时重要的县政考核指标）。刘大鹏在日记中提到的派妇女“挨户查女人之足”，其实尚算温和；甘肃酒泉县县长魏允之的做法，是自己亲自前往女校给女学生“脱袜检查”，又亲自带人下乡，“亲入民宅，凡四百七十余户”，搜查村民家中是否藏有裹小脚者⑦。河南禹县女性陈秀珍12岁时（约为1933年）遭遇当地政府的放足搜查，逃入庙中仍被找出，搜查者“刺啦一下给我撕开（裹脚布），撕开给我抖了抖，叫俺爹挂到脖子里头去游街” ⑧。

（3）因反缠足运动配套有罚款政策，受经济利益驱动，具体的办事者在搜查裹脚者时往往格外卖力。刘大鹏作为一个底层士绅，并不反对女性放足，认为反缠足运动的本意“并非不善”，但他无法接受有人借这场运动鱼肉百姓。在1918年6月23日的日记中，刘大鹏写道：“本县查足一事，近日藉以扰民。凡查办人役回县报告某家妇女其足未改，即唤到县科罚大洋，初则一元、二元，继则三元、五元，现则十元、二十元矣。无钱穷民即行管押，缴钱始放，此等苛政不亦猛于虎乎！”

当时，就罚款额度，各省皆制定有具体的标准，但并无任何机构可以监督罚款执行者所得金钱的去向。以山西为例，阎锡山制定的罚款标准非常宽泛，对一般民众，若发现其女儿缠足，一般是罚其家长3-30元；对娶缠足女子的新式学生，一般是罚30-300元。也就是说，具体的执行者不妨对民众罚款30元，再按罚款3元纳入公账（甚至不妨对这笔罚款毫无记录）。刘大鹏提到太原县的罚款额度从1元、2元上升至10元、20元，这背后很可能就藏着这种猫腻。这也是具体的执行者乐衷于破门入户、擅闯民宅的重要原因——1909年出生的兰理氏是河南开封人，她回忆当时的缠足搜查政策是“一天几遍查，一天几遍搜”。如此勤奋的背后，是一颗颗逐利之心在跃动。

这种逐利，是很普遍的现象。前文提到的河南禹县女性陈秀珍，她的父亲本被威胁要挂着裹脚布游街，结果“给了她（检查者）两块现洋，没叫俺爹游街”，用钱解决了问题。类似的情形，也见于河南孟县，时人回忆，当地的“有钱人家，有接待查足的，并输付给1至2元钱，就可放过不查”，没钱者的人家，只好“一听到狗吠声，缠足的妇女赶快下萝卜窖躲藏” ⑨。如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何会发生本文开篇提到的“人人怨恨、人人喊打”的情形。

事实上，权力并非无所不能。自清末一直持续到抗战全面爆发前夕（抗战期间后方某些地区也推行过这类运动）的“反缠足运动”，并不是缠足这一恶俗消亡的核心原因（这并不是说“反缠足运动”无价值）。真正使女性免于遭受肢体摧残的，是经济环境的变化——正如劳雷尔·宝森（Laurel Bossen）对云南禄村的调查所揭示的那样：该村之所以在1930年代之后不再给女性裹脚，核心原因乃是“家庭纺织生产变得无利可图”，女性“不得不走出家门下田劳动” ⑩。

禄村如此，禄村之外，也是如此。

参考资料

①佚名.滕县匪退后之善后[N]申报，1929，第3版.

②杨兴梅.南京国民政府禁止妇女缠足的努力及其成效[J].历史研究，1998,（3）.

③张五常.经济解释：张五常经济论文选[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117.

④姚遂.耕织经济与中国灰姑娘：中国缠足兴衰的经济学解释[J].经济学报，2017,（2）.

⑤郑光路.四川旧事[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8:35.

⑥刘大鹏.退想斋日记[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262.

⑦陈赓雅.西北视察记[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2:174-175.

⑧李小江.让女人自己说话：文化寻踪[M].上海：三联书店，2003:242-245.

⑨王尔昌.民初孟县剪辫放足的实施概况[J].文史月刊，1994,（6）.

⑩宝森.中国妇女与农村发展：云南禄村六十年的变迁[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