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著作中涉及最广的一部分是由大量的报刊文章、书信和有关世界政治问题的评论构成的。这些关于世界政治问题的评论虽然在广义上总是同期望中的世界革命有关，但同时也是对不同国家和社会当前阶段的政治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分析。可以用三个例子来说明：

一、英国殖民主义在印度的进步作用

英国工业资本主义社会是欧洲所有社会中发展最快的。自19世纪中叶起，英国工业资本主义社会开始以它廉价的出口商品占领亚细亚市场并且以非暴力的方式摧毁停滞不前的“亚细亚生产方式”。在1853年6月25日《纽约每日论坛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马克思描述了“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马克思认为，“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特点可以这样来说明：必要的灌溉设施不是由联合的生产者而是由官僚主义的中央政府来实施的。但“利用水渠和水利工程的人工灌溉设施成了东方农业的基础……”因为“这种用人工方法提高土壤肥沃程度的设施归中央政府管理，中央政府如果忽略灌溉或排水，这种设施立刻就会废置”，所以，“大片先前耕种得很好的地区现在都荒芜不毛……现在，不列颠人在东印度从他们的前人（莫卧儿王朝）那里接收了财政部门和战争部门，但是却完全忽略了公共工程部门。因此，不能按照不列颠的自由竞争原则——自由放任原则——行事的农业便衰败下来”[1]。不过，英国的统治也可以看作是进步的，因为通过批量生产出的棉织品等的出口，英国摧毁了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官僚主义统治的基础。“曾经造就无数训练有素的纺工和织工的手织机和手纺车，是印度社会结构的枢纽。”[2]几百年来欧洲从印度获取制作绝美的纺织品，而用贵金属去支付，贵金属满足了印度人对饰品的需求。

不列颠入侵者打碎了印度的手织机，毁掉了它的手纺车。英国起先是把印度的棉织品挤出了欧洲市场，然后是向印度斯坦输入棉纱，最后就使英国棉织品泛滥于这个棉织品的故乡。……不列颠的蒸汽机和科学在印度斯坦全境彻底摧毁了农业和制造业的结合。[3]

分散在广大土地上的人彼此之间很少有联系，“大规模公共工程”交给中央政府管理，这就导致了经济生活的毁灭，同时妨碍了对殖民统治的积极抵抗。无数自给自足的经营在经济上被不列颠批量产品的进口摧毁，并由此“在亚洲造成了……唯一的一次社会革命”[4]。

从人的感情上来说，亲眼看到这无数辛勤经营的宗法制的祥和无害的社会组织一个个土崩瓦解，被投入苦海，亲眼看到它们的每个成员既丧失自己的古老形式的文明又丧失祖传的谋生手段，是会感到难过的；但是我们不应该忘记，这些田园风味的农村公社……始终是东方专制制度的牢固基础，它们使人的头脑局限在极小的范围内……我们不应该忘记，这些小小的公社带着种姓划分和奴隶制度的污痕；它们使人屈服于外界环境，而不是把人提高为环境的主宰……的确，英国在印度斯坦造成社会革命完全是受极卑鄙的利益所驱使，而且谋取这些利益的方式也很愚蠢。但是问题不在这里。问题在于，如果亚洲的社会状态没有一个根本的革命，人类能不能实现自己的使命？如果不能，那么，英国不管犯下多少罪行，它造成这个革命毕竟是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5]

马克思最后以歌德《西东诗集》中的下面这句话结束：

我们何必因这痛苦而伤心，

既然它带给我们更多欢乐？

难道不是有千千万万生灵

曾经被帖木儿的统治吞没？[6]

这里，马克思完全是在黑格尔历史哲学的意义上以一种令人震惊的冷静态度接受了暴力的、野蛮的、摧毁的进步意义，因为这些摧毁使“旧的状况”消失。

二、普鲁士－俄国和波兰

马克思和恩格斯同欧洲许多民主主义者一样认为，自1815年、至迟不晚于1848年沙皇俄国开始是反动的中心。马克思坚信，在被看作反动君主——首先是普鲁士——的“保护力量”的俄国不发生一场变革，德国和欧洲其他国家就不可能取得革命的胜利。而西欧和德国民主主义者的一个重要同盟是波兰人民。马克思一再支持独立的波兰人民的复兴，并且将这看作是沙皇俄国的社会状况发生必然变革的重要一步。在1863～1864年撰写，但直到1971年才第一次发表的——而且并非巧合只在华沙发表——一系列摘录和手稿中，马克思说明了普鲁士和俄国在镇压波兰自由解放运动中的相互勾结，并且进行了严厉的谴责。由于这些文章在苏维埃联盟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被有意识地隐瞒起来，因此，尽管在已经发表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章中也可以找到关于反沙皇和支持波兰的充分说明，我还是想指出这些鲜为人知的手稿。它们是对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波兰－俄国－普鲁士问题所发表评论和文章的重要补充。

借助从历史著作中作出的大量摘选，马克思力图令人信服地证明，普鲁士由于参与瓜分波兰实际上早就是沙皇的亲密的同盟者，或干脆就是沙皇的附庸。

第一次瓜分波兰，是卑鄙行为，霍亨索伦奉俄国命令在其中承担发起责任和扮演主要代理人角色，但这次卑鄙行为对建立普鲁士王国是完全必要的。普鲁士参加第二次瓜分波兰是个大错误。参加第三次瓜分，就完全没有好处而简直是有害的卑鄙行为！[7]

普鲁士把俄国拉入中欧，并使它成为“帝国宪法的保护者”。彼得一世和他的继承者们不断干涉德国内政，并装作是它的“保护强国”。弗里德里希大帝使俄国成为“德意志帝国宪法的‘保证国’”，而他自己成为“波兰宪法”的保证人，即使波兰并入俄国的帝国联盟中。

1848～1849年革命期间，马克思坚决支持德国同俄国作战以及恢复波兰。在柏林和维也纳的君主们同时将沙皇俄国看作是抵制威胁其统治的革命的可靠的最后保护力量。“柏林人凭正确的本能，释放波兰囚犯……和欢迎梅洛斯拉夫斯基（Mieroslawskis）向激动的群众作反俄演说，从而开始了革命”[8]。马克思称作“阉人”的国王，“惊恐地看到，德国革命正确地理解到，自己的秘密就在于恢复波兰，同俄国作战”，“只有先摆脱金帐汗……的桎梏”（马克思在这里讽刺地将沙皇同蒙古统治者“金帐汗”等同，后者曾在13世纪占领俄国这一片地区），“才可能真正摧毁藩臣们的政权”[9]。当议会在保罗教堂讨论宪法问题和在丹麦发生的战争时，“波森的普鲁士王国将军们”和当地的普鲁士官僚们利用这一时机吞并了波森，在这里，他们将说依地语的犹太人实际算作“日耳曼人”，由此使德意志人在该地成为多数。

这可能产生一种印象，似乎普鲁士在波森等地实行所谓“日耳曼化的意图”同它的“俄国的”使命有矛盾。没有比这更错误的了。波兰各省的普鲁士化倒不如说是摧毁反抗的一种最可靠的手段，俄国如果想重新并入这些土地，就会在波兰民族方面遇到这种反抗。普鲁士为俄国的统治“在教育”波兰人，使他们对此比较顺从。普鲁士把波美拉尼亚、马尔克和萨克森的农民、犹太人和不开化的容克迁移到那里，迁移去的普鲁士王国臣民虽然好歹讲的是“德语”，但却不是德国人，而是“普鲁士人”；这些普鲁士王国移民由于霍亨索伦王朝的恩惠、侵害土著波兰人利益而得到捐助……[10]

马克思认为，普鲁士的君主们采用的不是德意志政策，而是墨守成规的普鲁士政策。他们的国家原则是“霍亨索伦家族领地……在俄国霸权基础上的存在和扩展能力”。“波兰一旦独立，俄国就会降到一个亚洲大国的地位……而普鲁士就会从一个欧洲二等国降到德国的一个地方邦”[11]。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普鲁士和霍亨索伦的批判性评论可能也同他们出生于莱茵地区有关。但这也决不排除两人对德国的民主主义的爱国热情。马克思和恩格斯十几年来一直从伦敦为《纽约每日论坛报》撰稿，该报的编辑在1860年3月8日给马克思的信中说：“我可以指出的您的唯一的缺点是，您有时表现了对一家美国报纸来说是过于强烈的德国人的感情。……在涉及沙皇制度和波拿巴主义问题时，我有时感到，您对德国的统一和独立表现了过多的关心和过大的忧虑。”[12]对德意志各邦的统一的密切关注使马克思——不同于德国的一些社会主义者，如威廉·李卜克内西——对奥托·冯·俾斯麦（Otto von Bismarck）的成就持肯定的评价，认为对他的批判是不恰当的。诚然马克思对法国和普鲁士－德国两个交战国家所标榜的爱国主义感到悲哀，但同时他在给巴黎的保尔·拉法格和劳拉·拉法格的一封信中甚至说，“最后德国人占上风。我之所以希望这样，是因为波拿巴的最终失败，或许会引起法国革命，而德国人的最终失败则只能使现状再持续二十年”[13]。马克思坚决要求德国社会主义者宣传鼓动反对兼并阿尔萨斯和洛林。在给“社会民主工党”委员会的一封信中，马克思写道，“……武人奸党、大学教授、市民阶级和啤酒店的小政客”都说，普鲁士设计的兼并是“永远防止德国同法国作战的办法。恰好相反，这是把这场战争变成欧洲的经常性事务的最可靠的办法。这的确是在获得了新生的德国使军事专制制度作为霸占西方的波兰——阿尔萨斯和洛林——的必要条件永世长存下去的最好办法。这是使未来的和平仅仅变成在法国未强大到要求收复失地时的停战状态的万无一失的办法。这是使德国和法国在相互残杀之中同归于尽的万无一失的办法”[14]。但对“马克思党”有利的是，“这场战争已经把欧洲大陆的工人运动的重心……移到德国”[15]。

三、巴枯宁的俄国农业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

米·巴枯宁长久以来试图同卡尔·马克思建立友谊，并且努力掌握《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基本思想。他们之间矛盾的产生首先是因为巴枯宁在“国际工人协会”内部他的无政府主义追随者中组织起一个特殊联盟，由此给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指导造成障碍。因此，马克思在1872年海牙代表大会上希望将“总委员会”驻地由伦敦迁往纽约，就是为了封锁“巴枯宁分子”。后来，巴枯宁在《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1873年）一书中阐述了他的理论思想。马克思摘录了这本书，并且作了批注。

巴枯宁的主要论题是对马克思独裁的德国社会主义的抨击，巴枯宁将这种社会主义看作是典型的普鲁士－德意志式的。马克思对这种正面攻击进行了反击，指出德国的社会主义者不是普鲁士的追随者，普鲁士首先是通过沙皇俄国的影响才在欧洲发挥较大的作用。不同于相信独裁的德国人，以及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巴枯宁认为——俄国农民生来就是喜欢自由的社会主义者。因此，斯拉夫人决不允许自己受制于“马克思先生和恩格斯先生以及跟着他们跑的倍倍尔先生、李卜克内西先生和几个舞文弄墨的犹太人的独裁专权领导”，而是“竭尽全力来防止斯拉夫无产阶级自取灭亡地同这个党结成同盟”，这个党是“纯粹‘资产阶级的’，并且完全是德意志的、即‘残害斯拉夫人的’政党”[16]。对于巴枯宁来说，重要的是全欧洲的“均等化”。而农民——在一场如马克思心中的无产阶级革命之后——“大概要受城市工厂无产阶级的管理”[17]。相反，马克思强调，凡不同于英国还存在独立的农民的一切地方，取得成功的无产阶级“不能……得罪农民……例如宣布废除继承权或废除农民所有权；只有租佃资本家排挤了农民，而真正的农民变成了同城市工人一样的无产者、雇佣工人，因而直接地而不是间接地和城市工人有了共同利益的时候，才能够废除继承权或废除农民所有制”。巴枯宁认为，从民族的观点来看，“斯拉夫人将由于同样的原因对胜利的德国无产阶级处于奴隶般的从属地位，正如德国无产阶级对本国的资产阶级处于奴隶般的从属地位一样”。对此，马克思果断地回答：

小学生式的胡说！彻底的社会革命是同经济发展的一定历史条件联系着的；这些条件是社会革命的前提。因此，只有在工业无产阶级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在人民群众中至少占有重要地位的地方，社会革命才有可能。无产阶级要想有任何胜利的可能性，就应当能够mutatis mutandis［变通地］直接为农民做很多的事情，至少要像法国资产阶级在自己革命时为当时法国农民所做的事情那样多。想得真妙，工人的统治竟然包括对农业劳动的奴役！但是这里恰好暴露了巴枯宁先生内心深处的思想。他根本不懂得什么是社会革命，只知道关于社会革命的政治词句。在他看来，社会革命的经济条件是不存在的。由于在此以前存在过的一切发达的和不发达的经济形式都包括了对劳动者……的奴役，所以他认为，在这一切形式下，彻底的革命同样都是可能的。不仅如此！他希望，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的经济基础之上的欧洲社会革命要根据俄国或斯拉夫的农业民族和游牧民族的水平来进行，并且不要超过这种水平。……他的社会革命的基础是意志，而不是经济条件。[18]

由此，马克思在1874～1875年先行对像1917年俄国和1949年中国这样的农业大国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尝试进行了批判。在这两次尝试中，进行社会革命的分别是联合为独裁领导的“先锋党”的意志和“人民解放军”的意志。

1881年俄国女革命家维拉·查苏利奇（Vera Sassulitsch）问马克思，俄国是否能够——在规避痛苦的资本主义道路的情况下，由农村公社出发，直接达到社会主义？马克思在寄给她一个非常简短的确切答复之前，撰写了三份草稿。在详细的草稿中，马克思指出，在俄国——不同于西欧各国——从农业集体经济，即公社（Obschtschina）到现代生产方式的转变是可以想象的，因为在现代历史环境中，这种公有制形式在俄国仍很常见。因此，通过这种集体经济单位采用机器进行大规模的土地耕种，就是可以想象的。因此，对小农财产的划分在生产技术上可能就是一种倒退，不再可行。“俄国土地的天然地势，有利于进行大规模使用机器的联合耕种”；最后，“长久以来依靠农村公社生存的俄国社会，也有义务为公社垫付实现这一改变所必需的最初的经费”[19]。不过，马克思不确定，农村集体生产的破坏和经济衰败是否已经非常严重，而无法实现这一乐观的看法。

[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679～680页。

[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680页。

[3] 同上书，680～681页。

[4] 同上书，682页。

[5]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682～683页。

[6] 同上书，683～684页。

[7] 马克思：《关于波兰问题的历史，1863～1864年手稿》，6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8] 同上书，98页。

[9] 同上书，98页。

[10] 马克思：《关于波兰问题的历史，1863～1864年手稿》，85页。

[11] 同上书，83页。

[1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19卷，42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1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33卷，13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

[1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17卷，28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

[15] 同上书，284页。

[1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18卷，67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

[17] 同上书，694页。

[18]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中文1版，第18卷，695～696页。

[1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25卷，47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