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后，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激烈争夺势力范围，形成瓜分中国的局势，中国面临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这激起国民的觉醒，早期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潮迅速转变成一股救亡图存的新社会思潮，他们以西方资产阶级的进化论和社会政治学说为武器，尖锐抨击了封建专制制度和纲常伦理。为了挽救民族危机，在康有为、梁启超、严复、谭嗣同等维新派的主导下，最终于1898年6月11日至9月21日的百天中催生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维新变法的政治运动，颁布了一系列变法律令，这即是“戊戌变法”，史称“百日维新”。尽管维新变法在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守旧势力的绞杀下失败了，但是清廷下发的教育改革诏令以及维新派的教育主张和教育实践依然推动中国近代教育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一、维新派的教育活动

19世纪末期，列强环伺，中国民族危机日益加深，一部分带有资本主义思想的官吏和知识分子忧国忧民，以救亡图存为旗帜，著书立说，奔走呼号，宣传维新变法，形成近代史上一次进步的群众性政治运动。这些被称为维新派者为宣传维新思想、培养维新人才，与抱残守缺的顽固派、洋务派积极论战，开展了大量的教育实践活动，兴办学会、发行报刊、创办学校，逐渐形成了较完整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教育思想体系。

（一）创办学校

在维新派兴办的学堂中，著名的有：万木草堂（1893）、时务学堂（1897）、通艺学堂（1897）、绍兴中西学堂（1897）、浏阳算学馆（1897）；其他领风气之先的学校还有北洋西学堂（1895）、南洋公学（1896）、经正女学（1898）等。

1.万木草堂

1891年，康有为在广州长兴里设立“长兴学舍”。1893年冬，迁于仰高祠，定名为“万木草堂”，学生已达百余人。1898年戊戌政变后解散。康有为撰写《长兴学记》作为学规，办学宗旨在于激励气节，发扬精神，广求智慧，以培养维新变法人才。在课程设置上，中西兼学，既有中国经史、诸子之学，也包括万国史学、地理学、数学、格致、政治原理学等内容，还设置了演说、体操、音乐、射击、游历等“科外学科”，强调德智体全方面地培养学生，“德育居十之七，智育居十之三，而体育亦特重焉”[10]。在组织制度上，康有为自任总监督、总教授，并选3～6名学生为学长分助各科。草堂不分年级不分班，新生入学后首先由学长指导读书。在教学方法上，除讲授外，学生自学读书，每天写札记，每半个月呈交一次，由康有为亲自批阅，深受学生欢迎。万木草堂成为当时宣传变法思想、培养变法人才的重要阵地，梁启超、麦孟华、徐勤、康广仁等维新人士即是其中毕业的出色者。

2.时务学堂

1897年，熊希龄、黄遵宪、陈宝箴、谭嗣同、江标等人在湖南长沙设立时务学堂，聘请梁启超为总教习。办学目的旨在使学生具有维新变法的坚强意志、广博的知识和治理国家的才能。梁启超拟定《湖南时务学堂学约》十章，分别为立志、养心、治身、读书、穷理、学文、乐群、摄生、经世、传教。规定中学为基，兼习西学的教学方针。在课程上设置普通学和专门学两种，普通学分为经学、诸子学、公理学、中外史志及格算诸学；专门学则为公法学、掌故学和格算学。梁启超在此讲学数月，倡导民权学说，使得学堂成为名噪一时的宣传维新思想的学校，培养出蔡锷、范源濂等一批高才生。

（二）建立学会与发行报刊

为了组织维新力量传播变法思想，维新派建立各种学会。1895年，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在北京发起“强学会”。同年，康有为又组织了“上海强学会”。尽管1896年这两个强学会相继被查禁，但却促进了全国学会的兴办，一时涌现出粤学会、蜀学会、浙学会等各省学会以及务农会、医学善会、译书公会等各种专业和团体学会。这些学会通过集会、演讲、翻译出版图书报纸、定时讲课、收藏图书仪器等方式广泛传播了维新思想。

维新派还通过发行报刊进行维新思想的启蒙。1895年康有为在北京创办《万国公报》（后改为《中外纪闻》），1896年梁启超在上海发起《时务报》，1897年严复也于天津创办《国闻报》。此后，《蒙学报》、《湘学报》、《知新报》等纷纷发行。各类报刊逐渐成为传播西学、开通思想、扩大维新运动社会基础等方面的重要媒介。

二、“百日维新”中的教育改革

1898年6月11日，光绪皇帝颁布“明定国是”诏书，宣布维新变法。9月21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变法失败，历时103天，史称“百日维新”。在此期间，光绪帝颁布的一系列变法诏令中，涉及教育改革的措施主要有：

（一）废八股，改革科举制度

1898年6月23日，光绪皇帝下诏废八股取士制，改试时务策论。诏令规定，会试、省级的乡试及府县的生童岁科各试，八股文考试一律改试策论。乡试、会试仍定为三场，第一场试中国史事、国朝政治论五道；第二场试时务策五道，专问五洲各国之政，专门之艺；第三场试四书义两篇，五经义一篇。生童岁科两试，先试经古一场，专以史论策命题，正场试以四书、五经义各一篇。7月23日，又下诏设立经济特科，强调考试、取士不凭楷法，以讲求实学、实政为主，选拔维新人才。尽管百日维新失败后，诏令并未继续施行，又恢复了八股考试，停罢经济特科，但仍然冲击了科举制度，影响了社会风气。

（二）倡西学，兴办各级各类学校

“百日维新”期间提倡西学，培养“通经济变”的人才。《明定国是诏》下令“以圣贤义理之学，植其根本，又须博采西学之切于时务者，实力讲求，以救空疏迂谬之弊”[11]。还下诏出新法、著新书，并创学堂，要求各地设中西学堂，即“将各省府、厅、州、县现有之大小书院，一律改为兼习中学西学之学校”。[12]省会的大书院改为高等学堂，郡城的书院改为中等学堂，州县的书院则改为小学堂。要求地方自行捐办的义学、社学等一律兼习中西学。此外，同时下诏筹办铁路、矿务、农务、茶务、蚕桑、医学等各类实业学堂。

（三）设立京师大学堂

1896年刑部左侍郎李端棻在《请推广学校折》中首倡于京师设立大学堂。之后，康有为等人又多次提出此议。1898年，光绪帝下诏举办京师大学堂。孙家鼐为管学大臣，聘请许景澄为中学总教习，美国人丁韪良为西学总教习。由梁启超草拟《京师大学堂章程》，规定京师大学堂不仅是全国最高学校教育机构，同时也是全国最高教育行政机构，各省学堂均统归大学堂管辖。大学堂的办学目的是“培养非常之才，以备他日特达之用”。教育原则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在课程上设置了普通学和专门学两大类。普通学包括经学、理学、中外掌故、诸子学、初级算学、初级格致学、初级政治学、初级地理学、文学、体操学等，并同时要求在英语、法语、俄语、德语、日语这五种语言文字中任选一门；专门学包括高等算学、高等格致学、高等政治学、高等地理学、农学、矿学、工程学、商学、兵学、卫生学等，学生普通学毕业后，各选一至两门专门学。此外，《章程》还详细规定了入学条件、学成出身、教习聘用、经费、学校设施等内容。

1898年戊戌政变后，京师大学堂因为“萌芽早”而得以幸存，但其封建性明显加强，尤其恢复八股取士后，又逐渐成为科举制的附庸。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京师大学堂停办，1902年恢复，成立了师范馆，纳入清末学制系统。1912年，改名为北京大学。

“百日维新”中的教育改革措施，仍然保留了一定的封建性内容，而且由于受到多方面特别是守旧势力的抵制，有些中途废止，甚至大多未及施行，但是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却具有巨大的进步意义，不仅强烈冲击了封建教育，也体现了资产阶级维新派教育思想的特色，促进了人们思想的启蒙和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