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的农业社会也是一个乡土社会，乡是农民世代居住的场所，土是农民生活的根基。费孝通说：“乡下人离不了泥土，因为在乡下住，种地是最普通的谋生办法……我记得我的老师史国禄先生也告诉过我，远在西伯利亚，中国人住下了，不管天气如何，还是要下些种子，试试看能不能种地。——这样说来，我们的民族确是和泥土分不开的了。从土里长出过光荣的历史，自然也会受到土的束缚。”[22]自古以来，中国人就把这赖以生存的土地视为安身立命之本。对于以耕种为生的农民来讲，居住地常常是世世代代不变的，他们不愿意轻易改变自己的生活和居住地，因为那里不仅有他们的亲戚、邻里和朋友，还有他们熟悉的山山水水，更重要的是有他们生存的依托——土地。因此，中国历史上形成了一个重要的传统，就是“民之为农者，莫不重迁”[23]。

“安土重迁”是指安于本乡本土，不愿轻易迁移。一方面，中国古人从农业生产中获得的生产经验表明，只有经过连续多年的耕种才能使原土地更加肥沃，来年的收成才能更好。人们要利用这片土地栽种作物，必须在固定的土地旁边长久厮守、长久居住。再加上农作物生长缓慢，从播种到收获的周期较长，且从事农业生产是一项周而复始的再生产运动——“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年复一年。这样，“守土耕种”便成为中国古代劳动人民亘古不变的生活方式。“生于斯，长于斯，死于斯。”并且，为了将子孙拴在土地上，农耕社会还强调祖先崇拜，鼓励承继祖先的土地与照顾祖传土地上的祖坟。[24]于是便有了“安土重迁，黎民之性；骨肉相附，人情所愿也”（《汉书·元帝纪》）。这样，在一切以慢节奏为活动方式的年代里，凡已结成的人际关系和社会秩序便不易发生变动，不易再被打破。社会以既成的关系和秩序稳固地维持人际关系的和谐状态。反过来，对于固定或生长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来说，也只有维护相互之间稳定与和谐的关系，才能有安定与持续的家族与社会；有了这样的家族与社会，才能安心而有恒心地守在土地上照顾成长缓慢的农作物，获得赖以生存的物质资源。

另一方面，安土重迁的反义是背井离乡。“在家千日好，出门一日难。”几千年间，依靠农业生产的汉族聚居区如果不是出现大灾荒、大战乱或政府强制，农民们绝计不愿离乡背井，远走他乡，另寻新的生存土地。即使是为了躲避一时的灾祸而出走的农民，只要条件许可，又总是迫不及待地回归家园。所以，中国人的骨子里都害怕战乱，害怕由此而流离失所，对不和谐或冲突自然形成一种焦虑甚至恐惧。张德胜认为，中国人强调关系和谐是有道理的：关系和谐便可维持稳定的社会秩序，不和谐便会破坏社会秩序，而长久以来，社会秩序的维护已经成为中国人的一种集体情绪。[25]费孝通也说：“以农为生的人，世代定居是常态，迁移是变态。”[26]德国著名社会哲学家赫尔曼·凯泽林也这样评价中国人：“世界上没有任何其他公民能够给人以如此绝对纯真而又如此依附于土地的印象！在这里，在这块世代相传的土地上，发生着生的全部与死的全部。人属于土地，而不是土地属于人，土地永远也不会让它的子孙离它而去。无论人们在数量上如何增长，他们仍然归属于土地，他们会以更为勤勉的劳动从大自然身上榨出她那贫瘠的奉献。这世代相传的土地同时也是他的历史、他的记忆、他的怀念。”[27]

于是，“安土乐天”就成为几千年中国人信守的生存哲学，而“说道离乡背井，那一个不怕”（冯梦龙《东周列国志》第七十八回）。这种安土重迁的价值观念，至今仍使得中国人一旦漂泊他乡，就会令他们对故国家园梦魂牵萦，终生难以释怀。中国老百姓“叶落归根”的归宿意识，海外华侨寻根问祖的“本根意识”，都是中华民族这种深厚的安土重迁的乡土情结的生动体现。即使在现代社会的青年群体意识中，每逢春节或其他重大节日，远在千里之外工作的他们都会不辞辛苦地赶乘几天几夜的火车，回到家中与父母家人一起过年过节，与家人团圆。因此，对于依靠土地而生存的农耕民族而言，和平与安定就是他们最渴求的人居社会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