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平简介

张之洞（1837—1909），字孝达，号香涛，晚年称抱冰老人，卒后谥文襄。直隶南皮（今属河北）人。出身于封建官僚家庭，自幼习礼教，有神童之誉，14岁中秀才，16岁中举人，27岁中进士，任翰林院编修，此后走上仕途生活，历任浙江乡试副考官、湖北学政、四川学政、翰林院教习庶吉士、国子监司业、山西巡抚、两广总督、湖广总督、两江总督、军机大臣等要职，是清廷的重臣之一。他积极参加洋务活动，开办洋务企业，兴办洋务教育，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教育思想的主要阐述者，成为晚清洋务派重要代表人物。

二、“中体西用”思想的形成

自鸦片战争以来，“西学”与“中学”两者关系的问题一直是关注焦点。顽固守旧派反对向西方学习，彻底排斥西学，把西学视为“机巧之事”“奇技**巧”，坚决维护以封建纲常名教为内容的“中学”，认为“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27]。洋务派始终坚持“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强调“中学”的主导作用和“西学”的辅助作用。

“中学”与“西学”的体用关系自19世纪60年代始即有士人不断加以阐释。1861年，冯桂芬提出：“如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不更善之善者哉？”[28]1892年，郑观应更是直接概括为“中学其本也，西学其末也。主以中学，辅以西学”。[29]而真正使“中体西用”成为一个完整思想体系的则是张之洞撰写的《劝学篇》。

三、“中体西用”的教育纲领

张之洞“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教育思想主要体现在《劝学篇》中。该书于1898年著成。全书共24篇4万余字，分为内篇和外篇。内篇分同心、教忠、明纲、知类、宗经、正权、循序、守约、去毒9篇，主旨是务本，“以正人心”；外篇分益智、游学、设学、学制、广译、阅报、变法、变科举、农工商学、兵学、矿学、铁路、会通、非弭兵、非攻教15篇，主旨是务通，“以开风气”。

《劝学篇》不仅阐述了“中学”问题、“西学”问题，还论及中、西学的关系，其主旨可归纳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既是张之洞教育思想的总概况，也是洋务教育的指导思想。

所谓“中学”，也称“旧学”，即“四书、五经，中国史事、政书、地图”，[30]实质上指的是封建典章制度、伦理道德。所谓“西学”，也称“新学”，即西政、西艺、西史。“学校地理、度支赋税、武备律例、劝工通商、西政也；算绘、矿医、声光、化电、西艺也。”[31]可见，西艺指的是西方近代科学技术，西政则指资本主义的一些规章律例，并未涉及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这与维新派主张的“西政”截然不同。

中、西学的关系即为“旧学为体，新学为用，不使偏废”，中学为根本，为主，西学为末节，为从。张之洞认为“今欲强中国，存中学，则不得不讲西学，然不先以中学固其根柢，端其识趣，则强者为乱首，弱者为人奴。其祸更烈于不通西学者矣。”[32]因此，“讲西学必先通中学，乃不忘其祖也。”[33]即三纲五常封建伦理道德等中学为“体”，只有在此基础上再讲求作为“用”的“西学”，“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不必尽索于经文，而必无悖于经义。如其心，圣人之心；行，圣人之行。以孝悌忠信为德，以尊主庇民为政，虽朝运汽机，夕驰铁路，无害为圣人之徒也。”[34]这样中国才能立国。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中西方文化碰撞的时代产物，具有积极的历史意义，成为清朝末年政府推行教育改革的纲领，为传统教育打开了一个缺口。但由于思想的局限性，“中体西用”表现出明显的封建性，仍然维护封建专制制度以及三纲五常等伦理道德，这又极大地阻碍了资本主义教育在中国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