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国成立后，中国进入了资产阶级教育发展新纪元。经历了民国初期、北洋政府时期、国民政府时期的教育改革历程，在整顿封建旧教育的同时，确定了资产阶级性质的教育宗旨与教育方针，建立了资产阶级教育制度体系。

一、教育宗旨与教育方针的变迁

（一）民国成立初期的教育

1912年1月9日，民国临时政府正式设立教育部，下设三司一厅，即专门教育司、普通教育司、社会教育司和总务厅，蔡元培被任命为教育总长，总理全国教育，着手改革民国初期的教育。

1.颁布普通教育暂行办法与课程标准

1912年1月19日，教育部颁布《普通教育暂行办法》和《普通教育暂行课程标准》，根据资产阶级的教育要求，全面开始改造和整顿封建教育。

《普通教育暂行办法》共14条，主要包括：各项学堂均改称为学校，监督、堂长一律改称校长；初等小学可以男女同校；各种教科书必须合乎共和国宗旨，清学部颁行的教科书一律禁用；小学读经课一律废止；注重小学手工科；高等小学以上体操科，应注重兵式；中学校为普通教育，文实不必分科；一律废止旧时奖励出身；等等。

《普通教育暂行课程标准》共11条，详细规定了小学、中学和师范学校的课程及教学时数：初等小学设修身、国文、算术、游戏、体操等课程，根据地方情形，加设图画、手工、唱歌一科或数科，女子加设裁缝；高等小学设修身、国文、算术、中华历史地理、博物理化、图画、手工、体操（兼游戏）等课程，视地方情形，加设唱歌、外国语、农工商业一科或数科；中学设修身、国文、外国语、历史、地理、数学、博物、理化、图画、手工、法制、经济、音乐、体操等课程，女子加设家政、裁缝；师范学校设修身、教育、国文、外国语、历史、地理、数学、博物、理化、法制、经济、习字、图画、手工、音乐、体操等课程，女子加设家政、裁缝，视地方情形加设农、工、商之一科。

上述两个改革文件着力整顿封建专制教育，充分体现了民主共和的资本主义精神，使中国近代教育发展到一个崭新的阶段。

2.确定教育宗旨

1912年2月，蔡元培发表《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批判清政府颁布的教育宗旨“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指出“忠君与共和政体不合，尊孔与信仰自由相违”。针对此，他首次提出了以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美感教育“五育”并举的符合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教育方针。

经过临时教育会议的讨论并通过后，1912年9月2日，正式公布实行新的教育宗旨，即“注重道德教育，以实利教育、军国民教育辅之，更以美感教育完成其道德”[1]。这项教育宗旨强调德智体美的全面发展，体现了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博爱的教育观念，这是中国教育思想的巨大进步，标志着资产阶级教育取代封建传统教育走上了中国舞台。

（二）北洋政府时期的教育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在内外反动力量的双重压迫，革命的胜利果实不久被袁世凯所窃夺。1912年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建立起大地主大买办阶级的反动政权，中国从此进入北洋政府统治时期。在文化教育方面，社会上则掀起一股恢复封建文化教育的复古主义逆流，与之针锋相对，激进民主主义者发起一场反复古主义教育的斗争，起到了一定的抵制作用。

1.复古主义教育

为了给复辟帝制造声势，袁世凯与封建复古势力在教育领域掀起一股尊孔读经的复古浪潮，否定南京临时政府施行的废止封建教育的措施，在学校恢复读经课，重新确立孔子的至尊地位。1914年，教育部颁布《整理教育方案草案》，规定“各学校宜注重训育，以孔子为模范人物”[2]。1915年，又颁发《特定教育纲要》，要求“各学校均应崇奉古圣贤以为师法，宜尊孔以端其基，尚孟以致其用”[3]。并据此编排了各级学校的课程教材，规定“中小学校均加读经一科，按照经书及学校程度分别讲读”[4]。袁世凯政府还推翻民国成立初期宣布的教育宗旨，于1915年公布“爱国、尚武、崇实、法孔孟、重自治、戒贪争、戒躁进”的教育宗旨。

以袁世凯为代表的政府所进行的一系列复古主义教育活动，不仅取消了民国初年的教育改革，使刚有所起步的教育停滞不前，而且甚至出现倒退，封建思想再度复燃。

2.反复古主义教育

面对倒行逆施的复古教育潮流，资产阶级革命派给予了猛烈的回击，揭露袁世凯尊孔实质上是为了愚弄人民。以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一批激进的民主主义者为代表，发起了一次猛烈的反封建反复古主义教育的新文化运动。他们提倡“民主”与“科学”，反对尊孔读经、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李大钊批判袁世凯的教育宗旨是以“孔子者，数千年前之残骸枯骨也”，“入于现代国民之血气精神所结晶之宪法，则其宪法将为陈腐死人之宪法”。[5]

在全国一片强烈的反对声中，1916年教育部通令各省撤销《特定教育纲要》以及袁世凯政府颁布的教育宗旨。同年，教育部又下令废止袁世凯公布的《预备学校令》，修正《国民学校令》，删去其中的“读经”内容。1919年，为了符合共和政体要求，顺应世界潮流，由范源濂、蔡元培等人组成的教育部教育调查会，借鉴英、法、美三国，议决新的教育宗旨为“以养成健全人格，发展共和精神”。所谓健全人格者，“（一）私德为立身之本，公德为服役社会国家之本。（二）人生所必需之知识技能。（三）强健活泼之体格。（四）优美和乐之感情”。所谓共和精神者，“（一）发挥平民主义，俾人人知民治为立国之根本。（二）养成公民自治习惯，俾人人能负国家社会之责任”[6]。这个教育宗旨强调德智体美的全面发展以及民主精神，追求个性发展与社会责任相结合，鲜明地体现出资产阶级的要求。

（三）国民政府时期的教育

1927年“四一二”事变，国民党背叛革命，成立南京国民政府，强化思想控制，将教育纳入到国民党一党专政里。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实施“战时须作平时看”的教育方针，以维持教育秩序。

1.“三民主义”教育宗旨

最初，广州国民政府提出以党治国。1926年，广州国民政府教育行政委员会召开中央教育行政大会，提出“党化教育”，要求公、私立学校师生必须集体加入国民党。1927年，蒋介石在南京召开的五四运动纪念大会上提出要实施“党化教育”，要求各省成立“党化教育委员会”，制定“党化教育大纲”。同年8月，国民政府教育行政委员会制定《学校施行党化教育办法草案》，提出所谓“党化教育”就是在国民党指导下，把教育变成革命化和民众化，要求把学校课程重新改组，使与党义不违背。国民党中央还陆续公布了《组织教科书审查会章程》《各级学校党义教师检定委员会组织条例》《检定各级学校党义教师条例》等，强化国民党对学校教育的一党专制。“党化教育”的实行，遭到进步人士的激烈批判，强烈提议以三民主义的教育宗旨取代“党化教育”。1928年，第一次全国教育会议决议废止党化教育名称，改为三民主义教育。1929年，国民政府正式公布《中华民国教育宗旨及其实施方针》，规定教育宗旨：“中华民国之教育，根据三民主义，以充实人民生活，扶植社会生存，发展国民生计，延续民族生命为目的；务期民族独立，民权普遍，民生发展，以促进世界大同。”[7]1930年，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三民主义教育实施原则》，对初等教育、中等教育、高等教育、师范教育、社会教育、蒙藏教育、华侨教育、留学生派遣等方面制定了具体的实施目标和实施纲要。这项“三民主义”教育宗旨一直成为国民政府教育的法定依据，在一定程度上稳定了教育的发展，但是，其实质上仍与孙中山新三民主义相违背，对教育依然施行严厉控制。

2.“战时须作平时看”的教育方针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国民政府颁布《总动员时督导教育工作办法纲领》，要求全国各地各级学校及其他文化机关，以“就地维持课务为原则”，维持正常教育，并提出“战时须作平时看”的方针。在日益高涨的抗战热潮的影响下，1938年，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公布《中国国民党抗战救国纲领》，提出“改订教育制度及教材，推行战时课程”；“训练各种专门技术人员，与以适当之分配，以应抗战需要”；“训练青年，俾能服务于战区及农村”；“训练妇女，俾能服务于社会事业，以增加抗战力量”。[8]同时又制定《战时各级教育实施方案纲要》。1939年，在第三次全国教育会议上，蒋介石作了《今后教育的基本方针》的讲话，强调“切不可忘记‘战时应作平时看’”，教育的着眼点不仅在战时，而且还在战后，教育要致力于民族改造和国家复兴。正是在这一方针政策的指导下，战时教育并未中止，还保存了一定的教育实力，如一批高校迁至西南西北；1939年正式成立“教育部战区指导委员会”以维持战区各级教育；1939年还成立“战地失学失业青年招致训练委员会”，先后于各地设招致站、训导所、中学进修班等87所，收容救济流亡内地的师生；等等。

二、教育制度的改革

（一）学制的变迁

民国成立后，清末学制已不适合新的政体，符合共和精神的新学制急需制订，重大的学制改革主要有：

1.壬子·癸丑学制

1912年9月，教育部颁布《学校系统令》，因为该年是壬子年，又称“壬子学制”。1913年，教育部又陆续公布《小学校令》《中学校令》《师范教育令》《专门学校令》《大学令》《实业学校令》《小学校教则及课程表》《中学校令施行规则》《师范学校规程》《高等师范学校规程》《公私立专门学校课程》《大学规程》《私立大学规程》《实业学校规程》等各级各类学校法令规程，补充和修正了壬子学制，因为该年是癸卯年，两个学制综合在一起，统称为“壬子·癸丑学制”（见图9-1）。

图9-1 壬子·癸丑学制

从纵向看，学制分为三段四级，儿童6岁入学，23～24岁大学毕业，教育年限17或18年。

第一阶段，初等教育2级，6岁入学，包括：初小4年，为义务教育；高小3年。其宗旨为“以留意儿童身心之发育，培养国民道德之基础，并授以生活所必需之知识技能”。[9]初等小学课程有修身、国文、算术、手工、图画、唱歌、体操7种，女子加缝纫课。高小课程设修身、国文、历史、地理、理科、手工、图画、唱歌、体操9种，男子加农业课，女子加缝纫课。

第二阶段，中等教育4年，设中学校，男女分校。中学校“以完成普通教育、造成健全国民为宗旨”。[10]中学课程包括修身、国文、外国语、历史、地理、数学、手工等。女子加授家事、园艺等。

第三阶段，高等教育，设大学，分为预科3年、本科3～4年。大学“以教授高等学术、养成硕学宏材，应国家需要为宗旨”。[11]大学分文、理、法、商、医、农、工7种。

此外，小学之前设蒙学院；大学之上设大学院，均不限年限。

从横向看，学制分三个系统，即普通教育、师范教育和实业教育。

师范教育分师范学校和高等师范学校二级。师范学校“以造就小学校教员为目的”。高等师范学校“以造就中学校、师范学校教员为目的”[12]。并专为女子设立女子师范学校与女子高等师范学校。高等师范学校设选科、专修科、研究科。师范学校设附属高等小学校及国民学校；女子师范学校附设蒙养园。

实业教育分乙种实业学校和甲种实业学校，相当于高小、中等教育阶段。实业学校“以教授农工商业必需之知识技能为目的”。[13]学校的科类有农业学校、工业学校、商业学校、商船学校、实业补习学校等。

学制还设专门学校，相当于大学教育阶段。“以教授高等学术，养成专门人才为宗旨。”[14]专门学校种类有法政、医学、药学、农业、工业、商业、美术、外国语等专门学校。

壬子·癸丑学制具有反封建性，体现了资本主义民主平等的教育精神，表现在：第一，男女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权。初等小学可以男女同校，普通中学、师范学校、实业学校等设立女校。第二，比癸卯学制缩短3年受教育年限，有利于普及教育。第三，废除了封建特权，取消对毕业生奖励出身。第四，改革课程，废止读经课，增加了自然科学和生产技能训练。

2.壬戌学制

随着民族工业的发展，西方教育理论的影响，以及壬子·癸丑学制实施过程中出现的如中学学制太短等问题，学制需要进一步改革。1922年11月1日，国民政府教育部公布《学校系统改革案》，称为1922年的“新学制”或“壬戌学制”，由于借鉴了美国的六三三分段法，又称“六三三学制”。

“新学制”的指导思想是：适应社会进化之需要；发挥平民教育精神；谋个性之发展；注意国民经济力；注意生活教育；使教育易于普及；多留各地方伸缩余地。

“新学制”规定，6岁入初级小学4年，高级小学2年；初级中学3年、高级中学3年，与中学阶段平行的有师范学校和职业学校；大学4～6年。（见图9-2）

图9-2 壬戌学制

继之新学制的改革，全国教育会联合会第八届年会组织了新学制课程标准起草委员会，并于1923年确定了新学制课程标准纲要，公布《中小学课程标准纲要》。规定：小学开设国语、算术、卫生、公民、地理、历史、自然、园艺、工用艺术、形象艺术、音乐、体育等科，初小把卫生、公民、地理、历史四科合并为社会科。授课以分钟记，初小前2年每周至少1080分钟，后两年至少1260分钟，高小每周至少1440分钟。初中设社会科（包括公民、历史、地理）、语文科（国语、外国语）、算学科、自然科、艺术科（包括图画、手工、音乐）、体育科（包括生理卫生、体育）。以学分计课时，每半年每周上课1小时为1学分，修满180学分毕业，其中必修课为164学分，其余为选修科或补习必修科。高中分普通科与职业科。普通科分为文学、社科和数理；职业课分农、工、商和商船。课程分为公共必修课、分科选修课和纯粹选修课。修满150学分毕业。

壬戌学制是新文化运动下教育改革的一个综合成果，具有明显的时代特点：第一，中等教育是改革的核心。中学延长至6年，提高中学的知识水平；中学分为初级、高级两个时段，增加了办学的灵活性；开始实行选科制和学分制，适应不同学生发展水平。第二，完善了职业教育系统，兼顾升学、就业的双重需要，也加强了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的联系。第三，缩短小学年限为6年，注重普及教育，规定以初小4年为义务教育阶段。第四，缩短高等教育年限，取消大学预科。

壬戌学制尽管借鉴美国的六三三制，缺乏一定的创新性，但却有其内在的合理性，较符合中国国情。之后，它的总体框架一直被沿用，只是略作修改。

3.戊辰学制

随着“三民主义”教育的推行，对职业教育、师范教育、中学等提出新的需求，于是修订学制系统也就纳入议程。1928年5月，大学院在南京召开第一次全国教育会议，对1922年“新学制”略作修改，提出《整理中华民国学校系统案》，即“戊辰学制”，由原则与组织系统两部分组成。

戊辰学制提出七项原则：（一）根据本国实情；（二）适应民生需要；（三）增高教育效率；（四）提高学科标准；（五）谋个性之发展；（六）使教育易于普及；（七）留地方伸缩之可能。

此后，戊辰学制经过几次局部变动和修订，如重视义务教育和成人补习教育，使占80%以上不识字儿童与成年人受到教育；根据抗战需要灵活改变师范学校及职业学校的入学年龄；1932年12月废除综合中学制度；等等，但仍未改变1922年新学制的基本框架。

（二）大学院和大学区制

经蔡元培等人的提议，1927年10月1日，大学院正式成立，取代教育部制。根据《中华民国大学院组织法》，大学院为全国最高学术教育机关，管理全国学术和教育行政事宜。大学院设院长1人，下设秘书处、教育行政处、中央研究院、国立学术机关和各种专门委员会。大学院设立最高评议机构大学委员会，有权推荐大学院院长，并评议全国教育、学术一切重大方案。与此同时，南京国民政府还在江苏、浙江、河北等省试行“大学区制”。全国分成若干个大学区，每个大学区设大学1所，设校长1人管理大学区内所有学术和教育行政事务。每大学区设评议会为审议机关；研究院为学术研究机关；下分设高等教育处、普通教育处、扩充教育处、秘书处等机构，分管各项教育事务。

大学院和大学区制的设立，原意是为了“改官僚化为学术”，促使教育与学术的结合，以及保障教育的独立性。但因过于理想化，忽略了国民党专制统治及当时经济文化的特点，实施效果并不尽如人意，在试行一年多后，出现诸多问题，学术与行政难以兼顾，受到多方尤其中小学界的激烈反对。1928年11月1日，大学院改回教育部。1929年，大学区制废除，停止试行，恢复教育厅制度。

三、学校教育的发展

（一）各级各类教育

1.学前教育

1932年颁布的《小学组织法》明确规定“小学得设幼稚园”。同年，教育部颁布《幼稚园课程标准》，1936年又进行了修订。1939年，教育部公布《幼稚园规程》（1943年修正为《幼稚园设置办法》），规定幼稚园招收4～6岁的儿童，学制为1～2年；幼稚园由县市视地方需要及经济能力而设，也可附设于小学。据统计，1930年全国幼稚园630所，在校幼儿26675名；到1946年全国幼稚园则已有1301所，在校幼儿130213名。

2.初等教育

1928年5月，第一次全国教育会议决定厉行义务教育。之后，国民政府颁布了一系列法令和法规普及义务教育：《小学课程标准》《小学令》《小学规程》等。1935年教育部制定的《实施义务教育暂行办法大纲》及施行细则规定自1935年8月起分三期逐步完成四年制义务教育的普及。1940年教育部公布《国民教育实施纲领》，开始推行国民教育制度，规定国民教育分为义务教育和失学民众补习教育，还要求在国民学校及乡镇中心学校内同时实施，两类学校分别设置小学部与民教部。1944年公布的《国民学校法》明确规定实行6～12岁的6年基本教育。然而，许多地方并未能真正实现这个目标，大多仅通过短期小学、简易小学、改良的私塾等实行1～2年的义务教育。尽管如此，初等教育还是取得了较大成效，至1945年，全国已有各类小学校269937所，在校学生21831898人。

3.中等教育

国民政府实行综合中学制，初、高中三三分段，普通教育、师范教育、职业教育并设。1932年教育部公布《中学法》、《师范学校法》、《职业学校法》，废止综合中学制，分设三类中等学校。抗日战争期间，国民政府先后设立34所国立中学、14所国立师范学校、14所国立职业学校，以安置流亡的沦陷区学校师生。国立中等学校大多设在西南、西北地区，管理严格，实行公费住宿制。1946年，抗战结束，国立中学由各省教育厅办理复员工作，学生返乡入学。这一年，全国中等学校有4226所，学生1495874人。

4.高等教育

依据《大学组织法》（1929）、《大学规程》（1929）、《专科学校组织法》（1929）、《专科学校规程》（1931）、《大学法》（1948）、《专科学校法》（1948），国民政府确定大学为研究高深学术，培养专门人才；专科学校则教授应用科学，培养技术人才。大学分文、理、法、教育、农、工、商、医八学院。要求具备三个学院以上且必须包括理学院或农、工、医学院之一者才能称为大学，否则称独立学院。大学修业年限除医学院为5年外，其余为4年。大学及独立学院得设2年制的研究院。专科学校分工、农、商、医、艺术、音乐、体育等类，修业年限2～3年，1939年改为5年制。

抗日战争时期，不少高校被迫停办，但仍有一部分高校不畏艰难西迁合并，得以继续维持。这些高校互为兼容，培养出大批的优秀人才。其中影响深远的有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迁往云南合并而成的西南联合大学；国立北平大学、国立北平师范大学、国立北洋工学院迁至陕西汉中组成的国立西北联合大学等。到1938年年底，迁址调整的大学达55所。抗战结束后，西迁大学开始回迁复原，停办的大学逐渐恢复，而内地也在回迁大学遗址上设立新校，高等教育得到较快发展，到1946年全国高校已达207所，在校生155036人。

（二）收回教育权运动

1923年，“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在清华学校召开第11次大会，讨论“学校生活基督化”等问题。这引起国人的强烈反抗，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在上海发起“非基督教学生同盟”，揭露教会教育的文化侵略。之后，北京、南京等地发起“非基督教大同盟”和“非宗教学生同盟大运动”等组织，全国掀起了反对教会教育的**。

1924年，英国圣公会在广州所办的学校禁止学生的爱国行动及自由，激起学生的反抗与罢课。6月18日，广州学生会发表《广州学生会收回教育权运动委员会宣言》，坚决要求“收回一切外人在华办学校之教育权”。7月3日至9日，中华教育改进社第三届年会着重讨论了收回教育权问题，通过了《请求力谋收回教育权》、《取缔外人在中国设立学校》等提案。10月15日，全国教育会联合会第十届会议通过《取缔外人在国内办理教育事业》、《学校内不准传布宗教》等提案。收回教育权运动在各地轰轰烈烈展开，于1925年五卅运动达到**，教会学校学生纷纷罢课、退学、转学。在全国形势的推动下，1925年11月16日，北洋政府教育部公布《外人捐资设立学校请求认可办法》6条，规定：凡外人捐资设立各等学校，得依照教育部所颁关于请求认可之各项规则，向教育部行政官厅请求认可；学校名称上应冠以私立字样；学校之校长，须为中国人，如校长原系外国人者，必须以中国人充任副校长；学校设有董事会者，中国人应占董事名额之过半数；学校不得以传布宗教为宗旨；学校课程，须遵照部定标准，不得以宗教科目列入必修课。[15]

收回教育权运动取得了较大成效，教会学校纷纷向中国政府立案注册，学校课程和教学也发生变化，宗教课程由必修改为选修，教育和宗教逐渐相分离，开始朝着本土化和世俗化发展。

（三）学校教育的管理措施

（1）推行训育制度。1929年，国民政府通令全国，遵照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制定的《中小学训育主任办法》，在中小学设置训育人员，实行训育制度，以严密监督学生的言行。1931年公布《各级学校党义教师及训育主任工作大纲》，规定党义教师及训育主任应该时时接近学生，以匡正其思想、言论、行动。1936年，国民党中央相继制定了《中等学校训育主任公民教员资格审查条例》《中等学校训育主任公民教员登记规则》《中等学校训育主任公民教员工作大纲》《中等学校训育主任及公民教员工作成绩考核办法》等，进一步强化训育制度，加强了对学生的控制。1939年，教育部制定《训育纲要》，明确了训育的意义、内容、目标、实施等方面，是国民党训育思想的纲领性文件。正是通过训育制度，国民党加强了对各级各类学校的思想控制。

（2）进行童子军训练和军训。1926年，国民党中央决定设立中国国民党童子军委员会。1933年公布《中国童子军总章》。次年正式成立中国童子军总会，蒋介石任会长。教育部于1937年制定《初级中学童子军管理办法》，又于1939年公布《中国童子军兼办社会童子军暂行办法》。根据以上规定，凡12～18岁男女少年必须参加童子军训练，未满12岁者可组织党幼童子军。以学校为单位组织童子军团，设童子军教练员主持训练管理，严格规定童子军的服装、起居、上课、操练等。童子军训练的最高原则是“忠孝仁爱信义和平”，教育目标为“智、仁、勇”，以培养绝对服从的“忠诚之国民”。

除了重视童子军训练外，国民政府还强调对高中以上的学生开展军事训练。根据《修正高中以上学校军事教育方案》（1929）、《高中以上学校学生军训管理办法》（1936）等规定，专科以上学校设立军训大队，下设中队、区队、分队，每分队10人；中学设军训团，下设中队、小队，每小队6～10人。军训科目分学术科和技术科。训练方式为平时训练与集中训练。军训成绩与升级挂钩，不合格者不得升级，经补习或留级一次仍不及格则退学。

（3）实施中学毕业会考。1932年，教育部公布《中小学毕业会考暂行规定》要求全国中小学应届毕业生通过所在学校考试合格后实行会考，会考各科考试成绩合格者才能毕业，一科或两科不及格者，可复试一次，复试仍不及格者，可补习一年再考试一次；三科以上不合格者，即令留级，亦以一次为限。这种突然实行的毕业会考制度一时受到教育界的质疑，1933年，安徽省各中学公然组织反会考大同盟，其他省市中学也多有抵制。为此，教育部不得不废除上述规定，重新公布《中学毕业会考规程》：取消体育会考；成绩计算方法改为各科毕业成绩占40%，会考成绩占60%；会考三科不及格者留级，以两次为限。1935年教育部又对会考规程作了修正，直至1945年，中学生毕业会考制度才停止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