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间的一切都有因果关系，

但是信仰可以增加我们的信心。

所以生病时，要想到“佛在我心”，

不要自己先倒下来；

也不要胡思乱想，

所谓“色身交予常住，生命付予龙天”，

有的时候病痛来了，

不要去挂念它，

挂念了反而误事。

我认为，

人的一生，要自己做自己的医师，

你每天使用四大五蕴之身，

怎么可以不了解它，

不给它适当的照顾呢？

人生的价值，究竟是经济重要？还是健康重要？有的人不惜生命，就是希望拥有金钱。其实，一个人拥有了金钱，但是身体不健康，今天这里有病，明天那里不舒服，金钱又有什么样的意义呢？

我觉得我这一生很幸福，很少有什么疾病，纵有一点小病小痛，也都给自己良好的观念治疗好了。记忆中，我在出家前，好像没有生病的记录。那时候，好希望能生一场病，因为生病了以后，妈妈会呵护，哥哥、姐姐会关心，甚至，还可以有一点好东西吃。可惜，这个希望经常落空。我从儿童到青少年的期间，和医生从来没有来往过，都是靠外婆及母亲的照料；而外婆常常告诉我一些因果轮回、善恶报应的道理，我也从外婆的身上得到了印证。因此，身体哪里有一些小病小痛，自己就发明了用时间治疗。所谓的时间治疗，就是生病不去看医生，过几天病就自然好了。

出家后，十年丛林参学期中，我曾经有过蛀牙的经验。当时，牙齿蛀了一个洞，吃进去的米粒菜肴，都会卡在蛀牙里，非常痛苦。只是，生活在封闭的寺院丛林里，哪里有医院可以就医呢，也就任它能过就过了。不过，我也有对策，饮食时，我不经牙齿咬嚼，唏里呼噜地就把食物给吞了下去。有人说，这样狼吞虎咽对身体不好。但是，我的肠胃一直到现在，好像也没有出现什么毛病。我想，这不就是在青少年时期，把肠胃训练得有抵抗力的结果吗？所以，我经常对人说，自己拥有一副“铜肠铁胃”。

我十七岁时，染患了疟疾，全身忽冷忽热，极为难受。发冷时，即使是夏天，盖上两条被子，都嫌不够暖和。当初在大陆，疟疾一流行，根据老一辈人的说法，尤其是在秋后染上，存活的机会是很少的。那个时候，也不懂得要看医生，有了这种病，只有等待死亡。但是我非常幸运地，在鬼门关前走了一遭，看了一回，就给师父志开上人的“半碗咸菜”救回来，也不觉得这个病有什么了不起了。

比较辛苦的，是在二十岁那一年，我全身染患了脓疴疮，除了脸部没有疮以外，全身都长满了脓疮。历经几个月，都未见好转。时值夏暑，脓汁和汗水，紧黏着衣服，每次脱衣换洗时，身上的一层皮，都好像随着衣服一起剥了下来，其痛摧肝裂胆，真是苦不堪言。

当时，物质贫乏，三餐不饱，哪里懂得这种病是要给医生医疗的呢？后来，有一位同学介绍我吃“消治龙”药片，我一吃，隔天立刻消肿。自从那次之后，一直到我离开大陆之前，再也没有生过什么病。就这样大死一番后，我觉得疾病不再是我们的威胁，疾病是我们的逆增上缘，它激励我们要发心、忍耐，让我们的人生能更上一层楼。

我来到台湾的初期，虽然没有感觉到身体有什么疾病，可是却能感受到心里的疾病，贪、嗔、愚痴还是很多。例如，我曾经一度怀疑自己得了肺病，镇日笼罩在这种阴影下，不得开脱。后来，有一个人告诉我，吃番茄可以治疗肺病。当时，番茄的价钱并不很贵，于是我就买了一大箩筐回来。吃过以后，我心里想，吃了这么多的番茄，应该可以把肺病治好了吧！从此以后，就再也没有想过肺病这个问题了。

所以，一九五三年，我在凤山煮云法师举办的弘法大会上，以“如何医治人生的大病”为题讲说，也就特别强调“心病还需心药医”。

到了四十岁，我在佛光山开山后，因为爱好篮球，经常利用下午和徒众、学生们，一起在东山篮球场打球。但是我常常不到几分钟，就想去上厕所，那时候也不明白什么原因，只是感到奇怪，怎么老是要去上厕所呢？

除了频频上厕所，尤其很容易觉得饥饿、口渴，一直想要吃东西、喝水。当时还以为是活动量大所导致，加上也没有人告诉我，原来这就是糖尿病“吃多、尿多、喝多”的“三多”症状，我也就没有多加留意了。

直到有一次，我又感到非常口渴，拿起当时流行的“华年达”汽水，连喝了两三瓶，之后竟然就晕了过去。几分钟后苏醒，大家纷纷劝我去让医生做检查，那时候，我才第一次接触到医师。

当时，高雄阮外科阮朝英是名医，也是信徒，在他仔细地为我检查之后，立刻对我说了两件事，他说：“很奇怪，你的胃，方位长得跟别人不一样，应该说，五百万人当中，也没有一个人能有你这种肠胃。”这话听了，心里也不觉得有什么特别。

接着他又说：“你患了糖尿病。”我不懂这个名词，想到自己对医疗常识竟是这么浅薄，便问他：“什么叫糖尿病？”于是，他便娓娓地告诉我一些关于糖尿病的知识。

之后，我一直感到体力不支、全身无力，每天精神萎靡不振，身体非常不舒服。经过信徒介绍，我又前往台北荣民总医院内科部新陈代谢科就医，并由蔡世泽医师为我诊治。蔡医师，新竹人，一九四九年生，专长内分泌学、糖尿病、内科学等。四十多年来，我的糖尿病，都是由他关心、维持的。

透过仪器的检查，以及医师的解说，让我对这个病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糖尿病患就像蔡医师胸前一枚“平衡杆”徽章所示，好比是走在钢索上的人，步行在血糖值钢索上，必须取得平衡，不能太高，也不能太低。他并且嘱咐我，平时要注意的相关事项，比如：不可以吃甜品、不可以吃含淀粉太多的米、面，不要吃太饱等等。

我一生不太重视吃，唯独对米、面，我无法听从他的指示；没有了米、面，日子怎么过呢？只有把生死置之度外，照常吃饭、吃面。他也了解我没有米、面，三餐难过的窘境，于是就说：“你可以用药物帮助控制。”这点我倒是还能做到。

因此，从四十年前开始，我每天吃控制血糖的药片，或吃一颗，或吃两颗。后来，大概血糖值逐渐增加，他就建议我打胰岛素来控制。

对于健康，我也不是完全不介意，但是我觉得自然是一个很伟大的定律。佛教讲缘起缘灭，自然与缘起缘灭，应该是异曲同工的道理，所以我也顺其自然。但我五十岁（一九七七年）的时候，记不起是什么原因，到台北荣民总医院做身体检查。医生突然发现，在我的背部有一大块黑影，医师认为它有癌症的嫌疑，但又不敢断定，他们很认真地组织了一个团队，为我安排了一系列检查，有核磁共振、X光摄影、切片、抽血等等，但都查不出原因。

另一位医师又问我：“你有跌倒过的记录吗？”

我也记不得自己什么时候跌倒过。后来我才回忆起来：有一年台风天，我巡视佛光山大雄宝殿的长廊，看到屋瓦似乎要被风吹掉了，就爬到栏杆上，想把那块瓦片修好。当时雨天路滑，我的脚一个没有踏稳，整个人就滑到地上去了。这一摔，背、腰痛了好几天，我也没有去理会它，想想，这大概就是形成脊背有黑影的原因吧！

这位医生一听，心理才觉得释然，阴影的问题就有了解答。

世间的一切都有因果关系，但是信仰可以增加我们的信心。所以生病时，要想到“佛在我心”，不要自己先倒下来；也不要胡思乱想，所谓“色身交予常住，性命付予龙天”，有的时候病痛来了，不要去挂念它，挂念了反而误事。

五十岁以后，我的体力恢复，足以应付长途旅程，早上从高雄坐火车出发，下午抵达宜兰，十多个小时之间，不用上厕所，也没有喝水。我心想，糖尿病应该没有了，已经不是病了。没想到，美国加州太平洋医疗中心妇产科沈仁达医生，给我一个当头棒喝，他打比方说：“糖尿病怎么会痊愈？就等于头发白了，怎么会再变回黑色呢？”

他的话，诚然不错，但我并不觉得糖尿病对我有什么威胁，就如同我发明的一句话——“与病为友”，对于疾病，我关心它，但不必畏惧它。几十年来，倒也相安无事。

后来在一九九一年八月二十日，在台北参加供僧法会，我早上沐浴更衣后，准备参加供僧法会时，忽然房间里的电话一直响个不停，我怕对方有急事，就跑去接听，不小心滑倒而跌断了腿骨。我的徒弟与在家弟子李武彦居士马上为我联络台北荣民总医院，承蒙陈天雄主任为我开刀，放了四根钢钉进去固定。一直到今天，那四根钢钉仍在我的大腿里面，每次我进出海关安全检查，身上没有带任何东西，仪器却总是叫个不停。每次都要说明我身上有钢钉一事，他们也不容易懂得我的意思。所以我后来就不说，他们也无可奈何。如此钢钉与我就一直和平相处，与它为友了。

台北荣总主治医师江志桓（右）及前台北荣民总医院副院长心脏科权威姜必宁（左）（二〇〇三年三月二十一日）

不过，慢慢地到了老迈之年，糖尿病还是带给我一些附加的麻烦，例如：心肌梗塞、视力减弱等。

说到心肌梗塞，这要从我六十七岁的那年说起。一九九四年，时值我在南非弘法，有一天晚上，我感觉到心脏非常疼痛。尽管如此，我仍然勉强地圆满行程，之后回到台湾，才到台北荣总做了心血管检查。

检查之后，台北荣总心脏科江志桓医师对我说，我的心脏冠状动脉阻塞，需要立即开刀。我一听，想到下一趟欧美之行，信众们还等着我去成立佛光会，所以我立刻就说：“我不能开刀，我还要赶赴欧洲和美国。”江医师要我做慎重的考虑，我说：“那不严重，延后几天再开刀吧！”他说：“要开刀的不是别人，更何况你的心脏血管三分之二都阻塞了。”但是我一生信守承诺，觉得已经答应别人的行程，就必须兑现。因此，我带着一颗负担沉重的心脏，坚持完成欧美弘法之行。

行程结束后，紧接着，我忙于过年，之后又到菲律宾，出席国际佛光会世界总会第六次理事会。然而，说话感到费力的状况，以及在荣总那么多仪器前，检查出来的数据，我无法再为自己的身体多做辩论，只有听从医生的话了。就这样，我从菲律宾弘法回来之后，在一九九五年四月十九日这一天，住进了台北荣民总医院，准备接受心脏手术。

在手术之前，我在报纸上看到一则关于南非一位换心人医疗成功的新闻。只是那时的我，还不明白我的心脏开刀究竟要做什么。后来医师们才告诉我，这只是把血管阻塞清除的手术，不是换心。

就在这个时候，承蒙台北荣民总医院副院长姜必宁医师，主动表示要为我医疗。姜大夫，浙江江山人，一九二九年生，他是心脏科的权威，过去曾担任蒋介石、蒋经国的心脏主治医师。他告诉我，现在心脏方面的问题，依照台湾的医疗技术来说，并不是很重大的开刀。不过，你可以选择与自己有缘的医师。接着，他就向我介绍了七八位振兴医院、新生医院、荣总医院的心脏科医师。他说：“每一个人都很相当，看你要选择哪一个？”

我不常看病，对医疗领域的医师不太认识，当他介绍到其中一位医师，曾在南非开普敦接受心脏开刀训练，是一位心脏外科主治医师时，我想起曾经读过南非世界第一个成功换心人的报道，虽然当时张大夫还不是主任，也不算权威，但是我直觉地就说：“我选张燕医师。”

台中荣总心脏血管外科主任张燕（二〇〇三年四月六日）

张燕医师是河北人，一九五四年出生于台北，专长心脏移植、冠状动脉绕道手术及先天性心脏病手术。事后我想，心脏开刀，时间耗费长久，且医术要精敏、快捷，年轻、体力都是重要的条件，也觉得自己做的选择应该适当。

住进荣总后，有一天，在院长彭芳谷、副院长姜必宁的主持下，院方为我召开了一个医疗小组会议，与会者近二十人，都是院内各科优秀的医师。我想，这应该就是我的医疗团队了。只是密集地介绍那么多的主任、专家、医师，我一下子也记不了每一个人的名字。只记得，我回到病房的时候，已经是下午三四点钟，有一位年轻的医生，拿了一颗心脏模型，走到我的病榻前，对我说：“我叫张燕，是你心脏主刀的医生，在开刀前，我把心脏的结构、关系，向您说明一下。”

接着，他就指着心脏模型解说起来。过程中，他讲述了许多医学上的专有名词，那时候，我听得不怎么明白，也就想到，好比人家听我们讲说佛法，如果佛学术语太多，也是不容易让人了解的。

他对我讲说了一番话后，接着又说：“我不认识您是星云大师，我只知道您是我的病人。所以，不管您是不是大师，我只管关照病人……”待他离开了以后，我心想，这么一位年轻的医生，说话的口气这么率直。不过，我还是很欣赏他的坦诚、直接。事后，据张燕医师告诉我，他第一次见到我时，实在紧张得不知道要说什么，之后为了这事还感到遗憾。

他还说，从江主任那里得知我要在荣总做开心手术的时候，虽然不知道是否有因缘能为我服务，但是却充满了届时一定会由他替我动手术的信心。因为他分析了一下岛内许多能做这项手术的医师中，只有他会诵念《大悲咒》。果然因缘如此安排，这是他从医以来，最感荣幸的一件事。

之后几天，医院替我安排许多会诊、检查，并且耐心地讲说、分析。四月二十四日，开刀的前一天，麻醉医师陈瑞祥先生在为我说明开刀后恢复的情况时，突然问我：“大师，您怕死吗？”被他这么一问，我心想，出家人若说怕死，未免太没出息；若说不怕死，却又显得矫情，蝼蚁都要爱惜生命了，何况是一个人呢？

于是我回答说：“死倒不怕，但怕痛！”

这时候，陈医师愣了一下，反而安慰我说：“大师，健康的人有健康的尊严，但是对于生病的人来说，痛，是病人的尊严！”

经他这么一说，真觉得太好了，病人痛也能痛得“心安理得”，不必一味地听劝说：“要忍耐啦！”这种温暖体贴、人性化的关怀，正是我要提倡的“人间佛教”啊！

四月二十五日，手术的日子来到。我记得，那天早上七点钟，开刀前的一切都已准备就绪，我很安心地等待进入手术房。时间一到，当护士来推我到手术房时，看到站在一旁的徒众，面露挂心的表情，我像要出征上战场似的，对他们竖起手来，说：“你们等我凯旋而归！”当下，我真的没有一点畏惧。我想，应该是缘于我有一个很好的性格，面对许多事情，很快地就能放下，不挂念未来，也不会排斥当下，因此一切都能过得很愉快。

开刀之后，也不知道是谁透露了消息，教界、信众、佛光会员乃至政界，每天都有人到荣总来探望或电话问安，包括印顺、悟一、广元、明光法师、田璧双喇嘛；各界人士，如蒋纬国、吴伯雄、陈履安、郝柏村、林洋港、许水德、吴敦义、郭嗣汾、沈家桢、曹仲植、严宽祜、游象卿先生，及本山佛学院历届毕业生等等。

由于张燕医师特别交代，尽量不要会客，以避免感染，或引起并发症，所以对于前来关心的各界人士，仅以签名方式留下大家的好意。但是，为了让大家了解我手术后的情况，我还是请开山寮书记室撰写一文向大众做报告。

这段期间，皈依弟子李武彦知道我要动手术，把休假全部集中在我开刀的这个时候。他说，荣总的环境他比较熟悉，需要跑腿的事，就由他来做，并且请我给他这个机会。我也很感念他的这份心意。

一个人能经得起心脏手术，应该可以称作“大难不死”了。经过了一天的恢复、一天的休养之后，第三天就觉得身体已经复原，于是我向医院请假，要求前往台北“国家戏剧院”，欣赏由佛光山丛林学院演出的“梵音乐舞——礼赞十方佛”节目。医师团队们为了保护我的病况，借此机会也陪同我前往。

四十年来协助医疗的李武彦

当时，张燕医师不论到台北道场、荣总医院，或是在“小山兰若”，只要我的弟子见到他，都要说一句：“你要好好照顾我们师父的心脏啊！”他也总是得意地对大家说：“你们都没有看过你们师父的心，只有我看过，我是全世界唯一‘触摸’过大师心脏的人。”

事实上，他也告诉我：“你的心脏没有毛病，顶多只有四十岁。”并且说：“我相信在大师那么多的弟子中，只有我看过您的心，摸过您的心，知道您的心。所以，我懂得您的这份心意，我会把每一个病人都当成是大师，为更多的人服务。”

开刀以后，医师团队里最重要的张燕医师和江志桓医师，都成为我的好朋友。当时，我在阳明山特地订了一个房子，取名为“小山兰若”。他们知道后，向我表示：“师父住的地方，我们都要去检查。”因此，从洗澡间、房间、棉被、墙壁，乃至经过的路、上下坡度、出入内外等，他们一一视察，一丝一毫都不放过，好像拿了尺，在那里一寸一寸地丈量似的。

后来，张燕医师告诉我，当时在加护病房服务的人员，乃至负责打扫的员工，知道我要动手术，都吃素好几天，表示要好好照顾我，听得我很感动。按照医院的规矩，是不能收红包的，但身为病人的我，又不知如何表达谢意，所以手术后，我就邀约了与这次医疗相关的院长、副院长、主任、护士等近二百人，在台北道场设宴款待。我的徒众们也都很高兴，认为是荣总把他们师父的命救回来的，所以都怀着感恩的心，想要报答这许多救命的医师。

之后，承蒙主刀医师张燕的多方照顾，他说心脏开刀后，需要有运动，并且要做肺部深呼吸的训练，尤其透过散步来促进血液循环。所以，在我到加拿大落基山脉、巴黎、意大利等地巡礼时，他也陪同我一起前往。甚至在张燕医师调升到台中荣总担任心脏科主任时，我又承蒙他多方关怀，偶尔到台中时，也去做复健检查。

为了向台北荣总姜必宁医师和医疗团队表示敬意，我写了《荣总开心记》一文，并加入台湾心脏学会做会员，每年固定捐助一些款项。姜必宁医师每次见到我也都很开心，认为我的健康是他们的杰作。

除了心脏手术是由张燕医师主刀，后续照顾我的，还有心脏内科江志桓主任。江医师，一九四七年出生，香港人。他是基督教徒，但是，实在没有一点点宗教的成见，真正是佛手婆心。他发挥医生的大仁大德，十几年来，对我的健康一直都很关心，提供了不少保健常识。

记得有一次我到印度弘法，他还特地请假跟随我前往，亲自了解那里的环境是否适合我的身体，行程对我是否会有负担，实地看过以后，他才安心地搭机回台。他们对环境、空气，是非常注意的，而我这个人则是大而化之，凡事都没有那么样的细腻，总是乐天知命，得过且过就好了。

美国休斯敦美以美医学中心主治医师狄贝克，以九十高龄亲自为我诊治（一九九八年十月十二日）

做过这次心脏冠状动脉绕道手术之后，我的身体状况维护得还不错。只是，手术时曾经取了左腿隐静脉的一段，借给心脏血管使用，从主动脉接到冠状动脉阻塞部位的下段，借以改善心脏血流的畅通。这么一来，加上糖尿病的缘故，后来我的左腿就发生了血管阻塞的情况。因此，一九九八年，承蒙在休斯敦的赵辜怀箴女士和先生赵元修的好意，一定要我到休斯敦美以美医疗中心（The　Methodist　Hospital），接受狄贝克（Debakey）医师的检查。

赵元修是企业家赵廷箴先生的二公子，一九四七年出生，江苏苏州人；赵辜怀箴，是前海基会董事长辜振甫先生的二小姐，一九五一年于香港出生，祖籍在福建惠安县。

当时，狄贝克医师已经九十多岁了，但仍然可以在电视屏幕前，为人做心脏手术教学指导。俄罗斯前总统叶利钦心脏发生问题时，就是特地用专机把他请到俄罗斯为叶利钦治疗的。这么一位在国际上享有盛誉的权威医师，愿意为我进行血管阻塞疏通手术，我也只有接受赵元修、赵辜怀箴贤伉俪的好意，花了一个星期的时间接受诊疗。

这段期间，就如同在闭关修养一般。不过，这家医疗中心有一个特殊的地方，就是让你感觉不到这是一家医院，而像是一栋家庭别墅。里面花草树木扶疏，亭台楼阁井然有序，到处洋溢着家庭的气氛。美国之所以在世界上能够强大，真不是没有原因的，我想他们对于这些微细的事情，都有在注意，并且不断地在改进。

我在人生的道路上，已经行走了八十多年，后半生的岁月里，虽然受糖尿病所引发的各种并发症所扰，不过一直以来，我“与病为友”，也觉得很自在；虽然历经多次手术，但我从来都不以开刀为苦，深感人生有病也很幸福，住院休息也是人生的幸事。

不过，承蒙各界人士一再关心我的身体健康。在休斯敦美以美医疗中心医疗以后，二〇　〇七年，又蒙赵元修、赵辜怀箴夫妇再次为我安排，到美国明尼苏达州的罗彻斯特城“梅约医疗中心”（Mayo　Clinic）做检查。

因为赵廷箴先生对梅约医院有过相当大的贡献，所以院方对于赵家的请托，也就特别用心安排。这里的医疗人员和服务人员多达四万人，医疗技术高明，医院管理周全，听说不少世界各国的元首、达官贵人，以及每年三百万以上的人士前来检查、医疗身体。

当我请江志桓医师将我在台湾荣总的医疗记录提供给梅约医院为我检查的总医师罗斯·塔克（Ross　Tucker）和他的团队参考时，他们看了都大为欣赏，认为台湾荣总医院的医疗在世界上已经有相当的水准了。

与美国洛杉矶罗嘉医师全家合影（二〇一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就这样，我在梅约医院又住了十天。承蒙赵元修先生每天替我查询相关资料，赵辜怀箴女士每天为我做翻译，这十天的医疗中，最大的收获有：

第一，医师说我患了睡眠呼吸中止症，这个病症，会让我氧气不足，而不时地想要打瞌睡，需要借助正压呼吸器帮忙肺呼吸，才能改善氧气不足的问题。但我嫌这个人工器材对睡眠不方便，就没有照做。总也觉得，虽然睡眠有一些障碍，但是多用点精神力、意志力，，，多少还是可以克服一些。

第二，梅约医院几位眼科医师说，我的眼底钙化，视网膜血管破裂出血后血块结痂，不能根治，终致看不见。这句话听在我的耳里，很奇怪，反倒让我非常放心，到底事情有个结案了，毕竟老化是很顺理成章的事情，也就不再去挂念眼睛的问题了。所以，我心中对此，是一点都不在意的，总觉得不看的世界也很美丽，更何况一个已经看了世间八十年的老人，难道还没有看够吗？

与长庚医疗团队合影。左起李志雄主任、苏翠玲物理治疗师、林祖功主任、梁秋萍主任、郑汝汾主任、陈肇隆院长、王文志专员、王梦玲营养师、陈荣福主任

不过，承蒙过去洛杉矶眼科罗嘉医师对我的照顾，现在虽然不必再劳烦他了，还是要向他表示最大的感谢。

话说回头，二〇〇三年，有一天半夜，我因突发性的急性胆囊炎，承蒙张燕大夫特别南下，和国际佛光会中华总会吴伯雄总会长，把我接到台北荣总急诊室治疗，并由雷永耀副院长为我做检查。雷大夫是香港人，一九四七年出生。由于是急性胆囊炎，因此他立刻操刀，为我割除了胆囊。翌年，我在新春贺函“给护法信徒的一封信”上，回顾此段经历时，还自嘲地写下：“自己已是无胆之人了……看起来似乎有病很好，引起别人的注意，但对于生命去日无多，身处复杂的人间，还是‘胆小’谨慎为好。”

与台北荣民总医院院长、医生、护士合影。前排：内科主任李寿东（左一）、院长张茂松（左二）、副院长雷永耀（右一）。后排：感染科主任刘正义（左三）、117病房护理长沈志萍（左四）、主治医师江志桓（右三）、副护理长吴振娴（右一）（二〇〇三年三月）

我的医师团队，从台湾荣总医院的姜必宁、江志桓、张燕、蔡世泽、郭继扬、林芳郁、彭芳谷、李德誉、陈国瀚、余荣敏、蒋毅宏、游慧玲、李淑芬、李坤华，到美国眼科的罗嘉、皮肤科的沈仁义和他的哥哥沈仁达医师、牙科的李锦兴，以及梅约医疗中心的总医师罗斯塔克等，他们都曾为我召开医疗会议。

甚至，我在一九七〇年举办佛光山大专佛学夏令营，来参加的青年当中，也有许多日后在世界各地行医的。因此，每当我到世界各地弘法时，凡是有医疗上的需要，都能获得他们的帮助。可以说，他们也是我在海内外的另一个医师团队了。

高雄长庚医院陈肇隆院长（前排右一）召集的医疗团队。二排右起为林祖功、李志雄、吕镇中、傅懋洋、王金洲等医师

二〇一一年十月，第一次感到左手不听使唤，变得很重；到了下午，左脚也变得沉重，徒弟们当下帮我安排到高雄长庚接受检查。这一检查，确认是内血管硬化合并右侧额叶缺血性的脑中风。幸好，有陈肇隆院长领导的医疗团队，在他们专业的照护治疗下，中风的情况得以控制。

陈肇隆院长是一位细心、很为病人着想的医师，专攻换肝，到现在已经有千例以上的换肝经验，扬名海内外，可说是“亚洲换肝之父”。他是四十年前参加佛光山大专佛学夏令营的学员，所以对我特别有感情。当他得知我中风入住高雄长庚时，特别组织了医疗团队，如神经内科系主任林祖功副教授，神经内科系脑血管科主任陈伟熹，神经内科（颈动脉检查）黄启维医师，心脏内科主任洪志凌、傅懋洋教授，放射诊断科主任郑汝汾医师，放射诊断科系吕镇中副教授，新陈代谢科主任陈荣福医师，胸腔内科主任王金洲医师，泌尿科陈彦达医师、高俪芳护理师，一般内科刘建卫部长、李志雄主任，眼科主任郭锡恭医师，耳鼻喉科主任林新景医师，整形外科主任黄慧芬医师；皮肤科主任何宜承医师，中医部主任黄升腾医师，复健科梁秋萍医师，物理治疗师苏翠玲、许嘉泰，药剂部王郁青医师，护理部主任黄珊，护理长施雅莉，护理师苏秋静、杨丽巧，以及糖尿病卫教师陈淑娟和营养师王梦玲等人，为我安排各项相关的身体检查及治疗。

陈院长在医疗照护方面，他的思想是很革新的。他说，在医疗的过程中，是仪器就人，而不是人就机器；只要可以移动的医疗仪器，都应该是迁就人去运作，以减少病人的不便。我也在他们严格的要求下住院治疗。

在这个过程里，院长及医师们为了让我这八十多岁的老人，免除重复受检查的折腾，不厌其烦地调阅我在台北荣总以及美国美以美医院和梅约医院的病历资料，可说是做到“医疗不分国界”。再加上护理师与卫教师贴心的照顾，让我很快又可以回到佛光山。

前些日子，我的脸上长了一些小暗疮，一直往肉里长，徒众希望把它取掉，以免发炎，因此要到美容科去处理。陈院长一听，马上说：“大师怎么能到美容科去？”想想陈院长与我四十年前所结下的缘，真是不可思议！所以我常说，人要广结善缘。另外，这段期间承蒙高雄长庚医院刘炎秋高专的帮助以及王文志先生的居中传达，他们团队对人的真诚以待，让人感到温馨，真是感谢不尽。

令人称叹的是，他们相当注重团队医疗，以病人的病情为主，因而联合了台大、台北荣总、台中荣总，以及台北长庚等相关科别的专家，为我评估未来相关的治疗方向；这让我感受到，未来的社会里，不管哪个团体、机关，甚至是个人，要寻求进步，一定是要超越个己的专业立场，重视团队精神的。

检查的情况，我的心跳稳定，血压也称正常，主要的问题，还是由于糖尿病引起的脑血管栓塞。他们嘱咐我，血糖必须控制，降低血脂肪，三餐要严格控制主食的分量以及加强菜类的均衡，并且配合手、脚相关运动。我像用功的学生一一照做。两周后，他们这整组的团队又来看我，林祖功主任看了各项数据后，很高兴地对我说，我的“考试成绩”不是及格而已，而是已经到达高标准了。

在几次谈话中得知，原来，陈肇隆院长参加过我们早期的大专佛学夏令营；陈伟熹主任曾为我们的云水医院、佛光诊所建立制度化的义诊系统；长庚有许多医护人员与山上有着许多友好的往来，定期义诊、带领共修、读书会、院内佛诞浴佛等。

所以，我觉得生病也很幸福，可以受到这许多医师朋友的妥善照顾，结交这么多世界顶尖的医师。尤其，当我在患病的生死边缘时，能有他们来为我医疗，实在感谢不尽，感到人生也是值得告慰了。

我除了西医的朋友以外，也有少部分的中医师朋友。其实，我对中西医都没有成见，也没有觉得哪一个好或哪一个不好，毕竟中西医各有所长，但是替我医疗的，则是西医比较多。

若要相较中西医的诊疗，西医，长于外科，讲究准确、快速缓解病症；中医，长于内科，认为身体需要时间作调养。西医为人看病，都是根据血压计、X光机、电脑断层扫描、核磁共振等各种检查的仪器，来决定诊断结果，中医师则大部分都是根据自己的把脉望闻问切。

另外，西医讲究数据、检查、会诊，很少卖弄自己的技术，为自己吹嘘医术如何如何地高明，高明不高明只有让病患去判定。但是，中医师则不然，大部分都是靠自己行销，例如一说到什么病，他就说：“这是我拿手的，只要给你吃个三帖药、五帖药，就能包治！”可是也因为中医界自我推销的这股风气，使得一些真正的高手，反而不知道如何才好。

其实，医师固然需要给病患信心，但是毕竟他无法主宰人的生命，人的生命是由许多因缘关系来决定的，由不得人打包票。

我有很多的信徒、朋友，经常向我推荐这个医师、那个医师，但是，我从来对这许多说辞都不会动心。总觉得，让医师看病，除了医师的医术以外，还要有缘分。所以，对于人的生死、健康与否，也就不太计较于心了。

不过，我还是和一些中医师结了善缘。例如，在高雄行医的吴树益医师，一九六二年生，云林县人。他的诊所经常门庭若市，要想让他看病，都要好多天前就先登记。即使是当天到了他那里，也都要等上个一天、半天，才有机会轮到你。

当然，这都是由于吴医师的医术很高明。但是，其实他做人更好，非常谦虚，从不夸大自己的能力。也因为尊敬他的谦冲、虚怀若谷，所以，我也会接受他的意见和医疗。

另一位是女医师公会理事长胡秀卿女士，一九四八年生，台东县人。她的先生叫做黄民德，夫妇两人曾为蒋中正先生、蒋宋美龄女士医疗，也算是中医师当中的高手。只是胡医师的先生不幸于中年逝世，留下她孤单一人，令人感到惋惜。

胡医师通达佛理，经常用佛理来帮助患者做医疗，为人也非常谦逊，我曾经不知为何，左手数月不能伸举，经由胡医师针灸治疗，一针下去，即刻病除。只不过，胡医师也是在人生正值年华岁月开展的时候，忽然因病逝世。

人生真是奇妙，这对夫妇医师都是懂得保养之道的人，世寿却都不长，反而像我这种不懂医道，也不知道保养身体的人，能在世间胡乱地生存。若真是要说命运，不如说是因缘如此。

除了中医师和我的因缘关系之外，也附带一提我现在的健康状况。我的眼睛，视力模糊，几乎只有零点二三的视力；我的腿部，走上三五十步，还勉力可为，若是百步以上，则已经有点勉强；所以，以百分比来说，腿力只能算百分之三四；我的脑力，因为岁月不待人，记忆力也已大不如前，但还有百分之六十的功能。唯一性能好一点的，就是肠胃了，能吃、能睡，还有百分之八十的作用。

我认为，人的一生，要自己做自己的医师，你每天使用四大五蕴之身，怎么可以不了解它，不给它适当的照顾呢？

近年来，常有人一见到我，就关心地说一句：“大师，你要好好地保重身体！”这个意味我听得懂，表示我老了。但是，我一个出家人，难道还要怕死吗？应该视死如归啊！

现在我吃饭也不过半碗；看书，因视力退化而变成听书；写字，也因为中风，字写得不甚好看；行动，因为体力不足，而用轮椅代步；走路，最多也只能走十步左右。光阴依旧往前行，我这色身又岂能长久？尽管如此，我从未忘记“人生三百岁”的承诺！

其实，生死不是严重的问题，好比季节有春夏秋冬；冬天，不是生命的结束，不久之后，风和日丽的春天又会来临。所以，虽然在阶段性的一期生命里，要完成人生的使命不简单，尤其一个修道者的完成，更不是那么容易，但是，如同植物的种子，你一旦播种下去，因缘际会，阳光、空气、水、土壤俱全了，又会开花结果。既然人生有无限的未来、无限的希望，那么，还要顾忌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