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朱桂玲

陈亚聪

“我没上过大学，但孩子们不能也如此”

教育在线：你们那代人很多选择投身民办教育，有的为了自己的孩子，有的为了改变教育现状，你当时为何选择办学校？而且还是办投资较大的高等教育？

朱桂玲：我家是朱熹的后代，老家房屋大堂上至今还挂着“读书起家之本，循理保家之本，和顺齐家之本，勤俭治家之本”的家规。我出生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我的父亲朱炳甘一生从教，是20世纪50年代哲学专业研究生，也是一位大学教师，后错划为右派，下放到宾阳新宾中学任教。母亲是位淳朴、善良的家庭妇女。

父亲一生从教对我影响很大，使我从小就树立了为教育事业做贡献的理想。1973年，我到农村插队做知青。到农村后，发现村子里女孩子们都没有读书的机会，于是我趁着每天做工后晚上休息的时间教孩子们读书。后来，在村民们一致推荐下我当上了村里的民办教师，开始踏上承传父辈的教书之路。教学条件很艰苦，我一个人带三个年级4个班，一天忙下来整个人累得都不想说话，每月也只有18元钱。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我抱着试试看的想法递了报名表。成绩出来后，全公社第一批考上大学的只有两个女生，而我就是其中一个。由于父亲的历史背景，政审没有通过，已上大学分数线的我没能如愿拿到录取通知书。后来因招生人数不够补录到中专选择了师范学校。我永远都记得上学临行前父亲对我说的话：虽然你考上了大学只能读中专，但你不要怨天尤人，有书读就是幸福。毕业后我选择了高校到广西农学院当了一名幼儿园教师。

没能上大学是我一辈子的痛，抱着这种遗憾和奢望，在机会成熟时，我和我的合作伙伴办了这所大学，圆了千千万万学子的大学梦，也圆了自己的大学梦，当时我45岁。投资办教育，是我父亲的梦想，是我从小到大的理想，也是我认为最幸福的一件事。在我看来，不管是民办教育还是公办教育，都是为党和国家、为社会培养人才。

教育在线：办学之路肯定并非一帆风顺，你曾遇到哪些难过的坎儿？

朱桂玲：大学当时是在政府和教育主管部门的支持下办成的。万事开头难，更何况是民力办大学。遇到的坎儿很多，当时最让人痛心的是各种不相信和质疑的声音。

大学刚办时，没有人相信我们能够成功，没有人愿意跟着我们做，只能找些民工和远方亲戚，在荒山上开辟学校。建校初期，没水、没电、没路，找不到工人。建筑工地需要用发电机发电抽水，晚上要守夜，因为太偏僻太荒凉，加上风吹松吟，半夜工人受不了，连发电机都没关就跑回了家。

2004年学校第一次招生，共招来214名学生，很多人都嘲笑我们：“一栋大楼一条江，一列火车叫嚷嚷。”虽然很苦很累，但我们都坚持不放弃，把学校办下来了。

随着党和政府以及广西教育厅等主管部门对民办教育的大力支持和关心，我们克服了种种困难。在2004年之后，乘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等一系列国家发展战略的东风，学校终于打开了东南亚国家的大门，走出了一条国际化办学特色的道路：与东南亚国家联合办学，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输送大量小语种人才。

“共同的目标让我们走到一起”

教育在线：广外是你和两位男性董事长一起合作创办的，怎样的一番因缘际合？

朱桂玲：当《中国合伙人》这部电影公映之后，很多人也比喻我们三位办学者是广西合伙人。但是黄灿副董事长说，中国合伙人已经解散了，广西合伙人永远在路上。

我们三个已经合伙办学了将近20年，为什么我们能够合作这么久？因为我们有共同的理想，我们是把学校作为自己的事业来做，我们用心把学校做好。我们的办学理念和人生理想是一致的，我和黄超香副董事长都是77级考上大学而没被录取的学生，我们有种遗憾和抱负：通过办大学圆更多学子的大学梦和圆自己的大学梦。

我的年纪比他们两位大，我把他们当作弟弟来看，他们也把我当大姐一样对待。黄超香是学土木工程专业出身，当时是广西建工集团第二建筑有限公司总经理。黄灿博士毕业，是一位大学教师。我们三个当时都有铁饭碗，但是因为共同的理想和目标走到了一起。不管遇到任何困难，我们“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我们三驾马车取长补短，相互勉励。我们三个都是共产党员，建校初期学校还没有学生，我们就成立了党支部，我担任党委书记，用党的思想指导办学，按照党的指导方针办学校。这是我们取得胜利的法宝。

教育在线：性别不同，你们之间合作是否会有矛盾？你们之间又有哪些相处之道？有没有让你印象深刻的事儿？

朱桂玲：舌头和牙齿这么亲密的搭档还打架，更何况是三个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人。矛盾肯定会有的，合作近二十多年了，磕磕碰碰，一路走来，简言之就是要有共同的信念和目标。

我们三个都是共产党员，都遵循党的教育方针办大学，我们的信仰是一致的，我们经常互相勉励互相鼓励，重大决策上，求同存异，最终达成共识。

我的两个搭档黄超香和黄灿对办大学有着很大的格局。后者有着丰富的教育教学管理经验和渊博的学识；前者当时是大集团公司的老总，对办教育有着远见卓识，在建筑方面也有着无可比拟的优势。他们对办大学的远见卓识和渊博的知识与我的宽容互补。虽然有时候我们有意见、有分歧，但是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所以能达成共识，合作也永远是愉快的。

另外，我们还有一条规定：举办者与管理者严格分开，严格执行教授治学。从我们的第一任周仪校长，到第二任周兆祥校长，到现在的李露校长，我们都坚持教授治学，因此学校才能够走到今天。

教育在线：如今广外管理如此之好，与你个人魅力分不开，如何将其转化为一种可以长久持续下去的现代化治理制度？

朱桂玲：“大爱”是我们学校着力打造的校园文化之一：从董事会到教师再到学生，用“爱”相互凝聚。即便学生毕业之后，我们也永远挂念着他们。每年我都会去泰国看望毕业后在泰国创业、就业的学子，也常常资助他们开展各类活动。我包括学校所有领导对每一位毕业的学子都很牵挂，这是学校延续的生命。

我精心营造学校的每一处景点并将之长久保存，因为我希望建校百年时，学生还能找到他们当年学习的教室。每送走一批学生，我都会在毕业典礼上给他们做报告，我会告诉他们：30年，40年……我们等着你们再次回到母校。我用母爱包容、呵护学生，这种“大爱”已经成为学校维系老师和学生的灵魂，也丰富了学校现代化治理制度的内涵。

为民办教育积蓄力量

教育在线：如何选择、培养下一代接班人，以保证广外事业的持续发展？

朱桂玲：培养接班人，不仅指自己的孩子，还包括学校的中层干部、教师和留校工作的学生。我认为，在学校工作6年以上教职工，都是我们家庭的一员，都是家人。为了教职工安心地工作，我们创办了优质幼儿园、优质中小学，解决了教职工子女上学读书的后顾之忧，也确保了教师队伍的稳定。

我的后代也很优秀，女儿韦茜获得了香港大学博士学位，并荣获香港大学优秀毕业生。我的后代在父辈的影响下，对教育有着热爱和责任。我对培养后代有严格的规定：能上就上，条件达到就上。

对于学校管理团队我们也有专门的培养制度，比如定期分批对中层干部进行进修培训，组织国内外专家对管理团队进行管理理念更新等。这种管理团队培养机制，确保了广外的各项工作能够持续发展。

教育在线：分类管理即将实施，你怎么看如今的民办教育大环境？未来，民办高等教育应该如何发展？

朱桂玲：民办教育分类管理的实施，有利于落实国家对民办教育的鼓励和支持政策，也有利于规范对民办教育的监督管理；分类管理明确了非营利性民办学校和营利性民办学校的办学属性，有利于鼓励扶持政策的精准实施，将会为民办教育开辟广阔的天地。

我认为，民办高等教育应依据分类管理等国家法律法规，完善制度建设，加强内涵发展。我相信，今后民办高等教育在中国高等教育中将会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2017年年初，作者与被访者通过邮件笔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