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秦汉流传的管仲故事，存在四大不可信之处
清华简《管仲》
孔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如果说齐桓公是春秋第一霸，那么管仲就是春秋第一相。可见，管仲确实是春秋史上一个关键人物，也正因如此，战国秦汉学者抒发政治主张时，往往将一些符合自己观点的传说，套在管仲的身上，结果管仲被附会的事迹越来越多。
管仲出身并非贫寒——《史记》不可信
在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第六辑中，有一篇文章叫《管仲》。该竹简记录了齐桓公与管仲的对话。
战国时的齐国有着当时天下的文化中心——稷下学宫，稷下学宫的学者专门编写了一部《管子》，之后这部书直到西汉都一直有附益，可以说是一部集体创作的托古改制作品。其中不少故事相当精彩，以至后人耳熟能详；也涉及一些政治、法律、军事史料，被学者广泛运用研究春秋齐国史。西汉时期大儒刘向、刘歆父子对其进行整理，当时共有五百六十四篇，删去重复的四百八十四篇，定为八十六篇。今本《管子》全文仅有七十五篇，另外十一篇有目无书。
简文内容主要讲的是管仲与齐桓公的治国理念，其中有涉及“为君与为臣孰劳”的问题。管仲认为是臣劳，而齐桓公认为是君劳。齐桓公还拿自己作为例子，说“日三怵之，夕三怵之”，意为自己每天白天三次戒惧、晚上又三次戒惧。管仲最终同意了齐桓公观点。
除了《管子》和清华简《管仲》外，记录管仲的史书还有很多。其中比较系统的有《国语·齐语》《史记·管晏列传》，此外，《左传》《论语》《战国策》《韩非子》《说苑》《汉书》等也都零碎记录了管仲的若干言行。
其中公认《左传》是记录春秋史最可靠翔实的著作，而其他史书在叙述春秋史时，多少存在一些托古改制的成分。所以，我们要考察管仲的历史，应该对战国秦汉史料的记载认真辨析，尤其是一些基于大众性的认知。
《史记·管晏列传》中借管仲之口讲述他早年的经历：“吾始困时，尝与鲍叔贾，分财利多自与，鲍叔不以我为贪，知我贫也。吾尝为鲍叔谋事而更穷困，鲍叔不以我为愚，知时有利不利也。吾尝三仕三见逐于君，鲍叔不以我为不肖，知我不遭时也。吾尝三战三走，鲍叔不以我为怯，知我有老母也。”管仲是颍上人，曾与鲍叔牙合伙做生意，分钱时每次给自己多分配，也曾多次被主君驱逐，还曾多次作战都逃跑，可以说经历非常坎坷了。
以上关于管仲出身的诸多史料，总结起来无非就是说他出身贫寒，且事事不顺。这些记载，其实很容易让我们联想到一个人，他就是管仲齐国的前辈——姜太公吕尚。
同样是《战国策·秦策》，说吕尚是“齐之逐夫，朝歌之废屠，子良之逐臣，棘津之雠不庸”；同样是《说苑·尊贤》，说“太公望，故老妇之出夫也，朝歌之屠佐也，棘津迎客之舍人也”。吕尚被悍妇逐出家门，在朝歌卖肉亏本，被子良氏所废黜，连在棘津卖身都没人要，这与管仲的出身是多么相似！但我们也要注意，《秦策》中说出这些话的策士姚贾，本是一个“子监门子，梁之大盗，赵之逐臣”，为了游说秦王政任用自己才说出这些典故。
那么姚贾本身不是在叙述历史，而是在说明道理，特别是战国这个贵族政治解体的时代，下层游士为了能被君王看重，有意识地将一些历史名人塑造成出身低微，所以尚贤思想在诸子中非常流行，尤其是墨子居然率先主张禅让。
但是他们讲述的这些史料，并不会被所有人接受。比如孟子就说吕尚是“天下之大老”，也说管仲“举于士”，那么吕尚原本就是极有声望的长者，而管仲也是从底层贵族中选拔出来的，并非贫困潦倒、霉气冲天的小贩。
除了与其他记载存在一定矛盾，这类史料最大的不可信，就是以今度古，认为春秋与战国的社会形态是一致的，而春秋战国之际恰恰是古代史上最大一次变革。简单来说，春秋以前的社会主体是氏（家族），因为铁犁的普及与牛耕的推广，战国以后的个体家庭成为社会主体。只要把握了这一条线索，就能注意到不少战国以前的人物，对于其贫贱出身的叙述都缺乏可信度。当时个人与氏是一个整体，即使处于底层家庭，依然需要共同耕作家族田产。
管仲当出身于齐国大族管氏。齐桓公的兄长齐襄公为大夫连称、管至父所杀，证明齐国在管仲之前即存在管氏。《史记索隐》引《世本》说“庄仲山产敬仲夷吾”，管仲的父亲谥（庄）、字（仲）、名（山）齐全，明显也是管氏贵族。春秋时期选官是“世官世禄制”，管氏族长一方面统领自己一族，另一方面又臣属齐君，形成一种“复合君主制”的模式。那么管仲本身是齐国管氏的族众，因为学识与能力得以担任公子纠的师傅。
“衡山之谋”源于汉代轻重学说——《管子》不可信
《管子》有一篇《轻重》，讲的是管仲在辅佐齐桓公后，用经济手段打败其他诸侯，帮助齐国称霸。不少文章根据《轻重》的内容，歌颂管仲政治手段如何高明，特别是一些自媒体文章，以此对管仲进行无脑吹捧。那么《管子·轻重篇》究竟讲的是什么故事呢？
《轻重篇》一开始，管仲就对齐桓公介绍“轻重之道”。所谓的轻重之道，即削弱大诸侯，扶植小诸侯，来复兴天子的王道。
然后齐桓公就问管子，如何对付鲁国和梁国呢？管子的建议是，鲁、梁两国百姓以织绨为业，桓公可以和百官带头穿绨衣，这样一来百姓也会模仿。而且恒公还下令齐国不准织造，必须从鲁、梁两国进口。这样一来，鲁、梁两国一见有利可图，所以就都会去织造，而农业就给荒废了。桓公采取管仲的策略，等到十三个月后，突然与两国断绝贸易；再过十个月，两国百姓不断陷入饥饿，而粮食却不能很快种植出来。
这样一来，鲁、梁两国每石粮食价格上千，而齐国才十钱。于是鲁、梁百姓逐渐投奔齐国，两年后流失了十分之六人口。又过了三年，两国国君也只能归顺齐国了。打败了鲁、梁两国后，管仲故技重施，用铜币换取莱国、莒国的柴薪，然后又以此征服莱、莒两国。
之后管仲又用黄金购买楚国的鹿，楚王都归附了齐桓公。更绝的是，之后管仲又高价预定代国的白狐皮，代国人纷纷去山林捉狐狸，结果被离枝攻打，代王只能归附齐国，这次连一个子儿都没花。
最后就是对付衡山国。这次管仲派人高价收购衡山国的兵器并转手，借此将价格炒高。十个月后，燕、代两国发现商机，也跟着去买；三个月后，秦国也跟着去买。衡山国君一看天下疯抢，直接下令价格提高二十倍！结果就是百姓纷纷去铸造兵器。
这时齐桓公则派人向赵国高价收购粮食，于是各国又纷纷运粮来齐国售。等到衡山国兵器卖光，齐国又断绝与它来往。这时鲁国入侵衡山南部、齐国入侵北部，衡山君无力反抗，只能投降。
以上就是《管子·轻重篇》的大致内容。其中的疏漏是非常明显的，那就是文中涉及的各诸侯国。
其中鲁（今山东曲阜）、莱（今山东济南莱芜区）、莒（今山东莒县）与齐国（今山东临淄）邻近，看上去还算合理；而秦（今陕西凤翔）、楚（今湖北宜城）、燕（今北京房山）虽然较远，至少还是当时存在的国家。但代、赵明显是春秋战国之际才有的国家。最不可信的是衡山国（今安徽六安），最早为秦末时项羽以秦衡山郡分封吴芮，西汉文帝、景帝也相继设立，这就明显是西汉以后的说法。
另外，在《轻重篇》描绘的图景里，国家权力能够直接延伸到个体，这也与春秋前期血缘社会不相符合。这样大规模的贸易战，如果真实存在，却在《左传》中完全没有记载，同样也是说不过去的。
那么真实情况就是，《轻重篇》其实是西汉文景之后的托古之作，而创作者明显只是为了阐述其经济思想，对于历史史实不太关心，甚至都不太了解，所以才会编造出春秋齐国与战国赵国、西汉衡山国之间的贸易战。
齐桓公伐戎所救为南燕——《韩非子》不可信
齐桓公伐戎救燕，也是很经典的一个故事，留下了一个著名成语——老马识途。根据《韩非子·说林上》：“管仲、隰朋从于桓公而伐孤竹，春往冬反，迷惑失道，管仲曰：‘老马之智可用也。’乃放老马而随之，遂得道。行山中无水，隰朋曰：‘蚁冬居山之阳，夏居山之阴，蚁壤一寸而仞有水。’乃掘地，遂得水。以管仲之圣，而隰朋之智，至其所不知，不难师于老马与蚁，今人不知以其愚心而师圣人之智，不亦过乎。”
齐桓公讨伐孤竹返回时迷路，多亏管仲借助老马才得以返回，之后找不到水源，又多亏隰朋利用蚂蚁才寻到。关于这场脍炙人口的战争，诸多史料也都有涉及。
《史记·燕召公世家》说“二十七年，山戎来侵我，齐桓公救燕，遂北伐山戎而还。燕君送齐桓公出境，桓公因割燕所至地予燕，使燕共贡天子，如成周时职；使燕复修召公之法”，《国语·齐语》说齐桓公“遂北伐山戎，刜令支、斩孤竹而南归”。齐桓公为救燕北伐山戎，一直打到了令支、孤竹。
这件事在《春秋左传》也有记载。
《春秋经·庄公三十年》：“齐人伐山戎。”《左传·庄公三十年》：“冬，遇于鲁济，谋山戎也。以其病燕故也。”《左传·庄公三十一年》：“三十一年，夏，六月，齐侯来献戎捷，非礼也。”《左传·僖公九年》管仲曰：“齐侯不务德而勤远略，故北伐山戎，南伐楚，西为此会也。”总体来看，鲁庄公三十年（前664年）冬，齐桓公与鲁庄公相会商量救燕，但后来只有齐人独自前往，并于次年夏天告捷。
齐桓公伐山戎一事，真实性毫无疑问。但我们也应注意一个问题，即在《左传》中齐桓公伐山戎是冬至夏归，而在《韩非子》中伐孤竹却变成了春往冬返。伐山戎、令支、孤竹都是一件事，在文献中多有体现，这表明《韩非子》与《左传》存在矛盾，那么“老马识途”的典故也存在疑问，进而《韩非子》整个记载都可疑。而且我们注意到，《左传》对于齐桓公伐山戎的故事，记录得非常简略平常，甚至没有提到令支与孤竹两个地名。
尽管《韩非子》的记载不乏添油加醋，但从古至今，学者对于《燕召公世家》的记录很少有人质疑，一般认为，齐桓公救助的燕国就是《燕召公世家》的传主——战国七雄的燕国。
笔者初接触此说时，觉得吕老脑洞大开，遂只一笑而过。但后来对《左传》文本熟悉后，才觉得吕老此论实乃卓识。笔者阅读不多，目前所见资料只有吕老一人持此观点，但很可能反映了真实的历史情况。
南燕国在后世名气比北燕国小很多，但在春秋前期确实非常活跃。南燕位于今河南延津东北，是黄帝后裔的姞姓国，周祖后稷的配偶也是姞姓女子。这样来看，南燕反而比姞姓更根正苗红。因地处战事频繁的中原，所以在《左传》中频频露脸。
根据《左传》，前718年，卫宣公令燕国进攻郑国，结果被郑庄公在郑国（今河南新郑）反败，这就是春秋前期有名的“制北之战”。前699年，郑厉公联合纪、鲁与齐、宋、卫、燕混战。前694年，周王子克阴谋篡位，失败后奔燕。前675年，周王室的五大夫与苏国（今河南温县）联合卫国（今河南淇县）、燕国驱逐了周惠王；次年，郑厉公在调解无果下囚禁了燕仲父。
以上的燕国明显都是中原一带南燕，而不是偏居北隅的北燕。《史记》将驱逐天子一事列入《燕召公世家》，并无根据。
之后“燕”在《左传》消失了百余年，直到前553年才提到齐国叔孙还的党羽奔“燕”。这个“燕”不像南燕，更像是北燕。再往后则一般明确指出“北燕”，且涉及史实基本都与齐国有关：如前539年的齐国卢蒲嫳被放逐北燕，北燕简公奔齐国；前536年的齐景公进攻北燕；前530年的齐国把北燕简公安置在唐；前479年的齐国高无?出奔北燕。唯独前500年提到卫国成何奔“燕”，这个“燕”是南燕、北燕不明确，但卫国距离南燕更近。
总体来看，《左传》中前664年之前的“燕”都是南燕，而前553年之后“北燕”则是北燕，只有一处“燕”不明确。到战国时，南燕、山戎早已被灭亡，所以齐桓公救南燕的传说才被移植到北燕之上，山戎也被称呼为更远的燕山之戎。春秋前期在黄河下游以北还活动着“北戎”“长狄”，但在战国时期中原都是华夏版图了。
《燕召公世家》另外一个疏漏，是说燕庄公为了酬谢齐桓公，无意却将齐桓公送出了国境。齐桓公为了帮燕庄公守礼，将燕庄公进入的齐国领土割让给燕国。实际上，在春秋前期也并无这样的国界观念，国与国之间拥有广袤的野。等到齐燕的疆域连成一片，那已经是战国时期的事了。
《燕召公世家》史料可信度不高的最明显的一个表现，是连本国战国世系都有严重错误，比如称燕昭王为燕王哙太子平，但从《赵世家》与出土“郾（燕）王职戈”可以判断，太子平已死于子之之乱，燕昭王当是赵武灵王所立的燕王哙王子职，写本国史事竟然还不如《赵世家》靠谱。
值得一提的是，马王堆帛书《春秋事语》倒是讲到一处春秋燕国的史料。
“四民分处”不符合春秋社会形态——《国语》不可信
记录春秋史的史料，最客观的当然就是春秋金文，但资料太少太零碎。所以还是要依赖传世文献，其中最客观翔实的就是编年体的《左传》。其次是国别体的《国语》，记载的是从西周到春秋的史实，不少内容可信度也较高，甚至在古代被称为《春秋外传》。
《管子·小匡》与《国语·齐语》孰先孰后，是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因为《管子》作为战国秦汉作品，对于春秋历史多有不实，前文有提到。如果《齐语》是抄自《管子》，则可靠性当然是更低的。
可见童书业先生对此也是有疑问的，但毕竟《左传》的管仲治国史料太少，所以不得不将《齐语》的内容叙述下来，然而这些内容，到底又有多少可信度呢？
据《齐语》，当时管仲实行军政合一的政策。以郊外三十家为一邑，十邑为一卒，十卒为一乡，三乡为一县，十县为一属，全国共五属，分由五个大夫统领；国中五家为一轨，十轨为一里，四里为一连，十连为一乡，五乡为一军，全国分为三军，分别由桓公和上卿国氏、高氏统领。
这样整齐的行政区划，很明显是不存在的。
《齐侯钟铭》记载春秋中期齐灵公把釐邑三百县赐给叔夷，一个邑中尚有三百个县，可见齐县是非常小的社会组织，类似于村社的形态。《论语》也提到管仲夺伯氏邑三百，这个“邑三百”应当也是县。那么，《齐语》说法不攻自破。如前所述，当时尚未出现脱离家族的个体家庭，所以这种政治理论只能出现在战国以后，而且这样如同切蛋糕一样的行政区划，历朝历代都不可能真正施行。
类似这样的划分方式，在《管子》的《立政》《乘马》《度地》《小匡》以及银雀山汉简《库法》《田法》等篇都有记载，内容大同小异。
据《齐语》，管仲能够这样划分，基础又来自于“四民分处”，即把士农工商分开居住、各司其职。国都划分为二十一乡，其中十五士乡、六工商乡，而农民则居住在郊外。这当然也是不合理的。在家族社会中，士与农作为一个社会共同体的底层成员，如何能够完全分开居住？《诗经》的《国风》部分多歌咏战争和农事，而《国风》主要是春秋时期的作品，可见当时武士并没有脱离生产，兵、农合一就是春秋军制的一大鲜明特征。
总之，战国秦汉对于管仲的记载，多来自当时社会思想的反映，用于春秋史则容易铸成大错。读史者不可不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