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早期教会教育

早在1839年，美国人布朗主持的马礼逊学校在澳门成立，这是最早设立于中国本土的教会学校。1842年11月，马礼逊学校迁至香港。第一批学生仅6人。课程包括中文、算术、代数、几何、生理学、地理、历史、英文等。至1850年停办。

继签订《南京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后，西方传教士在华所办学校日益增多，到1860年，江南一带的天主教小学90所，设于“五口”的基督教新教小学已达50所，学生1000余人。[1]这些教会学校大多附设于教堂，规模较小，主要招收贫苦人家的孩子，免收学费和膳食费；在课程上主要开设宗教、外语、西学和儒学经典。

为了统一教会教育的教学内容，1877年5月，第一次在华基督教传教士大会在上海举行，决定成立“学校与教科书委员会”，这是近代第一个在华基督教教会的联合组织，其目的主要是为教会学校编写、出版教科书。1890年，该组织改为“中华教育会”，指导所有在华基督教教育。在此次大会上，传教士卜舫济指出，在教会学校内，“训练中国未来的教师和传教士……使他们成为中国未来的领袖和指挥者，给未来的中国施加最强有力的影响。”[2]正是在这种野心下，自19世纪70年代起，教会学校和学生数逐年增加，圣约翰大学、沪江大学等一批教会大学相继创建。

教会学校是一个与中国传统封建教育体系截然不同的教育系统，不排除西方列强通过这种方式进行传教活动甚至侵犯中国教育的主权，带有鲜明的殖民性，但是这些学校也不可避免引入了西方近代教育制度，在管理、课程、教学等各方面影响了中国传统教育，促进了传统教育的近代化转变。

二、兴办新式学堂

随着洋务实践的展开，为了培养外交、军事、技术等洋务活动所需人才，洋务派陆续创办了30余所新式学堂，大致可分为外国语学堂（方言学堂）、军事学堂、技术学堂。

（一）外国语学堂（方言学堂）

京师同文馆的教师（教习）既有西教习也有汉教习，从职责上又分为总教习、教习和副教习。同文馆由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直接管理，1869年聘美国基督教传教士丁韪良为总教习，总揽全馆教务，直到1894年止，任职长达25年。同文馆先后聘请了50余名外国人担任外语（英文、法文、德文、日文）、天文、格致、化学、医学、万国公法等教习；30余名中国人担任汉文和算学的教习。每门课程还设有1～4名副教习，以协助教习的教学工作。副教习从优秀学生中选任，不脱离学生身份，需到馆学习、考试。

同文馆的课程，除了英、法、俄、德、日等国语言文字以及汉文外，不断丰富和扩充，逐渐开设了算学、化学、医学、天文、物理、万国公法等课程。学生的考核以考试为主，分为月课、季考、岁考。每届三年再由总理衙门举行一次大考，成绩优秀者授与七、八、九品官，劣者则降革留馆。

京师同文馆作为洋务学堂的开端，也是我国半殖民地半封建教育的开端，打破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教育模式，突破了中国传统的教育内容和教学方式，革新了中国教育制度，在近代中国教育史上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

其他外国语学堂还有上海广方言馆（1863）、广州同文馆（1864）、新疆俄文馆（1887）、台湾西学馆（1888）、珲春俄文馆（1889）、湖北自强学堂（1893）等。

（二）军事学堂

为了培养“靖内患”“御外侮”的军事人才，洋务派仿照西法创设了一批军事学堂（武备学堂）。

福建船政学堂是中国近代最早的海军制造学校。1866年，闽浙总督左宗棠奏请于福州马尾设置船政局，并附设船政学堂，亦名“求是堂艺局”，目的在于“使中国才艺日进，制造、驾驶展转授受，传习无穷”[5]。学习年限5年。学堂分为前、后学堂。前学堂学习法文，又称为“法国学堂”，专门学习制造技术；后学堂学习英文，又称“英国学堂”，专习管轮驾驶。1868年，前学堂设立“艺圃”，从各船厂招收15～18岁的青年工人，半工半读，是我国近代工厂职工在职教育的先声。学堂为我国培养了近代第一批海军人才和海军制造人才。1884年中法马尾海战和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中，福建船政学堂的毕业生邓世昌、刘步蟾、林泰曾、林永生、黄建勋、林履中等都是当时杰出的将领。

其他军事学堂还包括天津水师学堂（1880）、广东黄埔鱼雷学堂（1884）、天津武备学堂（1885）、江南水师学堂（1890）、湖北武备学堂（1896）等。

（三）技术学堂

这类学堂主要培养专门技术人才，能够使用、维修、管理和制造机器，设有福州电报学堂（1876）、天津电报学堂（1879）、上海电报学堂（1882）、山海关铁路学堂（1895）等。

洋务学堂培养了近代中国第一批翻译、外交、军事和技术人才，引入“西文”、“西艺”等教学内容，普遍制订分年课程计划，采用班级授课制。这些在中国教育史上无疑具有开创意义，冲击了封建教育制度，开启了近代教育。但是这些特定历史阶段的洋务学堂仍然有明显的局限性，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指导思想下，一方面学习“西文”、“西艺”，另一方面又必须读四书、五经。此外，洋务学堂大多为洋务大臣所办，难免沾上封建官僚习气；西学课程的教学和管理依赖于洋人甚多，也严重影响了学堂的自主独立发展。这使学堂的管理、招生、学生的奖惩等方面打上明显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的烙印。

三、留学教育

洋务运动时期的留学教育，是近代走出国门“师夷长技”的重要一步。19世纪70年代，在国内开设新式学堂学习西方科学技术之余，李鸿章、曾国藩、沈葆桢等洋务派思索着另外一条熟悉西方的途径以图自强，他们计划向国外派遣留学生，通过到国外实地的耳濡目染，更深入地学习先进的西学，不仅要培养各类洋务人才，而且“凡游学他国得有长技者，归即延入书院，分科传授，精益求精”[6]。于是，清政府派遣了首批幼童留美以及之后的福建船政学堂学生留欧，开了我国公费留学的先河。

（一）幼童留美

1872年，在容闳的积极倡导下，曾国藩、李鸿章奏请派遣聪颖幼童赴美肄业，学习军政、船政、步算、制造等，以“使西人擅长之技，中国皆所谙悉”[7]。在《挑选幼童赴美肄业章程》中规定，挑选年龄在13～20岁的身家清白、资性聪慧学童，每年30名，四年四批，共120名，学习15年。同年8月11日，第一批30名幼童由陈兰彬带领赴美。1873年、1874年、1875年，第二、三、四批各30人相继出发。在第二、四批中另有随行的7名和3名自费生。

这批幼童到美国后，安排在康涅狄格州的美国人家里，以便于语言学习和适应环境。语言熟练之后，进入当地的小学、中学，再分别报考大学。除学习西学外，他们还必须按照有关章程，学习《孝经》、五经、《国朝律例》等中学，早晚由驻洋委员率领拜孔子神位，在特定日期还要听正、副委员宣讲《圣谕广训》。

由于封建守旧势力的顽固思想，他们不断指责留美学生，时任留美监督的吴子登曾尖锐批评：“外洋风俗，流弊多端，各学生腹少儒书，德性未坚，尚未究彼技能，先已沾其恶习，即使竭力整顿，亦觉防范难周。”[8]以学生沾染洋气无益于国家有害于社会为理由，建议撤回留美学生，再加之当时美国排华逆流的激化，幼童们终究未能按计划完成学业而被提前撤回。1881年，留学生们踏上归途。120名学生中，除去世、中途撤回、执意不归者以外，其余94名分三批回国。其中小学19名，中学35名；33名大专学生中，只有詹天佑、欧阳赓两人获得学士学位。

尽管首次留美幼童派遣中途夭折，大多幼童浅尝辄止，未能完成学业，但仍然涌现出了一批优秀人才，如铁路工程师詹天佑、北洋大学校长蔡绍基、清华学校校长唐国安、清末交通总长梁敦彦、民初国务总理唐绍仪等。

（二）留学欧洲

随着出国留学风气的渐开，1876年沈葆桢、李鸿章奏请派遣福建船政学堂的学生赴英、法、德等欧洲国家留学，认为“前后堂学生内秀杰之士，于西人造驶诸法，多能悉心研究，亟应遣令出洋学习，以期精益求精”[9]。

1877年，福建船政学堂的第一批28名学生赴欧留学。其中前学堂12名学生，艺徒4名，前往法国专习制造；后学堂12名学生赴英国、西班牙学习驾驶。加上先期到达的7名学生和艺徒，第一批留欧学生共计35人。学期年限均为3年。首届留欧生于1878—1880年间完成学业陆续回国。之后，1881年、1886年、1897年，福建船政局又先后选送三批学生赴英、法、德等国留学。

洋务留欧学生，对近代中国海军产生了突出影响，甲午海战前的北洋舰队12艘主力舰的管带，有一半以上是留欧学生，如巡洋舰镇远号管带林泰曾、定远号管带刘步蟾等；部分留欧生也积极参与了近代中国海军教育事业，如严复担任天津水师学堂总教习和总办，长达20年之久；还有一批留欧学生成了近代中国第一代实业人才。

洋务运动时期的留学教育总体来看还处于起步阶段，规模小、不完整，但在开风气、引进“西学”、推进中国教育近代化方面仍然做出了重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