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理论的方式面向现实，是以占有理论为前提的；对于哲学来说，所谓的“理论”并不是某种或某些枯燥的条文和现成的结论，而是由“历史性的思想”（哲学）所构成的“思想性的历史”（哲学史）；离开由“历史性的思想”所构成的“思想性的历史”，就失去了面向现实的哲学，因而也就无法（无力）达到以“哲学”的方式面向现实。

现代科学和现代哲学所取得的一个基本共识是：观察渗透理论，观察负载理论，没有中性的观察，观察总是被理论“污染”的。人们对“现实”的理解和解释，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渗透”、“负载”着理论。因此，真正的问题就在于：在人们对现实的“观察”和“把握”中究竟“渗透”和“负载”着什么样的“理论”？是一种“通晓思维的历史和成就”的理论，还是某种“过时”的或“褊狭”的或“独创”的理论？对于哲学来说，它究竟是一种以“思想性的历史”为“阶梯”和“支撑点”所形成的“历史性的思想”，还是某种离开“思想性的历史”而形成的“非历史性的思想”？

人们对现实的“观察”和“把握”，主要是“经验”和“理论”这两种基本方式。理论对现实的观察和把握，不仅以“经验”为中介，而且以“理论”本身为中介，因此理论地把握现实，总是与现实之间具有并保持一定的“间距”。正是由于这种“间距”，理论才能超越黑格尔所批评的“表象思维”和“形式推理”，即超越感觉的杂多性、表象的流变性、情感的狭隘性和意愿的主观性，才能全面地反映现实、深层地透视现实、理性地面对现实、理想地引导现实和理智地反思现实，才能实现哲学的“思想中所把握到的时代”，才能使哲学成为“时代精神的精华”。

在对当前哲学研究状况的反思和批评中，对“脱离现实”的批评是重要的和必要的；但是，究竟以何种方式“面向现实”，即究竟是以“经验”方式还是以“哲学”方式面向现实，却往往是被人们忽视甚至是忽略的。直面哲学研究现状，我们不难发现一种比较普遍的现象，这就是以研究“现实”之名，其实是在非哲学的层面上提出、思考和回答问题，也就是在“经验”的层次上提出、思考和回答问题。这种“非批判的实证主义”，缺少哲学研究的“阶梯”和“支撑点”，缺少真正的理论思维和艰苦的理论探索，把“现实”变成“数据的堆砌”和“实例的总和”，因而无法（无力）对“现实”作出应有的理论把握。

例如，究竟如何看待“中国问题”？离开“思想性的历史”、特别是离开马克思恩格斯的历史唯物主义，我们能否真实地达到对“中国问题”的理论把握？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就指出，在“我们的时代”，“历史”已经成为“世界历史”；在《共产党宣言》中则更为明确地指出，在“我们的时代”，“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因此，“中国问题”并不只是“中国的问题”，而是当代中国所面对的世界性问题，以及当代中国以何种方式解决世界性问题。从“世界历史”的视野看“中国问题”，我们就会十分亲切地感受到马克思所提供给我们的“历史性的思想”的巨大的理论力量。马克思认为，区分一个历史时代，不在于它“生产什么”，而在于它“用什么生产”；马克思提出，市场经济的本质，在于它是一种“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存在方式；马克思指出，近代哲学的任务是“揭露人在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而现代哲学的任务则是“揭露人在非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马克思所理解的理论与现实的关系是，“光是思想力求成为现实是不够的，现实本身应当力求趋向思想”。马克思的上述的“历史性的思想”，对于我们观察和把握“现实”，对于我们理解和解释科学发展观，理解和解释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理解和解释理论与现实的复杂关系，理解和解释中国现实的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理论建设，理解和解释中国现实的技术创新、体制创新、文化创新和理论创新，不是具有不可或缺的重大的“理论”中介作用吗？或者反过来说，离开这种“历史性的思想”，离开这种理论的中介作用，我们又如何去观察和把握“现实”？“面向世界，面向现代化，面向未来”的当代中国哲学，不只是要“面向”世界、现代化和未来，而且必须是以哲学的方式“面向”世界、现代化和未来，从而在哲学的意义上反映和表达中国的现实、塑造和引导中国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