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隋唐时期的文教政策

（一）崇儒兴学

自东汉后期至魏晋南北朝，社会动乱，儒学地位下降，佛教、道教日益兴盛。到隋朝建立以后，政府逐渐认识到儒学在和平统一时期教化百姓、培育人才方面的巨大作用。从隋文帝开始，隋政府积极提倡儒家教化，统一思想，下令广泛征集儒家经典，并以高官厚禄礼聘天下儒士集于京城，下令自京城至州县均设学校，隋文帝还亲自至国子监参加典礼。

唐高祖在开国之初，就“颇好儒臣”。为了提高儒学的地位，在国子学立周公、孔子庙各一所，四时致祭。624年颁布《兴学敕》，要求“敦本息末，崇尚儒宗”。唐太宗更是登基前就在王府内设立文学馆，召集房玄龄等十八名儒为学士。贞观元年（627年）唐太宗下令以孔子为先圣，以颜回为先师，并令各州县学设立孔子庙。贞观十四年（640年），令孔颖达会同诸儒撰写《五经正义》，颁行天下。这是历史上第一部由官方颁布的经学权威著述，成为全国官学的统一教材，学校成为施行经学教育的场所。同时，也再次统一了儒学，基本上结束了儒学内部的派别之争，维护了儒学的统治地位。唐以后诸帝在文教上也基本上执行尊崇儒术的政策。

（二）兼融佛道

隋唐崇尚儒术，与此同时也兼重佛教和道教。特别是佛教，在隋唐朝时期得到了很大发展。隋文帝和隋炀帝大力提倡佛教，甚至一度废太学、四门学及州县学，命天下诸州建佛塔，兴佛教。因此隋代佛教的地位超过了儒学，隋朝也成为当时佛教研究的中心。隋朝在提倡佛教的同时，对道教也予以一定的提携，但不及佛教的地位高、影响大。

唐朝注重平衡儒、佛、道三者的关系。从整体来看，佛教在唐朝获得了长足的发展。而道教则由于李唐皇室奉道家开创者老子为始祖，受到维护支持，空前活跃。唐高祖在一份诏书中就宣称“三教虽异，善归一揆”[1]。唐太宗认为三教殊途同归，支持玄奘译佛经。武则天也认为“佛道二教，同归于善。无为究竟，皆为一宗”[2]。整个唐代，儒、佛、道三教虽间有此消彼长的矛盾，但总的来说形成了政治上儒术居于主导地位，佛教和道教作为信仰和精神寄托共存的局面，为宋明理学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二、隋唐时期的学校教育

（一）中央官学

隋文帝时承袭北齐国子寺之名，在中央设立国子寺，以祭酒作为最高长官，总辖各学。这是我国设立专门的教育行政部门和专门教育长官的开始。隋炀帝大业三年（607年）改国子寺为国子监，在国子监中设有国子学、太学、四门学、书学、算学。此外在大理寺还设有律学。

唐在隋的基础上，由中央直接设立的学校大体可以分为三系：一为中央六学，为直系；二为二馆，三为医学，为旁系。直系六学即：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律学、书学、算学，统隶于国子监。六学中的前三学属于普教性质，学生的入学资格按照出身等级决定，以国子学最高；后三学为专科性质。二馆，一为弘文馆，归门下省直辖；二为崇文馆，归东宫直辖。二馆为收藏、校理书籍和研究教授儒家经典三位一体的场所。此外还有医学，亦属专科性质，自成一系，直辖于太医署。唐太宗时，中央和地方都办了分科较细的医学，这比西方要早几百年。除以上三系外，还有隶于祠部的崇玄学和隶于中书省的集贤殿书院。崇玄学学习《道德经》、《老子》等，集贤殿书院则兼有研究院和图书馆的功能。从贞观到安史之乱前，是唐朝国力最强盛的时期，也是学校最发达的时期。

（二）地方官学

唐代在各府、州、县分别设有府学、州学、县学，县内又有市学及镇学。所有府州县市各学校统归地方政府之行政长官长史兼管，长史再隶于国子监。地方学校学生的毕业考试由长史主持，合格者由其于每年冬季报送尚书省参加科举考试，亦可以升入四门学，这是地方官学向中央官学选送学生的开端，也表明了唐朝已经形成了较为严密完整的教育系统。此外。地方学校的教师除教学外，还有服务地方、推行教化的任务。

（三）官学的各项制度

各学招收学生年龄均在14～19岁（律学为18～25岁），所学课程相同，程度相当，地位的高低是由学生的身份等级决定的。“六学”中以国子学地位最高，学生是三品以上官员的子孙，学额300人；其次是太学，学生限于五品以上官员的子孙，学额500人；再次为四门学，学额1300人，为七品以上官员的子孙及经过选拔的八品以下官吏子弟乃至庶民。书学、律学、算学等专科性质的学校，招生对象与四门学相同，但学额较少，都在50人以下。中央和地方学校一般学习年限为九年，书学、律学学习年限为六年。“二馆”限于皇亲贵戚和高官、功臣子弟，等级最高，学额50人，但实际教学程度并不高于“六学”。

中央官学的教师有博士、助教、直讲等。博士、助教既是学校教师，又为朝廷有品级的官员。如国子学博士是正五品上，助教为从七品上，其他六学的教师等级和待遇依次减等。唐代对教师与国家其他官员一样实行定期考核，主要考核其业务、品德及教学效果，根据考核的结果决定升迁、奖励，如可由四门学助教升为太学助教等。

唐代官学的学生在学期间一律享受公费，包括衣服、膳食都由朝廷和地方政府支付。毕业考试由博士出题，国子祭酒监考。考试及格即取得科举省试资格，如欲继续求学，四门学的毕业生则补入太学，太学毕业生则补入国子学。不过这种升格法并不加深学业程度，只表示地位的提高。

三、科举制度的建立

（一）科举制的产生

科举制的创立，是中国古代选士制度服务于中央集权需要的发展结果。科举制由“分科举人”而得名，始创于隋，而完备于唐。由于魏晋南北朝时期实行九品中正制，高门士族拥有政治特权，世代垄断高官显位。隋朝统一中国以后，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巩固统一，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而首先着手的就是官制和与官制密切相关的选士制度的改革。隋炀帝大业二年（606年）始置进士科，一般认为进士科的设置标志着科举制的创立。到唐代，科举逐渐成为定制，此后宋、元、明、清，历代相袭，在中国历史上推行1300年之久。

（二）科举考试的科目

唐代科举分为三类：由学馆出身的，称为“生徒”；由州县考送的称为“乡贡”；而由天子直接招考的称为“制举”。前两类都属于常规考试，叫作“常科”。“常科”科目很多，而常设考试的有六科：秀才科、明经科、进士科、明法科、明书科、明算科。其他还有三礼、三传、史科、开元礼、道举及童子诸科，是不常设的。在常设的六科中，尤以“明经”“进士”两科最为重要；而秀才科因取人较严，逐渐无形废止了。“制举”往往因君王的好尚及政府一时的需要，特设某科考取某样人才，无一定的规程。

（三）资格和内容

生徒和乡贡为常科考生。经考试生徒由国子监祭酒挑选，乡贡由长史挑选，送至尚书省下的礼部参加“省试”。唐朝初年虽然规定，凡士子应常贡，只问学力，不限于学校内的学生，但在唐文宗时开始要求，凡公卿士族子弟，须先入国学肄业才可以应考明经进士；在唐武宗时，又规定无论中央还是地方，一切考生均须由学校出身方准应试。这样，学校教育就与科举制度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

省试考试内容以儒家经典为主，另有诗、赋、论、策的写作，各科要求不一。考试方法分为帖经试法、墨义试法、策问试法、诗赋试法。省试在京城举行，考生须先往户部报到，户部阅后送经礼部考试。取中者按等级给予及第、出身资格。省试取中以后，还须要入国子监继续深造，再经吏部考试，通过者授予官职，不及格者越三年再试。授官品位，依据常科科目的等级不同而有所分别。唐代已极为重视科举过程的公正，规定：“凡贡举非其人者，废举者，校试不以实者，皆有罚。”[3]旨在保证科举制度的顺利推行。

（四）科举制与学校教育的关系

隋唐时期科举制的产生，是封建选官制度的一大进步。它把读书、考试与做官紧密联系起来，有利于打破特权垄断、扩大官吏人才来源、提高官员文化素质。科举取士，把选拔人才和任命官吏的权力，从世家大族的手里集中到中央政府，大大加强了中央集权。

从更长的历史时间来看，在科举制产生以前，选士和育士基本上是脱节的，科举制的产生将二者结合在一起。科举制与学校间存在一种相互制约的关系，学校教育的兴衰直接影响科举取士的质量和数量，科举取士的标准和方法指导着学校教育的内容和方法。由于科举又是学生出仕的必由之路，科举制的产生刺激了人们学习的积极性，促进了学校教育的发展。但由于封建社会的弊端，社会只重科举，不重教育，使学校教育逐渐成为科举制的附庸。此外，大批知识分子把终生精力消磨于科场考试之中，除少数人可以循着这条路爬上去外，对绝大多数人来说，科举只是一个终生追求而不可得的钓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