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胡卫

贺春兰

他在理论与实践之间穿梭，致力于将教育理想实践化、教育目标操作化、文本化，教育经验模式化、程序化、制度化，最终可被复制、转化、推广。

教育在线：对当前中国教育发展的制度环境如何评价？

胡卫：作为公益事业的教育，很大程度上被政府关注，甚至垄断，而政府权力缺少制衡，游戏规则不明朗、不明晰，随时似乎都可能会变，这种变化无常和随意让很多实践工作者步履维艰、小心谨慎或者急功近利。总的来说，只能滑翔而非飞翔。

教育在线：作为学者，你怎样看待中国学者的生存状态？

胡卫：学者很多时候很无奈，学人要有独立人格，追求知识、追求创造，学者要能从对真理的探究中获得巨大的满足和体验。这是学者之所以为学者的前提条件。但我们的研究很多时候是自上而下的，是没有生命力的。学者的创造力很难被激发。在教育领域，理论家喜欢高谈阔论，实践家往往冷眼旁观。理论和实践两张皮的问题仍然没有得到很好解决。

你经常会感到两回事情是不一样的。

教育在线：在这样种种的限制中，你追求一种怎样的职业状态？如果谈到历史贡献的话，你怎么看待自己？

胡卫：我好像没有考虑过自己在历史上留下什么名字。从根本上说，我追求教育的乐趣，面对活生生的生命、灵魂，我非常庆幸自己的选择，我经常跟人讲，我选择这个行业是正确的。我是学教育的，自古以来，人们对教育有很多很好的理想、理念，我愿意将理想放飞，但我也愿意把它操作，十年的实践证明，教育理念、模式完全可以复制、转化，教育即要有目标，还要有程序，有时间节点的程序。文本、制度、规范、程序，最终使得教育的理想更大范围地惠泽受教育的人们。

以前，有个好校长就有一个好学校，但讲到底还是人治，口耳相传，一个人离开，整个学校就可能完了。教育没有形成一种制度性的架构，在制度的保障下让他规范发展。为什么企业能做到的而教育却不能，恐怕与这种架构没有形成有关。当然，教育有其专业目标和专业精神，但似乎不是和其他领域完全不相通。其实，现代教育是为适应工业社会发展需要而产生的。现代工业、商业发展比较快，根本原因在于它有规范。我一直反对教育百分之百的产业化，因为人是有价值追求的，但不能不引进企业管理。

你到哪个学校都可以看到很多目标、口号，但讲到最后缺少实物性的东西。希望教育科学的发达最终能如医学那样，医学的发达最后都转化为工具、程序、方法，而非仍旧停留于经验。同样，我们也有很多很好的经验。但我们缺少的恰恰是没有把它制度化。

我想要在理论和经验中形成一个桥梁，形成一个务实的又不失理想的桥梁，将人类普遍性的对教育理想的美好追求变成操作性的制度。将人类艰辛的教育实践和探索都变成可以推广的标准和程序。

教育在线：十年前，你创办了上海民办教育研究所，研究在你整个的职业设计中处于什么位置？

胡卫：十年前，科研单位在制度上受到的制约很大，没有自由创造的空间。我当时基于这样一个想法，社会科学能否有独立精神，既做到第三只眼睛看问题，又做到为学校服务，为理论建构服务。我希望有种制度设计，让研究机构能够自立从而自主。所以研究所是对我作为一个学者的理想的践行。也因此，我不希望有人把我们今天从事的工作作为三产。只是希望能够自我造血，不再四处化缘，以充分的科研经费保障学者的尊严和公正。

教育在线：你实现了？通过怎样的路径？

胡卫：我们首先建立实验学校，因为教育问题根源在学校不在政府。过去许多教育家特别重要的一点是重视实验，既给学校资源又发现问题，把问题研究和指导学校发展结合起来。每个实验学校则拿出少量经费支持科学研究。

今天的上海民办教育研究所，有数十所实验学校作为其研究实验基地，又有鉴证、评价等周边产业。在我们的制度架构中，科研为中心，实验学校作为基地，周边事业作为保障。因此在民办教育研究所事实上也有三拨人，科研人员，在有比较充足的科研经费的前提下，保障其公正、客观与独立地开展研究，迄今为止承担了全国人大、教育部、国家科委、省市教委委托的几十项重大研究项目。特别是参与研究与制定《民办教育促进法》和教育部联合编撰出版《中国民办教育发展绿皮书》，负责制定全国民办教育发展规划等工作奠定了上海民办教育研究所在全国民办教育领域学术研究领头羊的地位。学校管理人员和科研人员结合，建立操作化的管理体系，通过课程改革试验、学校内部管理制度创新和师资建设，形成自己的办学特色，推动所属校园在教育、教学、管理等诸方面更上一层楼，形成集团管理、规范运作、滚动发展的办学模式。行业协会、鉴定评价事务所、课程开发中心等则作为周边产业发展。

研究是纲，学校是目，纲举目张。我们运用资源策略，将非政府和非经济资源、专业资源与外围资源、科研力量与一线实践很好地整合了起来。

教育在线：你特别喜欢赋予“制度设计”一个动听的修饰语——“漂亮的”，你怎样为你的学校设计这样一个漂亮的制度架构呢？

胡卫：在上海民办教育研究所创立之初，我们边办学校，边做了现代学校制度的研究。

将目标、理念、思想的东西，请专家转化成可操作性的文本，把教育理念、教育思想用一种制度的东西加以规范。比如师爱，哪个学校都会谈到师爱，也会将其写入学校的规程，但往往因为没有进一步的举措保障而流于空泛。我们有可操作的文本，比如，把老师办公室放到班级里，把校长办公室放到一层，要求教师用期待的眼光和学生谈话与交流，对低幼寄宿学生要求教师在孩子临睡前拥吻他们，等等。

大多学校都有一整套的规章制度，但都是“纸上画画，墙上挂挂的”，大家不去遵守。而我们的规章是开放式的，即采用操作文件管理方式，一方面把学校管理者和教师的理念、经验、创意和想法汇集起来，编撰成为一个个操作文件；另一方面推行校园提案制度，即要求每个教师根据自己的实践经验和所负责的一块工作，每学期向学校提供不少于三条的建议，这些建议不是理念性的、笼统的，而是工具性的操作提案。研究所的学校管理部门及时将老师的合理化意见反映在《校园简讯》和《校园长简讯》上，到学期末再把大家的经验想法汇总起来，自下而上地来修订和充实操作文件。通过上下两个渠道的努力，既能推动学校管理规范化，又能发挥学校自主办学积极性，提高管理能力。如今，1800个文本构成的规范描述了我们对现代学校制度的理解和解读，在追求学校内涵发展的同时，我们今天在探索和研究如何输出标准、扩大规模，发展加盟。

学校依托民办教育研究所，一方面把研究成果转化为制度、文本、规程，用理论指导实践；另一方面探索实践中不断发现或引起关注的问题，并尝试加以解决。需要指出的是，我国教育制度还相当落后，其问题的症结还在于迄今尚未建立一套学校自我管理和自我监管的机制。董事会形同虚设，教职工代表大会不能有效行使民主监督的职能，校务委员会只是咨询型组织而非决策机构，等等。针对这些问题，我们首先做的是完善学校法人治理结构，建立规范的董事会、监事会和以校长为中心的行政制度，建立使相互冲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并采取联合行动的机制，以保证学校运作的高效和相互制衡。建立三级网络督导、巡视队伍，加强学校与管理部门的互动。通过专家的分点指导、带教活动，管理人员的督导和校园巡视员的巡视检核，推进学校的教学质量和管理水平的全面提升，并使各校园好的经验、好的做法，能及时地交流推广，达到资源共享。

学校的实践，使研究所的研究能更深地扎根教育的肥沃土壤，并从中吸取养分，使研究所为政府的宏观决策服务，能更贴近于中国教育的实际，而不流于空谈和追求理论的华丽；实验学校拿出少量经费支持科学研究，使民办教育研究所独立和自由地追求知识和创造，独立于行政职能部门，从宏观到微观对教育问题进行研究成为可能。

（文章原载于：《人民政协报·教育在线周刊》2003年12月24日C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