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881年巴尔福的首个英译本《庄子》问世，《庄子》英译的过程已有一百三十余年的历史。《庄子》的英译史也是英译者对其接受阐释的历史。译者身兼双重身份，即原作的读者和译作的作者。作为特殊读者的译者是不可避免地先在地具有了自身偏好和预设的读者，因此他们在翻译时很难如镜子一样原原本本地反映原文。在通常的情况下，他们往往受制于个人的审美体验和认知作用的局限而能动地进行翻译。《庄子》英译本为我们提供了文本证据去反观译者的审美体验和认知模式，使我们可借以与原作所力图展现的审美体验形成比照。本文侧重以审美意象为研究对象，探讨翻译过程中的审美等效问题。

《庄子》的哲学具有美学特征，它以有形寄寓无形，以有限表达无限。《庄子》的哲学不同于逻辑思维谨严、层层推理演绎的现代哲学，它是在意象思维主导下产生的诗性的人生哲学。它对人生义理的阐发寄托于奇诡迭出的审美意象。审美意象的出现不是庄子通过外求“格物致知”的结果，而是他转向内心探索的精神境界之升华。显而易见，出现在《庄子》中的审美意象不同于外界事物自身呈现出来的“物象”，而是经过庄子的意象思维加工而变形的庄周内心的“心象”。我认为，《庄子》作为一个哲学文本，其中包含的审美人生观是庄周情志的外在表现。从作者创作到译文产生所经过的步骤是：作者情志——意象表现——译者接受——译文再现。

在结合庄周所处的历史背景对《庄子》文本进行分析后，我认为庄子实现了自我在精神上超越的三个阶段：处世——超凡——体道。本文对表达这三个阶段的审美意象进行了分析。同时，我还通过译者对审美意象的具体传译方式、译者的注解、译者序、跋等方面的文献，较深入地分析了译者对原文审美意象的接受。在进行这一研究时，我把重心放在回答如下几个问题上：一、译者用译语的“对等意象”置换原文意象时，是否把与译语意象相关联的一系列不同于源语意象的审美体验强加于源语文化？二、译文中围绕着该意象的用词是否烘托了与源语意象褒贬相反的审美情绪？三、译者在对原文意象理解的基础上，在翻译过程中做出了怎样的努力，采取了什么样的翻译策略来传达原文意象的美学特征？

当然，对单个审美意象的接受分析还不足以揭示译者接受的全貌，原文本实际上亦可同时作为一个整体审美意象存在，因此，译者在接受过程中首先是对这个整体意象进行感知。由此，本研究尝试进一步以三个译本为例，探讨了三种接受方式：科学的方式，实用的方式和审美的方式。与此同时，本研究还发掘了译者与作者审美感应的三重境界：他我分离境界，他为我用境界，他我融合境界。

通过研究对《庄子》文本的个案分析，旨在为中国文化典籍的英译提供美学理论上的启示，以促进有中国特色的翻译美学理论的建设，同时也试图为中国文化典籍英译提供实践上的对策。这一研究工作要点如下：

1.中国文学典籍英译中审美主体接受研究的重要性。结构主义的翻译理论忽略了译者这个重要的中介，“对等”的译文只是一种理想，而译者做的工作不是数钱币的工作，而是称重量（西塞罗语）的工作，这意味着翻译中所谓的“对等”不是数量上的，而是质量上的，尤其在文学典籍的英译中，译者的作用尤其重要。译者的审美心理和审美体验体现在译作中，译者不可能是“隐形的”。译者是原文的接受者和诠释者，他通过阅读原文来理解作者意图与情志，再把作者的情志以译语语言表达出来。在文学典籍的翻译中，译者应该努力体会原作者的情感世界，努力体味原作者的主观感受，而不是把自己抽离出来，冷冰冰地把原文看作是“他者”的产物，机械、客观地翻译原文的字面意义。如果说文学典籍的“传情”与“达志”是作者的意图，那么文学典籍的翻译也同样应该注重表现原文的“传情”与“达志”的精神。

2．中国文学典籍的英译应该注重挖掘本民族的语言文化特点，建立有民族特色、符合典籍英译特点的翻译美学理论。古汉语与讲究语法逻辑的西方语言相比，比较感性，具有独特的审美特征。古汉语思维（象思维）的重类比象征、悟性直觉、以意筑象的特征是诗性的思维特征，其审美考量渗透了汉语体系。在中国文化典籍“四书五经”中，单纯的概念逻辑演绎较少见，而“意象”思维往往是其主导模式，且往往具有鲜明的审美特征。因此，中国文化典籍英译应该建立相应的翻译美学理论。中国文化传统中的美学思想非常丰富，一系列美学范畴（如意象、风骨、气韵、兴趣、妙悟）在西方美学思想中较少见。通过研究翻译过程中的审美接受问题，我们就可以吸收和借鉴我国古典美学理论的成果。“文学翻译具有个体创造的性质，同样，它的评价在一定程度上也体现个人的审美趋向和价值趋向。完全不体现个人爱好和理解的纯客观的感受是不存在的。”[1] 中国古典美学命题多来自于直觉和体悟的审美体验，恰好为中国文学典籍英译提供了理论支持。

建立普遍适用的、终级性的翻译学是所有译界学人的理想。在当下，我们可以从中国文化传统的实际情况出发，做相应的理论准备。“由于翻译学本身除了单纯的科学性以外，还具有浓厚的人文社会科学的综合性质，一如包括中国历代文学作品及其文艺学，美学理论在内的中国文艺学甚或中国美学的综合性质，从目前的状况看，我们不妨从和汉语有关的事情做起，从中国自己的学术传统和译学译事做起，来考虑建立中国翻译学的基本条件，作为向着普遍翻译学这一终极目标所做的努力。” [2]

3．中国文学典籍英译的理论研究应树立动态整体观。传统译论关注作者和原文，以作者的意图为神圣不可侵犯，把译作看成是附属品。解构主义的翻译理论则又走到了另一极端，颠覆了原作者的中心地位，极力提高译者和译作的地位。翻译研究的范式经历了以作者为中心、以文本为中心、以译者为中心的转变。不同的历史时期，翻译理论重心的转移是正常的现象，历史上的讨论有助于我们今天重新审视这些问题，树立翻译活动研究的动态整体观。作者、原作、译者、译作不是孤立存在的，而应该在他们相互联系互动的图景中去把握彼此的作用与影响。

中国文化典籍记载着光辉灿烂的中国古代思想，既是中华民族的宝贵遗产也是全人类的精神财富。典籍的外译是沟通国与国之间思想的桥梁，在中外文化交流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总结以往汉籍外译的理论与实践之得失可以为更高质量的文化传播提供思路，如果能为此尽一点绵薄之力，就达到了本研究的目的。

[1] 王宏印：《文学翻译批评论稿》，104页，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6。

[2] 王宏印：《中国传统译论经典的现代诠释作为建立翻译学的一种努力》，《中国翻译》2002（2），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