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我不为金钱**的想法

世间的人，

或许认为拥有金钱才是富有的，

但是金钱有时候也会带来烦恼，

所以佛教说，钱财为“五家共有”，

甚至说黄金是毒蛇。

我不拥有金钱，但我拥有欢喜，

我拥有满足，

我拥有书城，

我拥有人缘，

其实都比黄金贵重！

我出身贫穷，小时候虽然家里有几亩薄田，但是经常是吃了今天，没有明天，就这样度过幼童时期。到了七八岁的时候，看到父母的辛苦，就感觉到赚钱很重要。我曾经拣破烂，甚至做过童工，就是要帮忙补贴家用，因此也获得大人的赞许，我感到虽是清寒之家，如果没有吃喝嫖赌等不良的嗜好，尽管家徒四壁，家庭也会其乐融融。

虽然我从小知道金钱的重要，但并不羡慕有钱的人家。只是看到邻居的儿童，兴高采烈地背着书包得意洋洋上学去，我却因为家境清贫，没有办法跟别人一样上书坊，或者上学堂。不过，我并不气馁，觉得不读书也不要紧，我想我可以做工，我在做小工里也能学习，不一样也是读书吗？

有时候，父母也会送我们到书坊里去拜师学习。那时候，在私塾里教书的人，都称“先生”，不称老师。先生他也不太讲究来者是谁，只要你每天交一定的学费，他就让你入学。我记得最初母亲带我进入一间私塾，每天要交四个铜板。在那时候，四个铜板可以买两个烧饼了，我觉得花这个钱读书很可惜，如果买两个烧饼，就可以吃饱一顿早餐。

在我幼小的心灵中，虽然知道有这样的想法不妥，左右邻居的大人常常也讲说读书的重要，甚至，偶尔自己心中也会生起应该要读书的想法，但是现实的环境，就是逼迫你只想到赚钱更要紧。因为在当时，有钱才有饭吃，有钱才能有衣穿，有钱才能上学，钱财是不会白白地从天上掉下来，是需要每个人刻苦勤劳地去赚取才行的。

为了赚钱，我学会帮父母做许多别人认为卑贱的事情。例如：早晨拣狗屎，傍晚拾牛粪，偶尔也去拣洋钉，我觉得或许这称不上是一份工作，但只要不偷窃、不诈骗，正当的劳动换取钱财，应该都是很正当的。所以，就这样，我度过了我的幼年生活。

十二岁的时候出家，不知道更穷苦的日子才要开始。那个年代，正是抗战不久，难民潮不断地四处流窜；中日两军，经常在我们的家乡周边展开拉锯战。你来我往，我往你来，老百姓的日子真是过得民不聊生。就是在寺院里，也经常断炊。即使在有“六朝圣地”赞誉的南京栖霞古寺，往往也会遇到锅里的水已经煮开了，却没有米下锅的窘境，一直要等到从米行里赊一点米、面回来，才有办法煮来供应大众食用。

当时，寺院常住也想从事生产来帮助大家的生活，于是就叫我们学僧上山采摘无花果。那是一种可以入药的植物，一天采下来，论斤计两，其实也卖不到几个铜板来补贴。几乎三餐吃的都是糁籽粥，大家常常彼此自我解嘲说，每天喝糁籽粥，喝得嘴皮上都可以挂猪肉，因为把嘴都喝尖了。所谓“糁籽粥”，就像浆糊一样，有办法的人家，在糁籽粥里还放有几粒米，喝起来比较有咬嚼的感觉；至于贫穷的人家，每天吃的糁籽粥，真是比现在猪狗所吃的都还不如。

在那样的苦难岁月里，就不觉得生命有多么的宝贵。生有何乐？死又何悲？回想起来，在一个青少年苍白的生命里，有这种感受，也适合做修道的人了。

及至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我转学到镇江焦山定慧寺就读焦山佛学院，在那里，生活稍有改善，每日三餐也才有正常的生活。不过，在我前后十年丛林生活的记忆里，几乎很少吃到一块豆腐，也很少吃到一碗蔬菜。豆腐是留起来给客人吃的，我们学生大部分吃的是豆腐渣、萝卜干。那些豆腐渣，都是经过太阳晒干后储存起来的，里面夹杂了麻雀的粪便；而萝卜干里则有爬动的蛆虫。中午喝的菜汤，菜叶子没有几根，可是浮在菜汤上的微生物、小虫倒是不少，我经常是闭起眼睛，屏住呼吸，呼噜呼噜地一口吞下。我们就是用这许多东西填饱肚皮。

二十一岁，我回到了祖庭宜兴大觉寺，担任宜兴白塔小学校长，有了一些薪水待遇。但是因为没有用钱的习惯，忽然有了钱，也不知道怎么用法。

回想起在栖霞山读书时，因为没有邮票，一封信从今年放到明年，都寄不出去。在这样的年代里，师父志开上人曾经跟我说：“给你两个钱，也不是太困难，但是就是不给你。你现在不懂，将来你会懂的。”说来惭愧，师父的话，说得我心里不服气，我想：“您的意思就是不给钱，不给就好了，何必讲这么漂亮的话？”现在回想起来，真是感谢恩师的苦心，他养成我淡泊的性格，养成我不买、不用的习惯。我觉得一个人可以不用钱、不要买，那就是富有了。

在白塔小学服务一年多的期间，所赚的薪水都交给了师兄。而国共对立的情况渐渐激烈，每天双方都派人到处搜捕可疑的分子。有一天，我无缘无故地被强行带走，关了十日之后，终于被架往刑场。一路上，天色灰蒙蒙的，想起抗战时，出门经商，就再也没能回家的父亲，还有师父、外婆、母亲……他们一定还不知情，觉得人命真是如朝露一般，许多理想都还没有实现，一下子就没有了，真是可惜啊！

二十一岁时，曾在白塔国小担任校长

想着、想着，忽然有个人走过来，接着就带我走出了刑场。回到寺里，据师兄告诉我，他就是用我做校长时交给他的薪水替我赎身，才拣回一条性命的。

宜兴的形势日趋严峻，不得已，我又回到南京，和智勇法师计划参加“僧侣救护队”到台湾来。感谢师父，给了我二十块袁大头，那时候的袁大头价值很高，二十块的袁大头，就等于现在二十万台币一样了。我得了这二十块袁大头，就这样，漂洋过海到了台湾。

记得大约是初到台湾那年的五六月，从台北十普寺想要到善导寺讨单，经过上海路，正遇上倾盆大雨。路面的淹水，让我辨别不出路在哪里，我不慎滑落到琉公圳里。还好我自小水性不错，随着滔滔的流水载沉载浮，但是跟着我掉到水里的随身小布包，却漂走了，里面有我的二十块袁大头啊！

我一时情急大叫：“我的钱！”身无长物的我，那二十块银洋，可是我未来的保命钱啊！我努力追回那二十块袁大头，并且奋力地游到圳边，爬上了岸。一般人说“落水要命，上岸要钱”，而我却是落水要钱，因为我知道在水里我不会没有命，但那二十块袁大头对我而言，却是非常重要的。

所幸，洪水没有淹没我，上天无绝人之路，虽然我经过了一些困难，总算跟贫穷、艰辛搏斗过来。慢慢地，我在台湾能有身份证、报了户口，渐渐有了一席安身之地。虽然在这么样贫穷无有的情况，但生性不爱金钱，不想赚钱，见钱也没有贪心的性格。这也感谢东初法师的开示，他常常在我们这些青年僧跟他亲近的时候，告诉我们说：“有钱是福报，用钱是智慧。”又说：“钱用了是自己的，钱不用都是别人的。”我非常相信他的话，一生都奉行这个理论，并且受益无穷。想来，东初法师说得不错，而我确实有做到。

说到钱财，有私有的财富，也有公有的财富。我纵然没有私有的财富，不过，公有的财富，我也享受不尽。寒冷了，我可以晒晒太阳；太炎热，我可以到树下吹一下凉风。我在公园里面漫步，公园不是像我们的吗？我可以在公共的道路上散步，公路不是像我们的吗？所以我就想到，在世间上应该没有穷人。

所谓财富，有个人的财富，有别人的财富。别人可以怎么拥有，而我可以享有。别人的财富，他建了大楼，大楼不是我的，我可以在大楼的“亭仔脚”（国语：骑楼）躲个风雨；别人有钱，买了电视机，他坐着看，我站在旁边也可以欣赏一下。所以，不必拥有，享有也是富贵。

所谓钱财，有“有形”的财富，也有“无形”的财富。有形的财富，如金银、钞票、有价证券等；无形的财富，就好比我们有理想、有道德、有真心、有乐观等等。尽管别人拥有许多有形的财富，我们自己个人可以拥有无限量的无形财富。

感谢父母生养了我的身体，感谢扬子江孕育我人生的观念，感谢栖霞师长们教导的恩惠苦心，让我拥有许多无形无相很好的观念财富。

话说回来，到了台湾，历经一番短暂的苦难后，我就一直非常的顺利了。没有拿过单银，也没有收过薪水，不过，靠着写文章，也能多少有点补贴。记得在一九四九年时，有一次，台北《青年》杂志征文，我的投稿得了奖。记不清楚是第二名，还是第三名，获得一百元奖金。用它买了一部《辞海》，因为有感于过去自己读书不多，这一本《辞海》对我的帮助很大，我在首页写上：“这是一本无言的老师。”非常感谢社会的公义，举办这样的活动，能够有这位无言的老师伴随着我，让我感到很幸福。确实，那一本《辞海》帮我认字，帮我认识很多名词的定义。我不只在不懂的时候查阅，甚至没有书读的时候，我就拿起《辞海》来读。

好运气不断地来到，台北三重埔大同南路的一信堂，是一个在家修道的地方，拥有土地四百坪。一信堂的主人阿随姑，看到我会写文章，听到我还会讲经，就自愿要把它交给我。感谢诸佛菩萨的加被，真是“黄金不动道人心”，细细思量，我不能因为些许的利益，就廉价地出卖我的人生。我谢谢阿随姑他们一家人的好意，但我宁愿守着贫穷，以贫穷为乐，我也不能接受。之后，也有不少人像这样，说要我跟他们结缘，他们哪里有一栋楼房给我，或者哪里的一栋住宅给我，“我”不是物质，我不能用自己来交换这许多财富啊！

那个时候在台北，生活条件还是很艰难，一不小心就很容易为金钱、名利所**，而会陷身于不拔之中。加之，要应付的外缘太多了，我便放弃希望无穷、热闹繁华的台北，在一九五三年春节左右，我来到台湾东北部的小城——宜兰。

就在准备去宜兰之前，慈航法师有意介绍我到嘉义接受天龙寺。他说，能元法师（陈登元）会把天龙寺交给我做住持。我想，我可以献身给佛教，但我不卖身给寺庙。又一次，我婉谢了这许多长者的好意。

当时的宜兰，也是一个穷困的地方。可能是因为刚结束日本殖民时代的统治，或是光复未久，社会上一般的经济都很萧条。我去挂单的雷音寺，一百多坪土地上所建的寺庙，就有三家的军眷住在其中。只有一位老太太和一位老尼师相伴住在里面。

我是应当地的居士之邀，借用这二三十坪的佛殿作为讲经的场所，实在说，没有条件居住下去。为什么？饮食倒是其次，没有大小便的厕所才是严重。我第一天到达的时候，为了上净房，要走二十分钟到火车站才能解决问题。不过，这也是弘法的缘分，或者是那个时候，我看到有几位年轻人肯来参加念佛会的活动，觉得未来会有无比的希望，就这样我在宜兰住了下来。

在宜兰，地方虽小，可是需要人念经消灾、解冤释结的佛事却很多。每次念一点经文，都会获得一些供养。当时，我是抱定了不做佛事、不做经忏的决心，只做讲经弘法的工作。

记得我已经担任宜兰县佛教会理事长的时候，我想要在宜兰北门口兴建一座讲堂。正在筹备时，宜兰县政府一位张科长来到雷音寺找我，他告诉我，员山有一位企业家林先生，是一家水泥公司的常务董事，他说，假如我能代表宜兰佛教会，前去为他往生的母亲拈香三支，所有讲堂的水泥，他都愿意捐献。

我那时候也是年轻气盛，一听，很没有礼貌地对张科长说：“张科长，你以为水泥是了不起吗？用黄金来替我建讲堂，我都不会去做经忏的。”这对出家人而言，可以说是断绝了其中的一种财务来源，但我有不做经忏佛事的愿心，我也就豁出去，不计较这许多了。

类似的情况，也曾经发生在高雄。一位居士家里有了丧葬的事情，要找我去诵经。言明说假如我去诵经，要捐助佛光山五百万。我回答他说：“很抱歉，你花了五百万，买一个佛光山的人替你去念经，这功德很少，只有五百万。其实，你不必花钱，只要你有心，恭敬佛教，心意虔诚，比金钱重要。”

回想初到台湾时，我的同参他们一出去为人诵经做佛事，常常回来时，手上提的都是一大包一大包的供养，或是买了什么东西回来。大家彼此观看、欢喜、笑闹一番，我在隔壁房间闻声，一点都不动心。

甚至后来，因为我人在宜兰，经常有事要到台北接洽。我坐在善导寺的客堂里，坐在沙发上等待，看到他们的当家师因为少一众念经，东打电话、西打电话，左右找不到人，他也不敢来跟我开口，要我权充帮助一下。他也知道，什么忙我都愿意帮助，只有念经，我不能帮助，因为那是我的人格。就好像一名女子爱惜自己的羽毛，不愿意下海一样，我要保持我弘法利生的志愿。

我很高兴我这样的想法，早期的弟子如心平、心定都能理解。因为我自知五音不全，我就想到他们要补我的不足，就叫他们到台北学放焰口。我说，我们不一定要去为人做经忏佛事，但是我们不能不会。因为佛光山这样一个道场，将来总会需要跟信徒结缘的。

心平、心定两人到了台北，不到半个月就回来了。我说：“你们学会了吗？”他们说：“焰口没有学会。”我问：“那你们怎么可以回来呢？”师兄弟两人告诉我：“师父，台北的**力太大了，放一台焰口两千块、三千块，你叫我们住半年，半年以后，我们不会再回来了。”我很感动，心想：你们不愧是星云某人的徒弟，有其师必有其徒。对的，我们不能为黄金随便动了道人心。

其实，做经忏佛事也是度众的法门之一，不是不好，只是不能把它做成是职业性的。记得有一次，几位男众在台北普门寺跟随我出家，第二天，就有一位信徒要我们到殡仪馆，替他的家属举行告别式。我就跟那几位初出家的男众说：“你们出家了，我们去跟信徒结个缘吧！”他们个个面有难色，认为怎么才剃度就去做经忏？似乎心有不甘。

这种心情，我非常能够了解。于是，我就同他们说：“我们出家，要是为了金钱、为了什么其他目的去做经忏佛事，都不可以。不过，为了‘了生脱死’，这是非常要紧的。我们不是去做经忏，我们去，是让死者得到往生，让生者得到安慰，这是一件‘了生脱死’的好事！”他们听我这么一说，再说我也是师父，就说：“我们愿意去，去完成一件功德。”对的，功德是非常可贵的。

把经忏做成买卖的佛事，让佛教里多少的寺庙失去了清规，让多少年轻的出家人，为了经忏而堕落，这不是社会一般大众所能了解的！我现在讲到这里，读者们就是不能了解，我也只有保留一些教内的内容想法，不再多说此中的道理了。

当然，后来在佛光山海内外个别分院，除了每周定期的共修以外，也会举行一些拜忏的法会，像“大悲忏”、“三昧水忏”或“梁皇忏”等；甚至，逢到佛教节庆的时候，也会施放焰口，这是信徒最乐于参加的。但是，我总会告诫弟子们，要把佛法当功德做，可不能做成商业行为的买卖！

记得《联合报》的发行人王惕吾先生过世的时候，家属决定在台北道场做功德佛事。像王老先生这样的人，我们能为他服务，这也是荣幸不已的事情，我们非常乐意与他结缘。佛事结束之后，王先生的公子王必成先生来找我，一见到我就说明，感谢我们为他的父亲做的佛事，无以为谢，左思右想，只有开了一张支票给我。

我没有看，也不知道多少，就即刻阻止他。我说：“王先生，人和人之间，有时候可以说是看个交情，帮忙做个事；有时候是我有多少钱，请你来帮我做个事；或者是在道义上，请你给我一些帮助。但是，难道交情、金钱、道义之外，人和人都没有别的东西了吗？我看了几十年的《联合报》，我觉得尊翁对社会大众的贡献，我们也是难以感谢得了！不过请你在这之外，就作为未来的友谊吧！”他立刻把支票收起来，并且说：“我懂了，谢谢，谢谢。”

与王效兰女士分别代表《人间福报》、《联合报》于台北道场签订印报合作仪式。左一为《联合报》社长王文杉，中为《人间福报》社长依空法师（二〇〇〇年三月二十七日）

后来，在二〇〇〇年四月，《人间福报》创刊，至今十几年来，因为我们没有印刷厂，都是靠《联合报》帮我们承印。我想，人与人之间，不一定要靠金钱建立关系，很多的事情，都可以彼此相互来往的。

我在一九六七年就开始建设佛光山。虽然当时买建材、施工等，金钱来往的情况比较多，但是在佛光山，我从来不管钱。

记得公路局第三工程处的处长倪思曾先生，在开山初期曾到山上旅游，当时我们用简单的便餐招待他们。他吃过以后表示要添油香，我就说：“处长，你假如要添油香，不如添多一点。”他听到我这句话，非常紧张，不知道我说的是什么意思。

我就赶快说：“处长，从凤屏公路的砖仔窑，到我们佛光山这里，都是泥土路；假如你能比照一般公路，把它铺个柏油，让来到这里的交通、行人更为方便，那就是你最大的功德、最多的油香了。”

他一听，马上说：“做得到，做得到。因为这条路是县有的，但归我们公路局管理。我们第三工程处的业务，正要为这许多地方服务。你早一点提醒我，我依教奉行，依教奉行。”后来，这一条路多次发生才做好就给山上的洪水冲毁的情况。到现在，从砖仔窑到旗山的这一条柏油路，恐怕是跟随佛光山的年代，不知道已是第三次，还是第四次进行路面的翻修工程了。

开山最初，由一位杨慈满师姑负责财务，后来又由萧慧华师姑负责。她们都是秉持“十方来，十方去，共成十方事；万人施，万人舍，同结万人缘”的理念在管理。尽管财务上非常的艰困，佛光山还是很顺利，虽然日日难过，还是日日过了。从佛光山开山到现在的佛陀纪念馆，一般人常说：“这是有品牌的。”也不错，我们也敢讲我们是有品牌的。

记得旅美船王沈家桢先生，得知我要创建佛光山、开办佛学院，便托人表示说要捐献五千万元给我。那时候的五千万元，应该已经超过现在五亿元之上的价值。我心里想，他给我这么多的钱建设佛光山，佛光山就变成是他建的了，以后在历史上，我会对不起台湾。台湾的信徒，他们十块钱、二十块钱，点点滴滴积聚起来，这是万人的心血共成的佛光山，我能抹煞他们，让历史上说，佛光山是船王沈家桢居士发心建造的吗？宁可以吃万家的饭，我也不吃一家的饭。

后来，我婉谢沈家桢先生的好意，在万般困难中，慢慢地、一步一脚印地奋斗、发展。经过了四十多年，佛光山创办大学、中学、电台、报纸，还有建了这么多房屋，发展全球几百个别分院，这不就是众人共成共有吗？所以，这也必须要领导人能了解到，我们修道者是不可以给黄金打动的。

前几年，香港一位杨先生有一尊两吨多重黄金铸造的观世音圣像，说要送给我。两吨多重的黄金，我不知道价值多少，他要我亲自到他的公司把观音像请回台湾，但我终究谢谢了他。

事隔两年，我坦白地跟他说，那尊菩萨的圣像还是留着他自己供养。在我心中，有比黄金更贵重的观世音，那是千千万万信徒护持的观世音，不在两吨重的观世音。惭愧如我，没有什么值得信徒这样护持，但我也骄傲地说，“黄金不动道人心”确实我是能做到的。

几十年来，在佛光山建造的过程中，要感谢许多人的成就与护持。像潘孝锐先生给我一颗印章，并且说他可以担保，如果需要钱的时候，带这颗印章到银行就能拿到钱。但是那颗印章，在我这里存了好多年，从来没用过。曾经，人称“张妈妈”的日月光集团创办人张姚宏影女士，发心要出一笔很大的款项让我办大学。我说：“等到我要办大学再说。”她问我：“等到你办大学的时候，我没有钱了怎么办？”我回答说：“现在还是不能要。万一，我接受了你的钱，你见到我就问我：‘大学呢？大学呢？’我受不了啊！感谢你！我们慢慢地等待时间、等待因缘吧。”

在一生岁月中，我遇到许多发心的大施主，像吴修齐、曹仲植等人，我也为他们的发心刻石，表扬其功德。但是有一些施主，比如像嘉义的丁瑞霞，几十年来，每个月都给我一千块，一直到上个月，我都还收到她寄来的一张千元大钞。我也没有特别谢谢，也不知道究竟她要寄到什么时候。

宜兰大学的教授林清志、林秀美夫妇，每个月寄给我三千元，我也没有回函谢谢，就替他们把钱转存常住去，但就是他们的恒心非常难得。佛门里有谓“菩提心易发，恒常心难持”，他们的这份恒常心，是很可贵的。

与林清志（左二）、林秀美（左一）伉俪阖家及林清志教授胞姐林美月师姑（右一）合影（二〇〇八年二月二十三日）

所以，我在发起百万人兴建大学运动的时候，主要就是希望每人每个月出一百元，以三年为期，三年缴完，就是大学委员了。有人说，一个月一百块，三年才三千六百块，我一次交给你就好了。我认为不妥，一次交三千六百块，有钱不难，但是你能够每个月一百块、一百块这样的缴交，你要三十六次才会缴完，这份恒心就已超越一时的菩提心了。

我一生中，比较不喜欢的事情就是收红包，可是，红包却是几千年来的中国文化之一。尤其是佛教里，法师和信徒之间的往来，在信徒的想法中，他们对佛祖可以上香、献花，对一个师父，他只有送个红包表示心意。可是，像佛光山有一千多个出家人，假如信徒要送红包，真是送不了。因此我鼓励大家，你只要送一个红包就好了。常住会把它聚集起来，过年过节了，再分给大家。

可是信徒们不知道各自为了什么，总是喜好要送红包，我就不来这一套。比方我在台北普门寺，有的信徒要给我的红包，几年都送不到我手上。偶尔给他遇到了，放在皮包里的红包拿出来，都已经烂了。这份心意实在是让人感动。

不过，信徒们也不必要给红包，在佛门里，布施供养，是初品的功德；假如出一点力气，那是二品的功德；如果能可以说好话，那就是三品的功德。其实，不一定用钱，也不一定出力、说好话，只要肯得随喜欢喜，看到人家做好事，我们随着欢喜，那是上等上品的功德啊！

五十年前，我所以从繁华的台北，来到比较乡村的南部高雄，我心里就感觉到，平安比金钱重要，无求比金钱富贵。钱不用，只是自己积聚很多；能施舍，就能广结善缘。因为钱财如水，流来流去，所以中国古代的记账叫做流水账，既是流水，流动、广结善缘，才是金钱的价值。

当初佛陀建立僧团依“六和敬”共住，当中有一条是“利和同均”，也就是说大家的经济要均衡。而我建设僧团后，也一直希望要做到这一点。曾经，在筹建佛光山时，我设计了一个制度，每个月集合徒众一次，在我座位屏风的后面放一笔钱，每个人轮流经过一次。我告诉徒众们，要多少钱都可以拿，不要拿的就不拿。不过，拿钱的人并不是很多，可见得出家人的性格还是不贪。

之所以会这样做，是因为我看到僧团里，虽然同是出家人，有的人，因为用具皆全，有钱，对他而言也没有用，你给他单银一百元，他也用不上。但是对有些徒众来说，他就是得到一百元，想买一双鞋子，一百元也买不到啊！我感到僧团里的贫富还是不均的，所以，我就实践“用者所需”这个制度，我觉得这才是公平。其实，这也可以说是真正地做到一种“共产主义”了。

我一生没有存款，也没有走过银行，为什么？因为我的口袋里经常是囊空如洗。当年舞文弄墨，有了几个稿费后，就不知道如何处理了。后来，积聚到一点数量，就在高雄市五福二路买了一块地，办起幼稚园来。哪里知道，不到一年，这块地就涨了十倍的价钱。后来由于要兴建佛光山，于是决定把土地卖了，也把幼稚园让给信徒承办。

也曾经在建西来寺的时候，在台湾筹募美金带到美国，从美国回来，口袋里面装的是各种常用的卫生纸。平常的卫生纸，我舍不得一张把它用完，把它撕成两半，半张半张地用。信徒们见过我的母亲，他们说我的母亲也是这样，我想，节俭可能是我家的遗传吧。

世间上的人，或许认为拥有金钱才是富有的，但是，金钱有时候也会带来烦恼，所以佛教说，钱财为“五家共有”，甚至说黄金是毒蛇。我不拥有金钱，但我拥有欢喜，我拥有满足，我拥有书城，我拥有人缘，其实都比黄金贵重！

有人说星云大师很有钱，我也很难说。最近，一些拙作在大陆发行，有一年大陆传出，我列入了大陆作家版税富豪排行榜。惭愧，我从来都没有拿过一块钱，也不知道版税长什么样子，因为当初我都交代相关的徒众，那许多钱，要用来捐助大陆祖庭的兴建，和两岸学生交流往来的奖学金之用。

在台湾，我写一笔字，曾经有人出过六百万的高价买一张字，一幅喊到一两百万的也经常有，二十万的更是千张以上了。但是，有一位小朋友为佛光大学建校基金，出一百块买了一张，我很欢喜卖给他，又再送他一张。

对于这许多钱财，我从来没有看过，因为每一笔钱都汇归到由徒众成立的“公益信托教育基金”，成为社会共有；说我富，确实，我富有大千世界；说我穷，我也确实是身无分文，确实是一介贫僧。

也有人说星云大师恰巧是出家人，假如不出家，他就跟王永庆先生一样。王永庆先生是台湾的经营之神，他的财富台湾无人能比，我哪能跟他并论？的确，世间的财富，我们不能和王先生比，但是出世的财富，虚空所有都在我们的心中，我想，这样的观念思想信仰，我们就和王先生不一样了。

佛光山台北道场初成立，春节期间举办艺术品义卖会，刚就读国中的王翊，以一百元买下当时已喊价到六百万元的墨宝。现今近三十岁的王翊，仍继续参与台北道场活动。图为受邀出席“一笔字”特展，再度感谢我让他有了一份珍贵的传家之宝（二〇〇九年十二月十八日）

六十年前，阎锡山先生在台北做过一次讲演，详细内容我记不得。不过里面有几句话说：“一个人不要给金钱买动，不要给爱情**得动，不要给威势吓唬得动。如果不能，金钱来买你，你的生命就在金钱里；爱情能**你，你的生命就在爱情里；威势能吓得动你，你的生命就在威势里。”我认为，诚哉斯言！

像我们修道的人，应该以贫穷为骄傲，以无有为安住，以“黄金不动道人心”为其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