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进一步理解“和”的含义，笔者再将“和”与其经常连用的几个字汇总起来进行辨析。

（一）“和”与“谐”

在现代用语中，“和”与“谐”经常一起使用，构成“和谐”一词。《说文·言部》对“谐”的解释是：“谐，詥也。从言，皆声。”在字义上，“谐”主要有“和谐；协调”之义。如《书·舜典》中：“八音克谐，无相夺伦。”《周礼·天官·大宰》中：“以知邦国，以统百官，以谐万民。”[22]至于“詥”，其读音与含义有二：当其读作“hé”时，其义为“谐”。《说文·言部》说：“詥，谐也。从言，合声。”当其读作“ɡé”时，其义为“会言”。《集韵·合韵》说：“詥，会言也。”《六书统·言部》说：“詥，从言从合，合众意也。”[23]可见，当“谐”作“和谐；协调”之义解时，[24]“谐”与“和”“詥”三字可以换用。如《广雅·释诂三》说：“和，谐也。”《玉篇·言部》说：“谐，和也。”《汉书·礼乐志》有“八音克谐”，颜师古注“谐，亦和也”。也有“和”与“谐”并称连用的，如《左传·襄公十一年》有“如乐之和，无所不谐”。郑玄笺云：“后妃说乐君子之德，无不和谐。”

综上所言，当“谐”作“和谐、协调”义解时，“谐”与“和”同义且可以换用，而且可以连用组成一个名词即“和谐”。《现代汉语词典》对“和谐”的解释是：①配合得适当，如音调和谐，这张画的颜色很和谐；②和睦协调，如和谐的气氛，和谐社会。[25]由此可见，“和谐”一词的含义本与“和”相通，只是古今汉语的表达习惯稍有不同而已。古汉语为凸显其用词简洁的特性，习惯以单个字为词；而现代汉语为配合今人的用语习惯，喜欢用两个字或两个字以上的合成词。可以说，一方面，“和谐”一词本是将“和”与“谐”二字叠加使用的结果；[26]另一方面，两个字叠加在一起，也强化了“和”这个概念的辩证性，突出了它包含着差异、矛盾的多样性统一的意义。从而，作为名词的“和谐”一词准确地表达了“和而不同”“多样性统一”的含义，“和谐”亦可简称为“和”。[27]党中央和国务院提出的“和谐社会”“和谐世界”“和谐文化”的概念，也正是抓住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和”的精髓。[28]“构建和谐社会”“和谐”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都是对中国传统“和”的思想的传承和发扬。

（二）“和”与“同”

当然，“同”也有“和谐”之义，可以与“和”互训。《汉语大字典》对同的释义有：和谐，安定。《吕氏春秋·君守》：“离世别群，而无不同。”高诱注：“同，和。”《礼记·礼运》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郑玄注：“同，犹和也，平也。”《马王堆汉墓帛书·经法·四度》：“参于天地，闔（合）于民心，文武并立，命之曰上同。”[31]这里的“大同”主要是指一种人人友爱互助，家家安居乐业，社会祥和安宁的“大致相同，整体和谐”的社会图景，集中反映的是人们对传统和谐社会的向往与追求。

“和”与“同”之辨，在历史上主要有史伯、晏婴以及孔子的三次大讨论，并且多主张“和与同异”“尚和去同”。《国语·郑语》中记载了西周太史史伯与郑桓公的谈话如下。

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故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是以和五味以调口，刚四支以卫体，和六律以聪耳，正七体以役心，平八索以成人，建九纪以立纯德，合十数以训百体。出千品，具万方，计亿事，材兆物，收经入，行姟极。故王者居九畡之田，收经入以食兆民，周训而能用之，和乐如一。夫如是，和之至也。

史伯指出，“和”与“同”是不一样的，“他”即相异者，“以他平他”即把不同的事物结合到一起，通过相互聚合、相互协调、相互影响，达到和谐统一，形成一种新的状态或产生新的事物，称之为“和”；而“同”则不然，它指相同的东西，重复相加，只是量的增多，并不能产生新的事物。因此，事物存在和发展的动因是“和”而不是“同”。在史伯看来，“和”包含了差别的统一，“同”则指无差别的绝对同一。所谓“同则不继”，是指事物在绝对同一的状态下难以发展和延续，唯有在差别性、多样性的交互作用下，事物的存在与发展方有可能，这就是“和实生物”的道理。据此，史伯尖锐地指出周幽王排斥贤相、宠爱奸邪的行为是“去和而取同”，它终将给周朝的统治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左传·昭公二十年》中记载了齐桓公请教晏婴如下。

公曰：“和与同异乎？”对曰：“异。和如羹焉，水火醯醢盐梅以烹鱼肉，燀之以薪。宰夫和之，齐之以味，济其不及，以泄其过。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君所谓可而有否焉，臣献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谓否而有可焉，臣献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无争心。故《诗》曰：‘亦有和羹，既戒既平。鬷嘏无言，时靡有争。’先王之济五味，和五声也，以平其心，成其政也。声亦如味，一气，二体，三类，四物，五声，六律，七音，八风，九歌，以相成也。清浊，小大，短长，疾徐，哀乐，刚柔，迟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济也。君子听之，以平其心。心平，德和。故《诗》曰：‘德音不瑕。’今据（人名）不然。君所谓可，据亦曰可；君所谓否，据亦曰否。若以水济水，谁能食之？若琴瑟之专一，谁能听之？同之不可也如是。”

晏婴指出，“同”就像“以水济水”或“琴瑟之专一”，即以水加上水，还是水的味道；琴声再加上琴声，还是琴的声音。这些都是简单的同一，比较没有“饮之”“听之”的价值。但“和”就如“羹汤”，其中有鱼、有肉、有作料，加上火力烹调，在“相济相成”后，则可得新的美味之羹汤；或者说就像音乐，其中有清浊、大小、短长等声音上的变化，“相济相成”后方成新的乐章。在晏婴看来，“和”与“同”的对立在于，“同”是将相同的事物相加，“和”则是将多种事物调和在一起。事物不能自身产生自身，也不能同性产生同性，有分才有合，有差异才能“和”。只有在对立方的相互融合而非冲突或吞并中，才能生出新的状态、新的关系或新的和谐来，如五音相和、五味相和、五色相和。多样性相和不仅可以悦目、悦耳、悦口，而且可以明辨是非邪恶、昌明真理善恶，这正是晏婴主“和”去“同”的真正价值。史伯和晏婴的和同论，是中国和谐思想的理论前导，对后世和谐文化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孔子继承了《左传》《国语》中的和同之辨，提出“和为贵”的为政之道与为人之道。孔子明确主张“和而不同”，而反对“同而不和”。在《论语·子路》中论及“同”与“和”时，孔子将其视为两种不同的做人处世原则，即“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他把“和”与“同”作为区别“君子”与“小人”的重要标准。何晏的解释是：“君子心和然其所见各异，故曰不同；小人所嗜好者同，然各争利，故曰不和。”（《论语集解》）朱熹的解释为：“和者，无乖戾之心，同者，有阿比之意。”（《四书章句集注》）“无乖戾”即说君子广厚其心，有节而中，不盲从附和；“有阿比”即指小人阿谀奉承、盲目附和。朱熹还援引尹毅的话说：“君子尚义，故有不同；小人尚利，安得而和？”（《四书章句集注》）简而言之，“君子和而不同”就是因为君子的言行是以义为标准，对不合理的事情，就要反对，所以有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就是因为小人的言行是以对自己有利为标准的，对自己无利的事不干，对自己有利的事，不管是否符合正义他也干，所以只能同而不和。这就不仅是一般哲理的阐述，还上升到为人处世的最高准则。孔子还说：“君子易事而难说也。说之不以道，不说也。及其使人也，器之。小人难事而易说也。说之虽不以道，说也。及其使人也，求备焉。”（《论语·子路》）君子求和以道，小人求和往往是求全责备，所以，孔子强调“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同时，孔子也极力厌恶“同而不和”，将现实生活中那些看似忠厚老实，跟谁都唯唯诺诺、四处讨好、八面玲珑的“乡愿”斥为“德之贼”。因为，“乡愿”的背后，是不分是非，言行不一，趋炎媚俗，毫无道德原则。这种“乡人皆好之”的行为，就是同。它表面一团和气，实则走向了和的另一端，完全违背了和的初衷，难免要流于形式与伪善。孔子还批判“一言堂”是“一言丧邦”，并将下者对上者曲意逢迎、随声附和，甚至同流合污的行径，斥之为“巧言令色”。这都是“同而不和”，是违反治国的管理目标的。

综上，“和”就是包含矛盾的统一，强调事物多样性的统一，由不同事物的互补相成，产生新的事物；而“同”是取消差异的苟同，强调相同事物的重复、统一，但在同一的状态下难以得到新的发展。中国和谐文化的精髓是追求“和而不同”，此“和”并不是指没有冲突和矛盾，或是要极力消除冲突与矛盾，而是讲求不同事物或思想之间的和谐与统一，但又并不苛求一切都要整齐划一。因此，“和”还在于原始本身的多因素、多层次结构所具有的乐观的包容性质，这使它能不断地吸取、融化其他事物，在不断发展中构成稳定的系统。李泽厚曾说，中国思想传统一般表现为重“求同”。所谓“通而同之”，所谓“求大同存小异”，它通过“求同”来保持和壮大自己，具体方式则经常是以自己原有的一套来解释、贯通、会合外来的异己的东西，就在这种会通解释中模糊了对方的本来面目而将之“同化”。秦汉和唐宋对道、法、阴阳和佛教的吸收同化是最鲜明的实例。引庄入佛终于产生禅宗，更是中国思想的一大杰作。民间的“三教合流”“三教并行不悖”、孔老释合坐在一座殿堂里……都表现出这一点。中国没有出现类似宗教战争之类的巨大斗争，相反，存别异乃求同，由求同而合流。这也正是中国智慧中值得注意的一个特色。[32]因此，正是在这种“和而不同”的思想的影响下，中华民族不断吸收融化不同民族的文明而成长发展，中华文明形成了多元化的发展格局，形成了丰富的文化积淀，也才有了五千年文明的源远流长与生生不息。当今社会提倡的“和谐社会”建设，其理论基础就是“和而不同”。而就人际关系而言，实现人际关系的和谐，除了志同道合的朋友式和谐，更多的也是通过相互谅解的“求同存异”“相互包容”的方式达到的。因为每个人的性格、兴趣爱好、气质和所处环境不同，行为的价值取向也各有不同，要达到行为的和谐是不容易的。

（三）“和”与“合”

在聚合或会合的意义上，“和”“合”有少量互训的情形。一方面，“和”可训为“合”，如《庄子·寓言》有：“和以天倪。”成玄英疏：“和，合也。”又如，《礼记·郊特牲》有：“阴阳和而万物得。”孔颖达疏：“和，犹合也。”另一方面，“合”亦可训“和”。如《吕氏春秋·有始》有：“夫物合而成。”高诱注：“合，和也。”但是，古代典籍中更普遍的情况是以“同”训“合”，而且“合”“同”往往可以互训。一方面，从“合”来说，《说文解字·段注》中：“此以其形释其义也，三口相同是为合。”《玉篇·亼部》有：“合，同也。”《广韵·合部》有：“合，同。”（明）张自烈、（清）廖文英《正字通》亦有：“合，同也。”“合”又通“阖”。《康熙字典》中载：“《战国策》‘意者臣愚而不阖于王心耶’。注：阖，合同。”另一方面，从“同”来说，《说文·闩部》：“同，合会也。”《尚书·禹贡》：“同为逆河，入于海。”江声《尚书集注音疏》引郑玄：“同，合也。”《汉书·地理志上》亦有：“同为逆河。”颜师古亦注云：“同，合也。”此外，《仪礼·少牢馈食礼》：“同祭于豆祭。”《吕氏春秋·精谕》：“天符同也。”《广韵·东部》等中都有：“同，合也。”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梓材第十七》有：“合者，郑注《周礼》云：‘同也’。”李方祥指出：“《庄子·则阳》中提到的‘合异以为同’命题，‘合’的意思是指取消矛盾、无差别的同一，显然，‘合’的这一层含义与‘和’是截然不同的。”[34]

“和”与“合”的连用最早出现在《国语·郑语》中：“夏禹能单平水土，以品处庶类者也，商契能和合五教，以保于百姓者也。”意即商契能和合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五教”，使百姓安定和谐地相处与生活。《管子》将“和”“合”并举，对“和合”做了系统的表述：“畜之以道，养之以德。畜之以道，则民和；养之以德，则民合。和合故能习，习故能偕，偕习以悉，莫之能伤也。”（《管子集校·幼官图》）“畜之以道，则民和；养之以德，则民合。和合故能谐，谐故能辑。谐辑以悉，莫之能伤”（《管子集校·兵法》），强调民众要和谐融洽，同心协力。《墨子·尚同中》有：“内之父子兄弟作怨雠，皆有离散之心，不能相和合。”《史记·循吏列传》云：“施教导民，上下和合。”这里的“和合”都有和睦同心、合异为同之意。由此看来，“和合”中“同”的意味更多，而“和谐”“和为贵”中“和而不同”的意味更深。因此，方克立提出，中华和谐文化的理论基础、哲学根据是“和而不同”，是“兼和”，而不是“和合”。[35]

综上来看，“合”与“和”之间固然有某些意义相同或相近之处，但从多以“同”训“合”来说，“和”与“合”之间就存在着意义上的对立，而“合”与“同”之间的意义则更为接近。[36]“合”有合异为同、同心协作的意思，与“和而不同”中的“和”并不完全同义，而且还缺乏辩证性。

（四）“和”与“争”

从上述来看，“和”与“争”意义相对，“和”是和睦、和顺，即相互顺应，而不是相冲突或避免冲突；“争”则是争斗、竞争，互不相让，并力图胜过或压倒对方。但从辩证思考的角度来看，这两个对立的概念之间也是相互关联的。“和”并不是指没有冲突与矛盾，而是能够将冲突或矛盾的事物相互调和，达到和谐共存，并且能生成新生事物。争也具有正面的含义，特别是指合理地争取、夺取。“争”与“和”是东西方在价值设置上的根本不同。西方取向于通过竞争来实现群我和人我关系的平衡；而东方尤其是中国人取向于和，通过和来实现群我及人我关系的平衡。在中国人心目中，和则平，不和则不平。[38]因而，中国人的人生哲学更重视“和”，强调“以和为贵”“能不争则不争”。《荀子·王制》中载：“和则一，一则多力，多力则强，强则胜物；……争则乱，乱则离，离则弱，弱则不能胜物。”这说明中国人早就对“和”与“争”的后果有了清醒的认识。当然，中国人把“和”看成是人际关系的一个重要准则。西方也不是不讲“和”，但更强调“竞争”，把利益和力量之争看得更重要。所以说，假若“竞争”是西方人平衡人我关系与群我关系的基本手段，那么，和谐就是中国人平衡人我关系与群我关系的根本准则。不过，由于中国人过于尚“和”，忽略了适度的“争”在平衡人我关系与群我关系中的重要作用，有时为了“和”甚至有委曲求全、忍让屈从或掩盖矛盾之嫌，这也带来了某些消极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