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一生的知识中，长老知识里一直排挤我，而且是恶意排挤的人，就要算白圣长老了。我想大家虽然同样是佛教人士，确实也很难向大众表达，只希望长老可以多多关怀青年；但是，不关心也罢，如果长老一直压制青年的发展，这好像就不太正常了。

如李敖先生所说：“现在的前辈都不会提携青年，不但不交棒，而且还会给你当头一棒！”白圣老给我的不但是当头一棒，甚至当头三棒、四棒，但是我不计较，毕竟他有他的立场，有他的做事方式，因为我既不得他的欢心，他要给我一些为难，也是当然的事了。

他给我诸多的阻挠与压制不胜枚举，比方他一再设下种种的方法障碍我，就是不让我踏出台湾一步，我就像是被限制出境一样，只能待在台湾。有一次，越南的禅定法师看不下去了，就问我：“怎么每次在国际的场合开会，都等不到你来呢？”

我说：“我从来都没有踏出台湾一步啊。”后来禅定法师的内心充满了义愤，于是就在越南办一个“世界社会佛教服务会议”，将邀请书直接转给我，没有给佛教会。

“中国佛教会”十几年来都不准我出访，因为那个时候如果要出访，都要由国民党中央召开出访会议来决议。这一次越南指明要我去，我高兴地从高雄搭乘夜车到台北已经是早晨，赶紧转车到善导寺开会，抵达时，会议正要开始。

会议室里，一张长长的椭圆桌，坐了大约有一二十人，我想来得正好，不如向大家一一打招呼。

这时，白老开口就问：“你来干什么？”

我说：“我被通知来参加出访会议的啊！”

他即刻就说：“你不行！大家都不高兴你，有你去他们都不要去了！”

我愣了一下，接着他又说：“你要去，我就不去！”

我说：“老法师，您是领导人，不能不去，您一定要领导大家去。”

他回答我：“那你就退席！不可以参加！”

平常我自忖是反应很快的人，但当时的我感到很惊愕，一时不知该如何应对这个局面才好，因为对方是佛教界的长老，又是佛教会的领导，也不好再说什么。最终我还是忍耐下来，心里虽然有火气，但依然还是默默地退出会议室。

有一位东北籍的“立委”莫淡云女士，她从里面马上追出来找我，她说：“星云法师，现在你要到哪里去？”

我说：“我回高雄啊。”

她说：“那你就这样走了吗？”

我说：“不这样走，那怎么办呢？”

她也很无奈，只给我一些同情，并没有想到什么方法帮助我，我只好向她告辞，又去买了十点多的班车票，马上坐车再回到高雄寿山寺，到了寿山寺已是晚上六点。一路上我的心情也很平静，因为毕竟出访是小事，有去可以为大家服务，不去也节省了一些时间，刚好能做其他的工作。

“是可忍，孰不可忍也”，他在众目睽睽之下就这样驱逐我离开会场，这样的情形都能够容忍，我还有什么不能容忍的？我一介青年忍受下来，自己也觉得至少增加了五年的修行。

又有一次在善导寺，也是同样有关出访的会议，本来是国民党中央党部直接跟我讲，要我组团到美国庆贺建国两百周年，我说此事恐怕要在佛教会提议才行，承汪总干事好意，就在会议里提出。

汪总干事说：“你们佛教应该来组一个团到美国庆祝两百周年。”

我在会议上直接报告主席白圣法师，主席即刻说：“那我来组团，我会去！”

汪总干事很帮忙，他就说：“白圣法师你组第一团，星云法师组第二团吧，大家通通都可以去嘛！”

有了他这句话，我就有国民党中央的指示，可以名正言顺组织第二团。但是我还是觉得不好，因为到美国庆祝两百周年，佛教会只要有一个代表就好了，何必要两个呢？

等了一两个月后，佛教会都没有动静。因此我专程找时间直接到十普寺拜访白圣法师，他正在和一堆人讲话，这一次见到我，他说：“你请坐，有什么贵事吗？”

我说：“白老，上一次党部在会议里说要组团到美国庆祝两百周年，请您组织第一个团，叫我组第二个团，我想这样子，好像不大妥当，因为好像太重复，太浪费了喔。”接着又说，“老法师，您就做团长，我做您的副团长，帮您的忙吧。”

看看他没说话。我继续说：“如果您不以为然，那就我做团长，您做荣誉团长，这样好吗？”因为当团长的要为大家服务、要张罗办事、要安排行程等等，要牺牲的地方很多，所以我才这样说。

接着我说：“第三，您来组织团，那我就不要去，请白圣法师帮忙决策一下。”

他即刻说：“你组你的团！我组我的团！我们各行其是。”

本来我是无意于到美国去，但他这句话给我增加了力量，让我心里毅然决定要组团。我随即向他感谢，我说：“老法师，那我们分头办理了。”这就是佛光山组团第一次到美国，参加庆祝美国建国两百周年的经过。

另外，“中国佛教会”有一次选不出理事长，就用常务理事制度来办理会务。佛教会有九位常务理事，三个人一组，分成三组，每一组两位出家众加一位居士，我刚好被分配到和白圣老一组，果真是冤家路窄。那时，佛教会办公室所有的座位，他从来不准我坐，所有的公文，他从来不让我看；所有佛教会的事，也从来不跟我讲，视我如无人。

白圣法师顺利当选理事长，不过，没多久，因为管理方式无法让人认同，大众投书政府，“内政部”宣布选举无效，解散“中国佛教会”，另成立“中国佛教会重整委员会”，我也被指派为整理委员之一。重整时期半年，就在限期的前一天，有心人士利用突增的四百位人头会员操纵全局，白圣法师再度当选理事长，一做四十年。

其实，选而无选，赢而非赢，“中国佛教会”至此已失去公正、公平、公开的意义。我想佛教如果真的要发展，不能有万年理事长、万年住持，这样只会防碍佛教进步的空间。

还有很多类似的情形，白圣法师不论是在会议上就直接给我难堪，或在其他场合里，明显或暗中打压不知多少次，多年来我全都承受下来。因为我觉得这就是长老的风格，毕竟这许多可以说鸡毛蒜皮的事，我不要理会就好，不必放在心上。

有一次，世界佛教徒友谊会来询问我们“中国佛教会”要不要参加，当然应该回答要参加。但是白老说：“不参加！”可是到最后，又要我到日本去争取参加。像这一类的事情，我们除了不能把这些事情透露给社会大众知道之外，还能有什么办法呢？

今天，白圣老虽然已经归天圆寂了，回想他对我种种许多恶意的排斥及教训，我还是很感谢他，因为，如果不是他这样压制我、激励我，我也许不会激发出弘法的雄心壮志。可以说，我在佛教里弘法度众的勇气，就是他激发出来的。回想一个年轻人的成就，往往需要长老的千锤百炼及多方鞭策，这应该也是逆增上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