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8～1849年欧洲革命失败以及路易·波拿巴政变之后，马克思将革命的希望首先寄托在英国和英国工人运动上。1852年8月25日《纽约每日论坛报》上发表的《宪章派》一文是这一希望的富有启发性的文献。英国虽然还不是完全由资产阶级统治的国家，但自由贸易派是统治着世界市场的现代英国的代表者。因此，马克思认为他们即将取得胜利是不可避免的。

这些不列颠资产阶级的先进战士即曼彻斯特学派的信徒们认为，旧英国的每一种制度都是既昂贵又无用的机器，它的唯一的作用就是阻碍国家以最低的生产费用生产出尽可能多的产品和自由地交换自己的产品。[1]

王位、贵族的职位、上院、庞大的常备军，所有这一切在曼彻斯特学派看来都是多余的、不必要的开支，应该取消。马克思认为，他们的目的是实现议会改革，并由此——也许他们自己也没有意识到——“彻底消灭旧英国”。作为谨慎的英国人，他们温和地、缓慢地前进，不去过分地冒犯贵族，但最后他们不得不去“完成自己的使命”。

而一旦他们成为政治统治权的唯一执掌者，一旦政治统治权和经济大权都集中在他们手中，因而反对资本的斗争不再同反对现政府的斗争割裂开来，那时就会爆发英国的社会革命。[2]

宪章派因此取得了现实意义。宪章派希望取得普选权、秘密投票和发给议员薪金，而曼彻斯特学派为了抵制贵族必须迎合他们。但是，普选权一旦得以实施，英国无产阶级就会取得政治权力，因为，在英国——不同于大陆上的国家——无产阶级占人口的绝大多数。即使是在农村也几乎只有农场主和雇佣工人，而没有独立的农民。“在这里（英国），实行普选权的必然结果就是工人阶级的政治统治。”[3]

基于宪章派在英国取得的广泛胜利，马克思等待（或盼望）在他看来是延误了的欧洲革命。在法国的政治推动下，革命也将在德意志各邦进行。

但是宪章派注定使马克思感到失望。他非常清楚，无产阶级革命不可能立即出现。他又转向他耗费多年巨大精力的科学著作：《政治经济学批判》。就这部著作，他已经多次同出版社签订合同，但是出版一再被推后。马克思从1844年起直到19世纪60年代从英国经济学家的著作中做了大量评注性的摘录。第一份天才草稿是关于“国民经济学和哲学”的《巴黎手稿》。在《新莱茵报》上，他还发表了一系列关于“雇佣劳动和资本”（1848～1849年）的文章，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最终出版。直到1867年，才接着出版了《资本论》第一卷。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序言中，马克思预告了他的庞大的出版计划：“资产阶级经济制度”的主题，按照顺序应该是“资本、土地所有制、雇佣劳动；国家、对外贸易、世界市场”。但出版后的《第一分册》——《第一篇 资本一般》讨论的是商品，货币或简单流通，作为货币贮藏、支付手段以及世界货币的货币概念。最后，还有“关于流通手段和货币的学说”。这些问题，在后来的著作中，尤其是《资本论》及1857～1858年、1861～1863年、1863～1867年的准备著作中都有更加清楚和更为全面的说明，因此我在这里仅从著名的《序言》中作一些简短的摘录。这些摘录是后来——被恩格斯和“马克思主义者”——称作“历史唯物主义”的经典定义。其主要思想我们已经在《德意志意识形态》较为自由的表述中了解到。人们必然发生“……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4]。马克思再次坚决地疏远了他以前的朋友，即希望通过改变人的意识和自我意识来改造世界的青年黑格尔派。“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5]关于“决定”的不确切的说明引起了无数的争论。庸俗唯物主义解释为“制造”或“生产”，这肯定使人误入歧途。而马克思一般是按自己的理解来使用这个词的。此外，在这个简短的说明中没有考虑这样一个已知的事实：意识也必然对人的实践行为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发生作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无论如何不是完全地、唯一地受他们的社会关系“制约”。不过，马克思在上面所引《序言》中的同一段话里又说，人们必须把下面两者区别开来：一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6]。这样，比方说，雅各宾派的革命者自以为他们在法国可以复兴罗马共和国，并从这种意识形态的幻想中汲取了许多鼓舞和力量，仅仅是为了使资产阶级的竞争社会实际上从它的封建桎梏中解放出来。这样，在这个意义上，意识形态虽然是一种“错误的意识”，但这种意识却是完全有用的。

但是，在一种新的社会形式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即使如此激进的、批判的和革命的观念也没有机会带来社会变革。“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7]历史上相继出现的生产方式是“亚细亚的、古希腊罗马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但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接着是与迄今为止的全部历史的最激进的断裂，迄今的全部历史由此成为人类得到解放的社会的“史前时期”。

指明由资本主义社会发展条件中产生出的、即将来临的未来社会的道路，这一要求和马克思作为全面的科学工作者的要求——按照马克思自己的评价，他不能完全胜任这一工作——展现了马克思的伟大抱负。在马克思1858年2月22日致斐迪南·拉萨尔（Ferdinand Lassalle）的信中，关于他的“经济学著作”的进展情况，他说道：“事实上，最近几个月来我都在进行最后的加工。但是进展很慢，因为多年来作为主要研究对象的一些题目，一旦想最后清算它们，总是又出现新的方面的问题，引起新的考虑。”[8]由于此外他还必须靠为报纸撰稿赚取生活费，所以他不可能一下子完全投入这一主要工作。但内部的困难也许大得多，因为即使在——由于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给他提供的一笔相当可观的津贴——无需从事职业工作的那些年，他也无法如所希望的那样最后结束工作：尤其是关于国家、对外贸易和世界市场等部分，马克思无法一下子在草稿中处理完，尽管关于贸易和世界市场在《资本论》或长或短的段落中出现过。

一、《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卷）

在《资本论》的序言中，马克思再次指出了英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对即将出现的欧洲革命或世界革命的意义：“正像18世纪美国独立战争给欧洲中等阶级敲起了警钟一样，19世纪美国南北战争又给欧洲工人阶级敲起了警钟……”[9]英国走在欧洲大陆社会的前列。马克思以英国为例并借助英国经济学家阐释了“资产阶级社会的解剖学”，它的“本质”以及它超越自身的动力。马克思——利用黑格尔发展出来的思想而得出的——系统逻辑的表达方式同时是一种内在的批判。批判不是由外部指向真实，而是借关系本身的内在矛盾揭示出来的。根据“古典经济学家”——从斯图亚特（Steuart）到亚当·斯密一直到大卫·李嘉图和西斯蒙第（Sismondi）——学说中的资本主义经济现实作出的反思被批判地解释为自我发展的整体的一部分。计划中的三卷——其中只有第一卷马克思作了定稿——的划分大约自1867年就确定下来：第一卷阐述“资本的生产过程”，第二卷阐述“流通过程”，第三卷阐述“总过程”。只有到了第三卷经济过程的重建才能达到阐述和可观察到的现象相一致这一层面。当马克思给第一卷定稿时（他在1872年德文第二版以及1872～1875年法文版中又作了修改），就我们目前所掌握的已公开的遗稿来看，所有三卷草稿都已经完成。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一些批判者对这种逻辑结构的重建的特点产生误解，对此马克思不能完全逃脱责任。因为他偶尔会为了他的表述引用一些本来不属于系统抽象层面的现实的“例子”。第一卷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概念开始：商品、货币和资本。在对这些概念及其内在“二重性”和矛盾（不过，这同时是统一的）的极富洞察力的阐述中，批判的核心思想已经包括在其中。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的财富，表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积’，单个的商品表现为这种财富的元素形式。”[10]人的活动的所有产品不都是商品，而只有为了“交换”生产出的产品是商品，因此它的目的是出卖（凭货币交换）。为了能够卖出，每一种商品都必须具有一种得到承认的使用价值，或者是为了直接消费或者是凭借它生产某物（工具、机器等）。人们必须将这种使用价值同“价值”区分开来。价值规定，一定的商品能够用多少量的其他产品换得。因此，商品本身是具体的使用价值和抽象的价值的充满矛盾的统一。马克思的阐述的独特之处还在于，他将使用价值和价值追溯到两种不同的“劳动”：使用价值是一定的“具体劳动”，比方说，生产麻布的纺织工作、生产上衣的裁缝劳动的结果。相反，价值是“抽象的一般劳动”的结果，“无差别的人类劳动的单纯凝结”[11]。抽象劳动是具有最不同使用价值的各商品中唯一“同一”的东西。这一“价值”按照劳动时间来计算，但不是按照每一个单个工人生产一定商品所需要的不同的劳动时间，而是按照“社会必要劳动时间”[12]。因此，劳动时间是指，在社会劳动生产率发展的一定水平上为了生产某一产品平均需要的劳动时间。

在消除一切误解的努力中，马克思有时讨论得过分详细，反而将读者弄糊涂了。例如，当他断定：“一个物可以是使用价值而不是价值。在这个物不是以劳动为中介而对人有用的情况下就是这样。例如，空气、处女地、天然草地、野生林等等。”“谁用自己的产品来满足自己的需要，他生产的虽然是使用价值，但不是商品。要生产商品，他不仅要生产使用价值，而且要为别人生产使用价值，即生产社会的使用价值。”[13]但即使这样也还不够，例如，封建社会的农民“为封建主生产作为代役租的粮食”，但并没有生产出商品。“要成为商品，产品必须通过交换［也就是说在自由市场上］，转到把它当做使用价值使用的人的手里。”[14]因此，商品的二重性也是劳动的二重性的表现。当劳动在经验的现实中通过劳动分工、机器的使用等也真实地“成为如此抽象的”，以致这种理论知识成熟起来之后，抽象的一般劳动范畴才可能出现。“劳动作为使用价值的创造者，作为有用劳动，是不以一切社会形式为转移的人类生存条件，是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即人类生活得以实现的永恒的自然必然性。”[15]但是，生产商品的劳动在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中才大量出现。在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同时是“抽象的一般劳动”。马克思对这一认识的意义——超越了李嘉图——非常清楚。在给恩格斯的一封信中，马克思再次指出：

经济学家们毫无例外地都忽略了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既然商品是二重物——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那么，体现在商品中的劳动也必然具有二重性，而像斯密、李嘉图等人那样只是单纯地分析劳动本身，就必然处处都碰到不能解释的现象。实际上，对问题的批判性理解的全部秘密就在于此。[16]

不过，马克思也许会同意，他寻找分析劳动的抽象范畴的冒险行动会由于发达的生产方式变得容易些。“对任何种类劳动的同样看待，适合于这样一种社会形式，在这种社会形式中，个人很容易从一种劳动转到另一种劳动，一定种类的劳动对他们说来是偶然的，因而是无差别的。这里，劳动不仅在范畴上，而且在现实中都成了创造财富一般的手段，它不再是同具有某种特殊性的个人结合在一起的规定了。”[17]“劳动这个例子令人信服地表明，哪怕是最抽象的范畴，虽然正是由于它们的抽象而适用于一切时代，但是就这个抽象的规定性本身来说，同样是历史条件的产物，而且只有对于这些条件并在这些条件之内才具有充分的适用性。”[18]

之后，马克思说明了直到“货币形式”的一系列价值形式：

a）“简单的、个别的或偶然的价值形式”。一定商品的价值可以“表现”于任何其他商品中。这个关系的两“极”是“相对价值形式”（比方说，上衣）和“等价形式”（比方说，20码麻布），上衣的价值“表现”在20码麻布的价值中。这一关系的量的规定性——正如自斯密和李嘉图以来的经济学家所断定的那样——是包含于其中的劳动时间（确切地说，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超越这一简单的价值形式是：

b）“总和的或扩大的价值形式”，它表达了一个任意长的等价商品链。z量商品A＝u量商品B，或＝y量商品C，或＝w量商品D，或＝x量商品E，或＝其他。价值等式是一个永无止境的系列，“形成一幅由互不关联的而且种类不同的价值表现拼成的五光十色的镶嵌画”[19]。在每一个被拿来作比较的新的商品中又表现出另外“具体的、有用的劳动”，因而都只是“人类劳动的……不充分的表现形式”[20]。我们只有对等价物链作如下改动，即将随便哪一个商品都指向作为它们一般等价物形式的特殊的商品，上面的情况才会发生变化。

c）“一般价值形式”

这样，所有的商品都具有“简单的和共同的，因而是一般的”价值形式。

如果我们用2盎司金代替20码麻布作为等价物，那么我们就得到:

d）“货币形式”

马克思再次列举了上面的整个商品系列，并将它们与“2盎司金的货币形式”等同起来。这样，价值形式就找到了其确切的表达。“商品的拜物教性质”现在能够被认识——或者更准确地说：被看穿——，“商品世界的这种拜物教性质，……是来源于生产商品的劳动所特有的社会性质。……劳动产品只是在它们的交换中，才取得一种社会等同的价值对象性，这种对象性是与它们的感觉上各不相同的使用对象性相分离的。劳动产品分裂为有用物和价值物，实际上只是发生在交换已经十分广泛和十分重要的时候……”[21]

马克思一再回到商品的“神秘的”特点，即它的“拜物教性质”。按照他的解释，这一假象的产生是由于在市场上交换其产品的生产者，没有意识到这里关系到的是被分离的生产者和消费者的“社会关系”。他们的社会关系作为“物”的关系，作为具有“价值”的“商品”的关系对他们来说毋宁是异化了的。马克思早在1842年摘录查理·德布罗斯（Charles Debrosses）《论偶像神崇拜仪式或埃及旧宗教与现代宗教的比较》（1785，柏林）时就对“拜物教”这一说法表示赞赏，并在此后一再用它来说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其参与者和早期理论家的神秘化作用。

我不得不把马克思非常认真地、一步步完成的论证过程缩减到他的重要观点上。接下来，马克思在两种不同的形式中分析了商品流通：作为凭货币进行的商品交换，为的是用货币来购买另外的商品：W-G-W。这一过程充满意义，因为在交换过程结束时，第一个商品的卖者获得了他所需要的另外的使用价值。货币在这里仅仅是使交换变得简单的中介物。在W-G-W之间存在着等量的即“等价物”的价值关系。货币只是“流通手段”。

商人资本典型的流通过程要更富有启发性，马克思以货币—商品—货币（G-W-G）这一简单的形式概括了这个过程。这里，流通的意义不在于创造另一种使用价值，因为，在流通结束时，作为同等价值出现的货币没有“创造”任何意义。因此，如果确实要展开流通过程，这个过程就必须以一种增加的货币额结束：G-W-G′。这个更高的价值——仍然是在假定的等价物交换的情况下——如何可能出现呢？马克思设想了各种可能的解决办法：低于价值的买，高于价值的卖等。但货币占有者不可能取得全部货币（在这里货币变为资本），因为一方的赢利总是恰好等于另一方的亏损，这一点一再得到证明。因此，“剩余价值”不可能在流通中产生。但“剩余价值”也不可能在流通之外产生，因为我们眼前总是有一个交换过程。

因此，长久的理论思考结果是，“剩余价值”的秘密无法从最初出现的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的例子中得到揭示。这只有借助——历史上后来出现的——工业资本才能得以揭示。而在这里将发现一种解决办法，这种办法——向前追溯——也能够解释在商业和银行业中产生的剩余价值。

二、通过劳动力商品的使用而出现的剩余价值的生产

“货币的占有者”如果想使自己的货币变为有效的资本，就必须在市场上发现生产资料和没有财产的雇佣工人。只有当“原始积累”实现了这些情况，才能使货币变为资本。在《资本论》第24章，马克思描述了这个历史进程，这实际上不属于他的系统逻辑说明。在最后一章中，马克思借现代殖民理论再次说明了这一原理。关于现代殖民理论，爱·吉·韦克菲尔德（Edward Gibbon Wakefield）的《英国和美国》（1833年）给他提供了深刻的说明：“韦克菲尔德在殖民地发现，拥有货币、生活资料、机器以及其他生产资料，而没有雇佣工人这个补充物，没有被迫自愿出卖自己的人，还不能使一个人成为资本家。”[22]韦克菲尔德——马克思也这样认为——十分正确地指出：“如果把资本以相等的份额分给社会的所有成员，那就没有人想要积累多于他能亲手使用的资本了。美洲新殖民地的情况，在某种程度上就是这样。在那里，对土地所有权的热情妨碍了雇佣工人阶级的存在。”[23]除了用“资本”概念错误地说明那些恰恰不是用于雇佣雇佣工人的生产资料，这种描述是贴切的。在等价交换的情况下，“剩余价值”如何能够产生呢？一种令人惊讶的简单回答是：如果货币占有者“非常幸运地”在市场上发现一种商品，这种商品的交换价值能够生产出比它自身的价值更大的价值，那么，就能带来剩余价值。这种商品就是人的劳动力。通过买卖劳动力，货币就转化为资本。资本不是——像庸俗经济学所认为或日常所说的那样——机器、原料、货币等的总和，而是人与人之间独特关系的结果。在这些人当中，一部分人占有这些“生产资料”财产，而另一部分人除了能够将自己的劳动力带入（劳动）市场外，一无所有。

“劳动力商品的价值”，这里，就它的买卖而言——像其他一切商品的价值一样——是借助于生产它所必需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确定的。严格地说，这不是在一定时间内去“生产”工人及其劳动力——这是托马斯·马尔萨斯（Thomas Malthus）的著名假说——而只是生产——在文化上有差异的——购物篮（Warenkorb）所必需的时间，而购物篮仅够维持工人（和他的家庭）的生活和劳动能力。因此，劳动力商品的价值在不同条件下有所不同：它在文化最低水平较高的社会里（比如，在今天的欧洲、北美和日本）高于在生活水平较低的社会里。但在生产工人－消费的生活资料和使用对象的具有较高劳动生产力的经济部门中，劳动力商品的价值却降低了。无论如何，在原则上如此。劳动越来越有收益，却使劳动力商品的价值降低。这个自相矛盾的说法属于这种生产方式的矛盾，马克思对这个问题一再表示关注。

但这里从“流通领域”表现出的表面现象来看，以及从“劳动力的买和卖是在流通领域的界限以内进行的”这一点来看，似乎一切都是正常的：

那里占统治地位的只是自由、平等、所有权和边沁[24]。自由！因为商品例如劳动力的买者和卖者，只取决于自己的自由意志。他们是作为自由的、在法律上平等的人缔结契约的。……平等！因为他们彼此只是作为商品占有者发生关系，用等价物交换等价物。所有权！因为每一个人都只支配自己的东西。边沁！因为双方都只顾自己。使他们连在一起并发生关系的唯一力量，是他们的利己心，是他们的……私人利益。[25]

但在这个假象之下实际上是——对资本家来说是最有利可图的——“剥削过程”。

按其现实的价值购买来的劳动力被企业主“生产性地消费掉了”，也就是说，企业主将劳动力用于生产市场上的一定商品。劳动力进行生产的时间取决于社会的力量对比。自现代市场经济开始生机勃勃的发展以来，平均劳动时间甚至增长了，这与不断提高的劳动生产率相矛盾。新教国家对天主教国家的优势由于大量宗教节日的取消和尤其是在清教主义中培育出来的“内心世界的禁欲”精神得到加强。一方面是雇佣工人真正的工作时间；一方面是再生产劳动力商品的价值，即生产他们的“购物篮”所花费的时间，剩余价值即这两者之间的差额。工人能够超出与自己的价值一致的时间去工作，在他超时工作的这段时间里，他生产出了剩余价值。剩余劳动创造出了剩余价值。剩余价值是资本利润的前提条件。我们还可以更详细地说：剩余劳动生产出剩余产品，剩余产品中包含剩余价值，而从这些剩余价值中——通过另一种计算——产生出资本利润。

三、剩余价值率

马克思把工人在劳动时间内创造出的剩余价值同工资之间的关系看作是剩余价值率[26]。这里，工资是分母，剩余价值是分子：

m/v剩余价值除以“可变资本”（支付工资所必需的资本部分）。

如果剩余价值，比方说是100，可变资本同样是100，那么，我们就可以得到100%的剩余价值率。

单单补偿可变资本的价值的这段劳动时间，马克思称作“必要劳动时间”。生产剩余产品和剩余价值的这段时间，马克思称作“剩余劳动时间”或“过剩劳动时间”。只有当工人能够提供一定的剩余劳动时，资本家才会雇佣他们，因为如果没有这些剩余劳动，资本家就无法取得剩余价值和利润。剩余劳动（按小时）和必要劳动时间的关系说明了劳动剥削的程度。

假定必要劳动时间是6小时，那么，

在7小时的一个工作日里，剩余价值率是1/6=16%

在9小时的一个工作日里，剩余价值率是3/6=50%

在12小时的一个工作日里，剩余价值率是6/6=100%。

通过延长工作日产生了“绝对剩余价值”，这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早期阶段发挥了重要作用。从马克思的遗稿中首次发表的《直接生产过程的结果》一文中，马克思在劳动对资本的（仅仅是）“形式上的从属”和劳动对资本的“实际上的从属”之间作出了区分。后者第一次说明了“特殊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当资本将现有的生产资料——比如，农业或手工业中的生产资料——置于劳动的控制下时，劳动在形式上从属于资本。这时，生产的方式仍然没有发生变化，无论如何在原则上没有发生变化。不过，生产的目的变为：使剩余价值、由此使利润的获取成为生产的真正意义。这一点在从大农业生产的封建使用到其资本主义使用的转变这个例子中一目了然。古典的封建所有者利用庄园劳动中的收益来改善他们的消费可能：他们雇佣大量仆人，建造华丽的乡村别墅，购买名贵的绘画等等。而资本主义企业主认为这些仆人的活动是“非生产性的劳动”，因为这些活动没有带来财富的增长。这些仆人从“盈利”中领取薪水，——从企业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是生产的“不必要的花费”。从资本主义角度进行考虑的企业主必然将这些人看作是多余的而解雇他们。相反，当工人在属于庄园的一部分的烧酒工厂工作时，他们是“生产性的工人”。因为，他们的活动产品是商品，是按他们的价值出卖后生产出“剩余价值”并由此能够带来利润的商品。

当重利润的思想干预生产过程本身的形态并且设法——通过企业内部劳动分工的扩大、机器的使用、不同工人之间广泛的合作——提高劳动生产力时，才会出现“劳动对资本的实际上的从属”。“相对剩余价值”以这种方式产生，因为再生产劳动力商品的价值所必需的劳动时间降低了，比方说从6小时降到4小时。那么，当12小时的劳动时间保持不变，这个比例就是8∶4，剩余价值率因此提高到200%；即使当劳动时间从12小时降低到8小时，剩余价值率仍然维持在100%。按马克思的话来说，实际上的（或者真正的）从属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真正的历史进步功绩：

随着劳动对资本的实际上的从属，在生产方式本身中，在劳动生产率上，在资本家与工人的关系上，都发生了完全的［不断继续和重复的］革命。……社会劳动生产力发展了，随着大规模劳动的发展，科学和机器在直接生产中的应用也发展了。……现在形成为特殊生产方式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创造出物质生产的已经变化的形态。[27]

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也——暂时地——必然同这种已经变化的形态联系在一起。马克思在《宣言》中已经高度赞扬过的新的生产方式的巨大动力在这里有其结构上的客观基础。在被看作是《资本论》准备工作的手稿中，马克思更加生动地描述了这种生产方式的动力，它带来了劳动生产力的提高、消费品的增长和对无处不在的世界市场的占领。

生产越是以交换价值为基础，因而越是以交换为基础，交换的物质条件——交通运输工具——对生产来说就越是重要。资本按其本性来说，力求超越一切空间界限。因此，创造交换的物质条件……对资本来说是极其必要的：用时间去消灭空间……[28]

马克思在这里似乎预示了直到今天才取得决定性意义的生产的发展阶段。

四、“资本的有机构成”和剩余价值率与利润率之间的区别

总资本在物质上（及按照价值）由两个不同部分组成：一部分是机器、原材料和需要加工的材料；另一部分是支付劳动力商品（它的价值）的费用。马克思将第一组成部分称作“不变资本”，或者“c”，第二组成部分称作“可变资本”，或者“v”。在生产中每一次只有一部分不变资本转化为劳动产品价值。这种转化的程度表现在原材料（煤、石油、电）、需要加工的材料和机器上是不同的。原材料和需要加工的材料每次都是完全消耗掉的，而机器在一年里比方说只损耗了它的价值的10%，如果说这台机器在10年损耗完。要计算利润率，就不是考察剩余价值同可变资本的关系，而必须考察剩余价值同总资本的关系。因为，总资本比可变资本部分大得多，所以利润率必然远远低于剩余价值率，而进行投资的资本主义企业主只对利润率感兴趣。由于相对剩余价值能够通过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提高，剩余价值率由此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即使是在较短的劳动日里——也会提高，那么，与此同时由于不变资本组成部分的扩大而必然带来的利润率的降低将得到抑制。但无论如何，工业资本主义日益扩大的机器设备投入使用的增加，直到马克思已经提到的可能出现的“自动控制的厂房”，不可避免地会带来利润率的降低。

马克思将不变资本组成部分和可变资本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称作是“资本的有机构成”。工业化进步的程度愈高，“资本的有机构成就愈高”。

但不变资本（及其投入机器中的固定部分）的增长最后是在剩余价值（利润）返回来变为新的资本时实现的。单个资本家之间的竞争迫使每个资本家为了能够在市场上立足，尽最大的努力，以尽可能少和尽可能有效的劳动去尽可能便宜和尽可能多地生产。为了这个目的，他必须把已经取得的利润中尽可能大的一部分用于“投资”，也就是说，变为“不变资本”。

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能够不断地“使劳动力游离出来”，也即解雇不再需要的工人。由此产生出的“工业后备军”对企业主的一个有利的结果是，实际的工资不超过劳动力商品的价值。不过，马克思——与斐迪南·拉萨尔的“铁的工资规律”不同——不认为，实际的工资必须固定地保持在生活的最低水平。他认识到通过工会的压力改善实际工资是可能的，并且首先在发达的工业社会中普遍提高生活水平也是可能的。但另一方面，他认为可以断定在资本积累的发展过程中雇佣工人的工资在整个社会财富中所占的百分比必然下降。即使人民的绝对富裕状况——同先前阶段相比——提高了，这个百分比也是下降的。此外，资本主义企业主之间的竞争战导致先前独立的中间等级中愈来愈多的人沦落为无产阶级，失去他们的物质独立性。

在资本的积累之外又出现了资本愈来愈集中在少数人手中的资本的集中（即使是在股份公司），资本集中使得大企业甚至能够凭低利润率存在和发展。

可以预测，这种发展的结果是一个只由“少数资本巨头”和大量没有财产的雇佣工人（无产阶级）组成的社会。

尽管马克思一再非常明确地强调了这个发展过程的“消极的”一面，但在他看来，这个发展过程同时是必然的，因为只有通过结构上的强制才能使人们去发展劳动生产率和大量愈来愈新的、愈文明的需求。由此才能创造出马克思认为是重要的那种“解放革命”的基础。黑格尔认为在回顾当代完成的历史中（如他所认为的那样）世界历史的发展可以解释为有意义的，而马克思从一个可以预测的未来出发，这个未来赋予社会经济发展进程一种人道意义。

五、资本的流通过程（《资本论》第二卷）

虽然《资本论》第二卷是经恩格斯对马克思遗稿的整理才得以出版的，但所有重要思想出自马克思。马克思在这里研究了“资本的形态变化”，资本作为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和商品资本的循环。在历史上商业资本和生息货币资本早于生产（工业）资本存在。但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关于“剩余价值产生的秘密”，只有通过生产资本才能理解。生产资本“发现了”劳动力商品的使用价值，并且，若生产资本被使用得足够长，则其产出的价值当大于劳动力商品的价值。这里，在第二卷中，马克思讨论了对于利润率来说是重要的流通时间、流通费用、运输费用、簿记，等等。因此，马克思的阐述已经有些接近经济事件所表现出的表面情况了。在第二篇，马克思区分了不变资本中的固定的组成部分和流动的组成部分。在我不仅将机器，而且也将原材料和需要加工的材料都看作是不变资本时已经简略地提到过这一点。固定资本的很大部分在单个的生产阶段上属于总资本，并保持不变。固定资本只将它的一定价值量转化到生产出的商品中。每次都必须留存一定的货币量，更换磨损之后变得无法使用的机器。这种必要性由于技术革新而加速的“精神磨损”而加大。为了了解企业经济方面的情况，马克思向一个积极的纺织厂企业主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打听情况。

第三篇论述了总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这里，马克思再次研究了资本的“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也即积累）。这个讨论对于马克思来说是重要的，因为，他要指出：即使是在“简单再生产”，也即没有“资本”增长的情况下，随着时间的推移，（固定的和流动的）不变资本也可以从劳动力所创造出的剩余价值和剩余价值的实现中产生出。因此，即使在这一假设的前提下，“活劳动”最终也会被它自己所生产的“死劳动”（机器、原料等中的对象化劳动）所“雇佣”。资本必须不断地从一个阶段（一种形态）走向另一个阶段（另一种形态）。这个过程不能在任何地方停下来。比方说，由于剩余价值增殖的商品W′必须转化为相应的货币形式G′，换言之必须是可卖掉的。对于扩大再生产来说，已经形成的流通形式现在看上去就是这样的：

G（货币资本）－ W（商品），由v （劳动力商品）和c（生产资料）组成－

P（生产过程）－ W′（由剩余价值增值的商品）－ G′（已经实现的剩余价值）。

简单地说： G －W－ P W′－ G′

因此，生产过程的意义在于取得剩余价值（利润），这一点再次得到清楚地说明。

生产资料在经济的第一部类中生产出，消费资料、最后还有那些只有生产资料所有者消费的消费资料在经济的第二部类中生产出。这一过程要继续下去，在这两部类之间就必须产生一定的比例关系，这个比例关系——只在超越危机的过程中——一再建立。

在第一卷中已经讨论过的劳动力商品的支付形式——计时工资和计件工资——使工人和企业主看不到事实真相。

劳动力，在工人手中，是商品，不是资本，并且在工人能不断地反复出卖它的时候，它构成工人的收入；……在资本家手中，在生产过程本身中，它执行资本的职能。……工人把得到的货币又花掉，以便维持自己的劳动力，也就是——就资本家阶级和工人阶级整体来考察——给资本家维持一种工具，只有靠这种工具，资本家才能够仍旧是资本家。[29]

六、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资本论》第三卷）

在第三卷中，马克思才开始讨论表现出来的各种经济关系，即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资本的有机构成愈低，也就是说不变资本在总资本中所占的比例愈小，企业的利润率就愈大，这个论断乍听起来非常难以置信，在这里即第三卷中才首先得到阐释和纠正。

利润率取决于剩余价值同总资本的比例关系。因此，不变资本的组成部分愈大，利润率愈低。因为，工业发展带来了日益扩大的机器设备和更多的原料和生产手段。与此相反，用于支付工资的那一部分数额（即使实际工资提高了）却相对滞后。这一情况表明利润率随技术的发展降低了。当相对剩余价值——因为工人的“购物篮”在更短的时间内生产出，因此劳动力商品的价值会降低——增长时，甚至也是如此。

第三卷的两个最重要的结论是：1.属于一个经济领域内的各种利润率通过普遍的竞争而趋向于一个“平均利润率”，这个平均利润率最终根据每个特定资本的大小来决定其利润的高低。2.“利润率趋向下降的规律”，这个规律同已经提到的（平均）资本日益“更高”的有机构成一致。但是，这个“规律”由于反作用的各种原因只可能慢慢地长远地成为现实。

为了能够正确地理解下面这个表格，还必须指出，只有经过多年才能完全转入产品中去的固定资本，由于在不同经济部门不变资本组成部分大小的不同，它转入产品中的这个数值是变化的。不变资本愈大，每年由固定资本转入产品中去的价值就愈少。由此得出一个相对复杂的计算，下面我将根据马克思的详细图表作解释。

在第Ⅰ到第Ⅲ部门中，可变资本的组成部分依次增加，与此相应，（在剩余价值率和总资本不变的情况下）利润率也从20%增长到40%。因此，由不变资本中已经用掉的产品部分和可变资本组成的“成本价格”也相应地增加。固定资本中由于机器的磨损而已经消耗的部分以及已经用掉的原料和生产手段，它们将自己的价值全部注入到产品中去。商品价值取决于剩余价值加上成本价格。但对于企业主来说最重要的是成本价格。第Ⅴ部门的比例关系不同，因为这里不变资本中只有一小部分由于原料的使用和机器磨损而失掉。由此成本价格非常的小，只有15，而商品价值由于可变资本在总资本中的比例非常小而只有20。

我们假定第Ⅲ部门是一个园圃企业，而第Ⅴ部门是一个现代工业企业，那么园圃得到40%的利润率，而工业企业只得到5%的利润率。这种差距通过寻找投资的资本之间的竞争得到均衡。这五个假设的经济部门的平均利润率是22%。实际的商品价格（不同于它们各自的“特殊价值”，后者仅仅是虚构的计算值）由平均利润率加上成本价格得出。

由此从第Ⅰ到第Ⅴ部门中得出如下的商品价格，这些商品价格同先前所确定的各商品价值不同：

这个结果是可信的。有机构成较高的资本得到一个总是高于它的价值的价格。如果情况相反，那么，技术的进步对经济就几乎没有什么意义。在发达的大企业中，利润率的降低由于资本有机构成较低的其他经济部门的生产而被抑制。不过，第Ⅱ和第Ⅲ部门在价格中可实现的利润率由30%和40%降低到22%。

平均利润率在经济领域内趋向下降是显而易见的，即使技术发达部门的低利润率和劳动密集型部门的高利润率之间的巨大差距得到均衡，也是如此。但重要的是，马克思详细地指出了“起反作用的各种原因”，这些原因缓和了这个下降规律，使它仅仅是一种“趋势”。他列举了具有不同意义的六个这样的原因：Ⅰ.“劳动剥削程度的提高”。马克思把剩余劳动时间（无酬的）和必要劳动时间之间的比例关系称作是剥削的程度。在必要劳动时间里，劳动力“再创造”出了它自己的价值（只有这个劳动时间里的劳动力是有酬的）。因此，这是对剩余价值率的另一种表达。通过延长工作时间和强化劳动等可以使这个剥削程度提高到平均剥削程度之上。Ⅱ.“工资被压低到劳动力的价值以下”。这首先在大量失业人群和同样软弱的工会中是可能的。不过，它的绝对界限是生活的最低水平。Ⅲ.“不变资本各要素变得便宜”。这首先在下面的情况下是可能的：比方说，在同等的或更高的效率情况下，较小的机器等资料能够投入使用（例如，过去30年计算机微型化）或者由于更便宜的能源的开发使能源费用降低。Ⅳ.“相对过剩人口”。工业中“被游离出去的”劳动力能够投入比方说奢侈品（珠宝行业、工艺美术行业）的生产中。在这些奢侈品的生产中出现了更多的可变资本，由此也带来了更高的利润率。这对利润率的下降起到补救的作用。Ⅴ.“对外贸易”。资本在国外（当时主要是殖民地）能够以较高的利润进行投资，因此资本流入这些地方。但资本所创造出的利润进入本国，并由此促成利润率的平均化。“因此，一般说来，我们已经看到，引起一般利润率下降的同一些原因，又会产生反作用，阻碍、延缓并且部分地抵消这种下降。这些原因不会取消这个规律，但是会减弱它的作用。”[30]“利润率下降，不是因为劳动的生产效率降低了，而是因为劳动的生产效率提高了。［相对，作者注］剩余价值率提高和利润率降低，这二者只是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在资本主义下借以表现的特殊形式。”[31]作为最后一个起反作用的原因，马克思还提到股份资本。它使积极的企业主可能利用由股票获得的货币资本进行经营。对于股份资本来说，只有股息形态下的利润必须得到支付。马克思认为这种形态下的利润在某种程度上相当于利息。股息“不参加一般利润率的平均化，因为它们提供的利润率低于平均利润率”[32]。如果把它们计算进去，平均利润率就会更低。

由于“利润率趋向下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矛盾变得日益增大，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又总是试图超越它（自己所创造出的）这个界限。借助于危机、资本的消灭、大量失业人口等，新的平衡又会产生。但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下一个发展阶段，旧的矛盾又以“更高的规模”出现。“不是财富生产得太多了。而是资本主义的、对立的形式上的财富，周期地生产得太多了”，也即工人无法取得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的“过剩生产”。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限制表现在：

1.劳动生产力的发展使利润率的下降成为一个规律，这个规律在某一点上和劳动生产力本身的发展发生最强烈的对抗，因而必须不断地通过危机来克服。

2.生产的扩大或缩小，不是取决于生产和社会需要即社会地发展了的人的需要之间的关系，而是取决于无酬劳动的占有以及这个无酬劳动和对象化劳动之比，或者按照资本主义的说法，取决于利润以及这个利润和所使用的资本之比……因此，当生产扩大到在另一个前提下还显得远为不足的程度时，对资本主义生产的限制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不是在需要的满足要求停顿时停顿，而是在利润的生产和实现要求停顿时停顿。[33]

这些说明引起了这样一种看法，即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马克思由于其巨大的动力而把它看作是一种进步，加以欢迎——趋向一种动力衰退的状况，为了进一步的增长（Wachstum），必须被另一种生产方式取代。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唯以增长为目标的——片面的——看法后来在多数马克思主义者那里导致一种技术－拜物教，此外，在苏联和毛泽东领导的中国那里还造成了灾难性的环境破坏。因此，我必须离题，至少简要地纠正一下这种片面的解释。

题外话：后资本主义社会和对生态环境的保护——对马克思理论中经常被忽略的一面的说明

马克思在他的《资本论》中，多次提到工业和工业化的农业对自然的破坏。这一点长久以来完全被忽略。例如，他在《机器和大工业》（《资本论》第一卷）一章中这样解释说：“资本主义农业的任何进步，都不仅是掠夺劳动者的技巧的进步，而且是掠夺土地的技巧的进步，在一定时期内提高土地肥力的任何进步，同时也是破坏土地肥力持久源泉的进步。一个国家，例如北美合众国，越是以大工业作为自己发展的基础，这个破坏过程就越迅速。”他用下面这句话强调总结了自己的判断。“因此，资本主义生产发展了社会生产过程的技术和结合，只是由于它同时破坏了一切财富的源泉——土地和工人。”[34]因此，土地需要“另一种社会关系，以便真正按照它的特性被加以开发”[35]。显然，马克思认为，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之下，对土地的滥用将同对工人的剥削一样少。

在《资本论》第二卷中，马克思指出了不断增长的森林破坏，并且由森林特殊的生产条件来进行解释：

漫长的生产时间（只包含比较短的劳动时间），从而其漫长的周转期间，使造林不适合私人经营，因而也不适合资本主义经营。资本主义经营本质上就是私人经营，即使由联合的资本家代替单个资本家，也是如此。文明和产业的整个发展，对森林的破坏从来就起很大的作用，对比之下，它所起的相反的作用，即对森林的护养和生产所起的作用则微乎其微。[36]

马克思确信，未来的“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努力保护人类生存的自然基础。人类将把同自然的这种物质变换“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一种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但是，这个领域始终是一个必然王国。在这个必然王国的彼岸，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挥，真正的自由王国，就开始了。但是，这个自由王国只有建立在必然王国的基础上，才能繁荣起来。工作日的缩短是根本条件”[37]。马克思对未来解放了的人类的设想，不是最大化消费，而是独特的人类才能和人类活动的最大自由发展。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马克思还超出《资本论》此处的简短说明，概述了——不同于沙·傅立叶，但马克思赞扬了他的“吸引人的劳动”这一概念——自由社会中的劳动，在那里劳动不再是人的负担。马克思说：

物质生产的劳动只有在下列情况下才能获得这种（吸引人的）性质：（1）劳动具有社会性；（2）这种劳动具有科学性，同时又是一般的劳动，这种劳动不是作为用一定方式刻板地训练出来的自然力的人的紧张活动，而是作为一个主体的人的紧张的活动，这个主体不是以单纯自然的，自然形成的形式出现在生产过程中，而是作为支配一切自然力的活动出现在生产过程中。[38]

不过，劳动并没有因此像傅立叶所认为的那样成为单纯的“消遣”。相反，自由的劳动正像，“例如作曲，同时也是非常严肃，极其紧张的事情”[39]。这一说法同“自由王国”在劳动世界的彼岸才开始这一论断似乎相矛盾。人们也可以这样来解释这种说法：通过缩减劳动时间和由此可能出现的人的理智力量和情感力量的提升，物质劳动的特性也能够发生这样的变化，即劳动不再是一种负担。马克思在原则上反对亚当·斯密，后者认为劳动始终是不可消除的“牺牲品”、“负担”。而马克思强调指出：“一个人在通常的健康、体力、精神、技能、技巧的状况下，也有从事一份正常的劳动和停止安逸的需要，这在斯密看来是完全不能理解的。”[40]不管马克思认为“自由王国”在由劳动标识的必然王国的彼岸才出现呢，还是认为，即使劳动的世界也可能从它的重担这种特性（从上帝的惩罚）中解放出来，都是完全相同的。无论如何，他的未来理想不是消费的无限提高。虽然战胜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应该打破它的“内在界限”，但同时也应该打碎变得荒谬的追求无限积累和毫无意义的物质消费的本能。

《资本论》中有一段几乎不带道德内容的关于人和土地的关系的论述。在这里，马克思总结了他不得不说出的我们直到这个世纪才认真思考的生态问题：

从一个较高级的经济的社会形态的角度来看，个别人对土地的私有权，和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私有权一样，是十分荒谬的。甚至整个社会，一个民族，以至一切同时存在的社会加在一起，都不是土地的所有者。他们只是土地的占有者，土地的受益者，并且他们应当作为好家长把经过改良的土地传给后代。[41]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11卷，42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11卷，424页。

[3] 同上书，425页。

[4]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591页。

[5] 同上书，591页。

[6] 同上书，592页。

[7]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592页。

[8]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149页。

[9]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0]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47页。

[11] 同上书，51页。

[12] 同上书，52页。

[13] 同上书，54页。

[14]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54页。

[15] 同上书，56页。

[16]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276页。这是马克思在1868年1月8日给恩格斯的信中对这一点的说明。此前，在1867年8月24日给恩格斯的信中，马克思也指出了这一点。

[17]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28～2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8]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29页。

[19]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80页。

[20] 同上书，80页。

[2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90页。

[2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877页。

[23] 同上书，879页。

[24] 耶·边沁（1748－1832），英国效用（功利主义）哲学的理论家。马克思称他是“资产阶级笨蛋中的天才”。

[25]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204～205页。

[26] 这句话原书有误，后费彻尔教授在给译者的信中做了改正，如正文。——译者注

[27]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516～517页。

[2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0卷，52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9]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6卷，422～42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0]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266页。

[31] 同上书，267页。

[32] 同上书，268页。

[3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287～288页。

[34]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579～580页。

[35] MEGA Ⅱ，第3卷，1436页。

[36]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6卷，272页。

[37]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928～929页。

[3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0卷，616页。

[39] 同上书，616页。

[40] 同上书，615页。

[4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87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