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对“人”的界定应该用人与人的关系来看，所以，在研究中国人的性格时也要从这个视角来看，才能对中国人的行为有真正的理解。[56]梁漱溟说：“伦理本位者，关系本位也。”[57]从对“人际之和”的解析来看，“和”的伦理思想在落实到处理人与人、人与群的社会关系上时，便是强调与追求所有人际关系的和谐，尤其是五伦关系的和谐。因此，可以说，人际和谐是中国传统伦理的总原则。

中国文化很早就重视“和”在协调国家、社会、人际之间关系上的社会功能，赋予“和”以很高贵的价值。《尚书·尧典》中早就提出了“协和万邦”的主张：“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这段话讲的就是首先“亲九族”，要把自己的家族、宗族治理好，继而把自己的子民安抚好，把国家治理好，进而才能“协和万邦”，使邦国之间和谐相处、共同发展。《尚书·周书·多方》中说：“自作不和，尔惟和哉！尔室不睦，尔惟和哉！”意即，你们自己不和睦，你们应该和睦起来！你们的家庭不和睦，你们也应该和睦起来！此处，“和”的含义为“和谐”“调和”，已被视作调和冲突、协调关系的准则。

西周至春秋时期，与调节人际关系有关的“和”的含义已经丰富多彩了，有了“适中、恰到好处”“喜悦”“和顺、平和、心平气和、和颜悦色”“和睦、融洽”和“和解、和平、结束战争或争执”等多种含义。《国语·郑语》记载，史伯提出了“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命题，认为“和”是“以他平他”，而“同”只是将无差别的单个因素、单一成分简单相加而已，不同的事物互相结合才能产生百物，而如果是同上加同，不仅不能产生新的事物，甚至会有走向灭亡的危险。[58]《左传·昭公二十年》记载，晏婴以烹饪菜汤和演奏乐曲为例来说明“和”的含义及其与“同”的区别所在，并以此为喻来阐明“和”（不是“同”）是正确处理君臣关系（实为人际关系中的一种）的准则，即“和”具有将多种不同因素、不同成分以一定的比例调成包含平衡、协调、和谐关系的“新”事物之义。可见，用作处理人际关系的准则的“和”，本指于不同意见或不同个性中求同存异以谋求一种“执中”或和谐的状态；而“同”则指抹杀不同人的个性来谋求无差别的、单一性的一致之义。因此，只有“和”（而不是“同”）才是正确处理人际关系的基本准则。

到了孔子和老子生活的时代，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和以老子为代表的道家，开创出使用“和”的两大发展方向。一是道家在自然的意义上使用“和”。如《老子·第四十二章》说：“万物负阴而抱阳，充气以为和。”此思想对后世中医和中国传统哲学产生了深刻影响。二是儒家将“和”逐渐伦理道德化。孔子儒家上承《尚书》和晏婴等人的传统，使“和”成为判断君子与小人两种道德人格的重要判标，正如孔子在《论语·子路》里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和而不同”是说君子尚义，无乖戾之心，虽所见各异，各不苟同，然能和谐统一，不求“专同”；而“同而不和”是说小人尚利，专同于嗜欲，然各有争心，故不和。不独儒家、道家尚和，墨家、佛家等亦是。墨家也认为和是处理人际关系的基本法则，认为天下不安定的缘由在于父子兄弟结怨仇，有了离散之心，因此，“离散不能相和合”（《墨子·尚同中》）。佛家的重要理论观点之一是因缘和合说，认为“诸法因缘和合生，故无有法；有法无故，名有法空”（《大智度论》卷三一）。这表明佛家也重和。佛家道德文化的核心理念也体现出整体和谐的特征，如佛教提倡“乐善好施”“普渡众生”“惜生护生”“慈悲救世”等，为构筑中国社会的整体和谐格局提供了重要的思想理论支撑，其整体和谐观体现了一种包容宇宙万物的悲悯关切之情，是平息、安顿人心浮躁的大智慧。

总体而言，中国传统文化倡导的人际和谐包含以下深意：人际和谐并不意味着彼此之间没有矛盾、没有差别，而是存在差别的各种成分可以相互协调地联系在一起；也不是不讲原则、一团和气，而是和而不同、求同存异，包容多样的和谐；是在不断解决矛盾中运动、发展、生生不息的动态和谐，所有人在其中能够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由于儒家思想在从汉代至清代的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据主导地位，这导致以“和”作为处理人际关系基本准则的思想和价值观念自先秦产生以后就一直延续下来，并保持较大的稳定性，在处理人际关系中一直起支配作用，成为后世中国人做人的重要原则，使中国人在人际交往中多崇尚“人和”，主张“和为贵”。例如，孙隆基认为，中国人的人际关系即以保持和谐为最高目的。[59]张立文更是明确强调“和合是中国文化人文精神的精髓和首要价值”，“和合能协调、和谐人的精神生活中的烦恼、焦虑、孤独、空虚等等冲突，陶冶情操，净化心灵。由人和而天和，人合而天合，进而人乐而天乐的天人和乐的和合心灵境界”[60]。杨中芳提出，对于人际交往，传统中国文化中的三个观念具有重要影响：一是和谐的天人和人际关系；二是“牺牲小我完成大我”的人群关系；三是以君子为个人的楷模。[61]黄囇莉则认为，中国传统的和谐思想，落实到人际关系方面，其含义主要有三：一是人与其周遭的环境，包括与其他人要和谐相处；二是人伦与天道是互通的，人有天赋的本性容许其与他人和谐相处；三是人们就是要在人际交往中，通过修养自己将仁、义、礼、智以及统领一切人际关系的信的秉性发挥出来。[62]汪凤炎则进一步提出，中国人一向推崇“和”，导致尚“和”已成为中国人的一种集体潜意识，中国人人际交往的所有策略几乎都是为了达到和谐人际关系的目的，“和”字无疑是打开中国人人际交往心态的一把“钥匙”。[63]因此，可以说，传统的和谐思想为中国人的和谐人际关系与交往提供了一种人际行为的价值尺度与追求目标。作为尺度，它是中国人处理人际关系、规范自身行为的标准；作为目标，它要求中国人通过理性的追求以实现人际关系的和谐与社会秩序的和谐。

[1] 《汉语大字典》（第二版），2474页，武汉，崇文书局；成都，四川辞书出版社，2010。

[2] 《汉语大字典》（第二版），652页，武汉，崇文书局；成都，四川辞书出版社，2010。

[3] 汪凤炎、郑红：《中国文化心理学》（第五版），128—138页，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15。

[4] 《汉语大字典》（第二版），650页，武汉，崇文书局；成都，四川辞书出版社，2010。

[5] 《汉语大字典》（第二版），2741页，武汉，崇文书局；成都，四川辞书出版社，2010。

[6] 《汉语大字典》（第二版），5124页，武汉，崇文书局；成都，四川辞书出版社，2010。

[7] 《汉语大字典》（第二版），5124页，武汉，崇文书局；成都，四川辞书出版社，2010。

[8] 《汉语大字典》（第二版），651页，武汉，崇文书局；成都，四川辞书出版社，2010。引文为摘录，有改动。

[9] 《汉语大字典》（第二版），2741页，武汉，崇文书局；成都，四川辞书出版社，2010。节选，有改动。

[10] 《汉语大字典》（第二版），2741页，武汉，崇文书局；成都，四川辞书出版社，2010。

[11] 《汉语大字典》（第二版），5124页，武汉，崇文书局；成都，四川辞书出版社，2010。

[12] 《汉语大字典》（第二版），5124页，武汉，崇文书局；成都，四川辞书出版社，2010。

[13] 吕不韦：《吕氏春秋》，101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14] 张立文：《中国哲学范畴发展史（人道篇）》，146—149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

[15] 杨伯峻译注：《论语译注》，250页，北京，中华书局，1980。

[16] 《汉语大字典》（第二版），2770—2771页，武汉，崇文书局；成都，四川辞书出版社，2010。

[17] 《汉语大字典》（第二版），613页，武汉，崇文书局；成都，四川辞书出版社，2010。

[18] 《汉语大字典》（第二版），652页，武汉，崇文书局；成都，四川辞书出版社，2010。

[19] 郭沫若：《甲骨文字研究》，89—9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2。

[20] 《汉语大字典》（第二版），5124页，武汉，崇文书局；成都，四川辞书出版社，2010。

[21] 方克立：《关于和谐文化研究的几点看法》，载《高校理论战线》，2007（5）。

[22] 《汉语大字典》（第二版），4258页，武汉，崇文书局；成都，四川辞书出版社，2010。

[23] 《汉语大字典》（第二版），4226页，武汉，崇文书局；成都，四川辞书出版社，2010。

[24] 此外，“谐”还有其他7种含义：①成，办成功。如《后汉书·五行志一》：“谐不谐，在赤眉；得不得，在河北。”②商定；评议。如《后汉书·宦者传·张让》：“当之官者，皆先至西园谐价，然后得去。”李贤注：“谐谓平论定其价也。”③诙谐，滑稽。如《汉书·东方朔传》：“上以朔口谐辞给，好作问之。”④配偶。《广雅·释诂四》：“谐，耦也。”⑤对照。《论衡·自纪》：“谐于经不验，集于传不合。”⑥辨别。《列子·周穆王》：“予一人不盈于德而谐于乐。”张湛注：“谐，辨。”⑦合。《书·尧典》：“克谐以孝。”参见《汉语大字典》（第二版），4258页，武汉，崇文书局；成都，四川辞书出版社，2010。

[25] 《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527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

[26] 汪凤炎：《“和”的含义及其对当代中国德育的启示》，载《中国德育》，2009（3）。

[27] 方克立：《关于和谐文化研究的几点看法》，载《高校理论战线》，2007（5）。引文有改动。

[28] 方克立：《关于和谐文化研究的几点看法》，载《高校理论战线》，2007（5）。

[29] 《汉语大字典》（第二版），625页，武汉，崇文书局；成都，四川辞书出版社，2010。

[30] 《汉语大字典》（第二版），110页，武汉，崇文书局；成都，四川辞书出版社，2010。

[31] 《汉语大字典》（第二版），626页，武汉，崇文书局；成都，四川辞书出版社，2010。

[32] 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313—31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33] 《汉语大字典》（第二版），629—630页，武汉，崇文书局；成都，四川辞书出版社，2010。

[34] 李方祥：《社会主义和谐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谐思想》，载《高校理论战线》，2007（8）。引文有改动。

[35] 方克立：《关于和谐文化研究的几点看法》，载《高校理论战线》，2007（5）。

[36] 杜运辉、吕伟：《“和合”与“和谐”辨析》，载《高校理论战线》，2010（4）。

[37] 《汉语大字典》（第二版），2178页，武汉，崇文书局；成都，四川辞书出版社，2010。

[38] 李庆善：《中国人新论——从民谚看民心》，77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

[39] 修建军：《中华伦理范畴·和》，2—20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

[40] 罗祖基：《论中和的形成及其发展为中庸的过程》，载《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1995（3）。

[41] 夏静：《“尚和”思维论》，载《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8（6）。

[42] 夏静：《“尚和”思维论》，载《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8（6）。

[43] 田正学、张申平：《两“和”发展战略的文化思想》，221页，成都，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2008。

[44] 张岱年：《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载《齐鲁学刊》，2003（5）。

[45] 曾仕强：《传统中国文化中的价值观及其现代诠释》，转引自《中国人的价值观国际研讨会论文集》，台北，汉学研究中心出版，1991。

[46] 钱穆：《从中国历史来看中国民族性及中国文化》，23—50页，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79。

[47] 李亦园：《和谐与均衡：民间信仰中的宇宙诠释》，转引自李亦园：《文化的图像——文化发展的人类学探讨》，64—94页，台北，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992。

[48] 汤一介：《略论儒学的现代意义》，载《未来与发展》，1996（3）。

[49] 方克立：《关于和谐文化研究的几点看法》，载《高校理论战线》，2007（5）。

[50] 李宏斌：《和谐与竞争：中西文化精神新论》，载《探索》，2005（5）。

[51] 参见王罡：《孔子思想中“和”的三种表达》，载《安顺学院学报》，2008（5）。

[52] 王登峰、黄希庭：《自我和谐与社会和谐——构建和谐社会的心理学解读》，载《西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1）。

[53] 参见王登峰、崔红：《心理卫生学》，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

[54] 戴兆国：《中国传统道德文化的整体和谐理念》，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06-03。

[55] 钟明善、朱正威主编：《中国传统文化精义》（第二版），8页，西安，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2001。

[56] 杨中芳：《如何研究中国人——心理学研究本土化论文集》，75页，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09。

[57] 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84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58] 徐元诰撰：《国语集解》，王树民、沈长云点校，470页，北京，中华书局，2002。

[59] 孙隆基：《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167页，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60] 张立文：《和合学——21世纪文化战略的构想》，70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61] 杨中芳、彭泗清：《人际交往中的人情与关系：构念化与研究方向》，转引自杨国枢、黄光国、杨中芳：《华人本土心理学》，470—504页，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08。

[62] 黄囇莉：《华人人际和谐与冲突：本土化的理论与研究》，23页，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07。

[63] 汪凤炎：《尚“和”：中国人的集体潜意识》，载《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