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于唐末以来五代十国割据争霸称雄的教训，宋王朝采取了“重文轻武”的方针，实行以文制军的策略，把尊孔崇儒作为治国的指导思想，同时也支持佛、道二教，形成了儒、佛、道三派融合，相互补充，为我所用的局面。由于宋朝统治者的倡导和支持，为新儒学——理学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

周敦颐（1017—1073年）首先提出吸收佛、道入儒学的理论，把佛、道二教的禁欲观和服从封建纲常的教条相结合，要求人们既做一个忠臣孝子，又具有安贫乐道、清心寡欲的精神境界，成为理学的开端。后来，经过张载（1020—1077年）、程颢（1032—1085年）、程颐（1033—1107）的发展，奠定了理学的基础。至南宋，朱熹从理论上进行总结，集其大成，完成了我国封建社会中后期的官方哲学体系——理学。此后，经元代对理学的发扬光大，它的思想一直深远影响到明清。

由于南宋的浙江是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浙江的文化学术氛围更为活跃，文化名人辈出，学术流派纷呈，教育思想也呈现出异常繁荣的局面。金华学派的吕祖谦、永康学派的陈亮、永嘉学派叶适等都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说到宋元理学在义乌的传承，则必须说到两个学系。一是“北山四先生”。“北山四先生”是指何基、王柏、金履祥和许谦，是宋元之际朱子学的谪脉正传，也是浙江朱学的重要代表。朱子正统由朱熹门人、女婿江西黄千传至学生何基和王柏，为朱子三传弟子；四传元代学者兰溪金履祥，五传金华许谦。元代义乌陈杙曾师从何基，后任浦江教谕；朱震亨师从许谦，后来又学习医理；金涓曾师从许谦，后又改投黄溍门下。受朱子文学观的影响，他们本着“道本文末”、“文以载道”的宗旨，以自然平实、条分缕析的文风，创作了大量理学化的诗文，这些诗文对元代的理学和文学都有着重要的影响。

另一个学系的开创人物则是南宋时期的学者、教育家徐侨。他亲承朱熹的指导授业，得到了程朱理学的正统真谛。他幼年即师从婺学大师吕祖谦门人叶邽，28岁入国子监太学生后，与朱熹相识并与之书信交往，成为朱的得意门生。他的学生叶由庚在婺学创始人吕祖谦创办的丽泽书院讲学，名声显赫，进一步宣扬和发展了理学。黄溍是徐侨的三传弟子，不但博览群书，剖析经史疑难，旁引曲证，参与修《宋史》、《辽史》、《金史》，他的学生金涓、王袆、宋濂、傅藻等皆著称于世。通过他们，理学在明清时期进一步结合时事，得到了发扬光大。

义乌的教育思想既受到了朱子正统学派的熏染，也深受金华学派、永康学派和永嘉学派等的直接影响，彼此既一脉相承又各有侧重。

以“北山四先生”及其传人为代表朱子谪传学系较多地承袭了儒学的一贯主张，认为教育的目的和作用就在于“明人伦”。正如朱熹所言，“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此人之大伦也。庠、序、学、校皆以明此而已。”他们认为，通过教育，使人修身养性，使“人心”转危为安，“道心”由隐而显，“人心”变为“道心”处于支配地位，而把“人心”变为“道心”的过程，就是“存天理，灭人欲”的过程。这也就是朱子理学所主张的教育的作用和目的。

这一学系还针对不同人禀受“天理”和蒙受“人欲”的不同情况，提出了不同的教育目标。“圣人”天生是由“清明之气”形成的，没有丝毫浑浊的混杂，因此，是不需要教育的。“贤人”则次于“圣人”，必须通过教育，方能达到“无异于圣人”的地步。而“中人”的培养，教育则起到了关键作用。在朱子看来，“中人”由于“气质”之偏，“物欲”之蔽，介乎于“君子”与“小人”之间，是很不稳定的。如果施以教育，就可使其成为“君子”；如果不加以教育，“中人”就可能成为“恶人”。由此可见，这一学系把道德教育放在教育的作用和目的的首位，强调封建伦理纲常，这正是当时统治者的需要。这一教育思想是朱子理学的核心，也是当时统治者最为推崇并在全国范围广泛传播的理论。义乌作为南宋时期受理学思想熏染最为深厚的地区之一，这一教育思想自然也深入人心。

这一学系同时也继承了朱熹长期积累形成的教学原则和方法，对后世和由此衍生出来的其他学派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归纳起来，就是“居敬穷理”的为学之方，“学思力行”的为学之序，“因材施教”的教育之则，“循序渐进”的教育之法。

所谓“居敬穷理”，就是以正心、诚意、专一的工夫达到穷尽事物之理的目的，这也是朱子教育原则的总纲。“学思力行”，就是引用《中庸》的“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教学五步作为“为学之序”。前四步的目的是“格物穷理”，通过思辨达到穷理，最后一步则是“笃行”，就是要认真实行。这是朱子教育原则中的知行观，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因材施教”，也就是要因人的不同秉性来施行不同的教育之法。虽然朱子理论中在对不同“材”的阐述中存在着明显的唯心主义哲学倾向，但他这一教育原则还是强调了“各因其所长而教之”，被后世教育家所重视和推崇。“循序渐进”是强**学的有序。“君子教人有序，先传以小者近者，后传以远者大者。”这也正是朱子在教学内容安排上的“小学”、“大学”的依据。由此，朱子理学反对才高志广，好高骛远的学风。

在朱子理学深入人心的同时，由于地理和义乌长期以来形成的地域文化的作用，义乌的教育思想更直接地受到了以吕祖谦为代表的金华学派和事功学派的代表人物陈亮、叶适等的影响。这一学系在义乌的代表人物就是徐侨以及他的传人叶由庚，经由黄溍、金涓、王袆、宋濂等人将这一以理学为基础的教育思想不断发扬光大，传至明清。这一学系最大的特点在于均具有注重经世致用、崇实黜虚的倾向。

这一学系的一个鲜明特点是把教育的目标放在“讲实理，育实材而求实用”。这与南宋偏安江南，统治者完全失去了收复河山的志向有关。当时的学人们希图寻求到一剂救国良方，并寄希望于教育。在他们看来，要驱逐异族入侵，拯救衰世，必须把教育事业放在重要位置，对学生的教导不仅仅限于传授知识，也应将关注现实、关注国事作为教育的主要任务之一。同时，教育的责任在于培养实用人才。

“经史并重”是这一学系强调的学习观。他们提出了“经学以修身，史学以致用”的观点，也就是修身和致用是教育的两大重要作用，而且不赞成经与史之间有本末、轻重、先后之分，认为经、史应当有同等重要的地位。更重要的是，他们主张立足于社会现实问题，求助于历史经验和教训，寻求有益于国计民生的办法。为此，他们大多致力于史籍的学习和研究，重在分析，提出解决现实问题的办法，而非为史而史。

在经世致用的婺学得到义乌学人推崇的同时，以陈亮为代表的永康学派和以叶适为代表的永嘉学派也深深地影响到了义乌的教育思想。这两个学派最大的共同点就是主张以务实、求功利作为衡量价值取舍的标准，因而二者也被合称为“事功学派”。“事功”理念无论在当时，还是对义乌后世的社会发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被陈亮称为“乌伤四君子”的喻良能、何恪、喻良弼和陈炳四人为代表的一大批追随者都是事功学派的义乌学人。

事功学派对朱子理学的“存天理，灭人欲”的人性观提出了严厉的批评，认为人性都是相同的，追求幸福是每个人的天生愿望，是自然本性的流露，不能压抑和剥夺人性中的追求。他们反对人有圣凡之别，认为人才都是后天教育的结果，如果把“天理”和“人欲”作为标准划分人类的圣愚之别，则是对人性的误解。同时，他们也反对朱子理学以“明人伦”为主要目的的教育观，认为教育首先要注重道德修养，没有良好的道理品性就不会成其为“人”；其次要有实际本领，使道德修养在实践中得以体现。他们反对空谈心性，与实践相脱节的修养之道，要求将人才培养和匡时救世联系在一起。他们理想中的人才是德才兼备、文武兼修、博学而多能的。

事功学派在学习观和方法论上也提出了区别于朱子理学的观点。在学习观上，虽然他们也强调读经，但他们对儒学经典的重视主要体现在强调儒家的政治伦理观对现实的指导作用。他们认为经书不是一成不变的教条，只能作为现实的参考和借鉴。经书只是提供了治国之道，读经就是为了把这种治国之道用于实际，在治国安邦中产生作用。他们也重视读史，但他们研究历史的一个重要出发点是古为今用，试图从历史发展的轨迹中寻求解决现实问题的方法和手段。在教育内容上，他们对经史之学以外的学问也都提倡，坚信做学问必须达到广闻博识，才能寻求到有实用价值的知识。

在教育方法上，事功学派也独树一帜。他们提出要有勤勉自主的学习态度，认为人的才能和智慧是长期学习和知识积累的结果。除了勤勉，还要做到“自立于己，虚受于人”，也就是既要有自己的主见，独立思考，不人云亦云，又要虚心地向别人学习。同时，他们还提出了质疑创新的学习方法，在批评理学思想空疏、不切实用的同时，提倡对经典提出质疑，提倡要有创新精神。事功学派提出的“天赋平等”的人性观、经世致用的实学教育思想、广纳百家的教育内容和勤勉自主的学习方法等，本身都充分体现了他们敢于挑战权威，敢于质疑创新的精神。

起始于南宋，以程朱理学为基础，以婺学和事功学派为发展的宋元教育思想奠定了义乌后世几百年的学风，这一思想也成为明清启蒙教育思想的先导，对封建社会后期义乌教育的发展也产生了积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