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程”一词，人们并不陌生，从人工开物的那一刻起，人们便生活在工程之中。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工程是人的最切近的生存样式。可是，人们自觉地对工程的存在进行哲学反思却较为滞后，直到19世纪，人们才开始对工程的存在进行理论研究和哲学反思。

从那时起到现在，人们对工程的研究和反思有四种范式：一是专业工程学的范式，这是对特定领域所展开的工程实践的研究，如机械工程学、电子工程学、冶金工程学、环境工程等；二是社会工程学的范式，这一研究范式关注的重心是社会工程的模式设计和选择，马克思明确提出“社会工艺学”这一概念，波普尔批判了“乌托邦的社会工程”，主张“逐步的社会工程”，并认为“逐步的社会工程”，即对社会进行逐步的、切实可行的改造”；三是技术哲学的范式，米切姆对这一研究范式作了精当的说明，即“工程的技术哲学始于为技术辩护，或者说始于分析技术本身的本质——它的概念、方法、认知结构和客观表现……工程的技术哲学甚至可以称为技术哲学，它用技术的依据和范型来追问和批判人类事物的其他方面，从而加深和拓展技术意识”；四是工程哲学的范式，这种范式直接把工程作为哲学的研究对象，并试图在哲学的“地图”上圈出自己的位置，工程存在论、工程价值论、工程美学等都属于这一研究范式。这四种研究范式都有其合理性，但又存在着一个共同的缺失，即忽视了工程的生存论意蕴和工程结构的生存论展延。

张秀华博士注意到这一“破缺”之处，她的《实践哲学视野中的工程——工程生存论引论》（以下简称《工程生存论》）通过对理论前提的批判，即追问以生存论诠释工程的合法性，阐明生存论在工程追问中的优先性；坚持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研究范式，按照“面向事实本身”的现象学原则，对工程给予生存论的诠释，从而通过生存论的解释原则规范人类的工程活动。在这个过程中，作者力图实现思维范式的转换，即从以“工程是什么”转向“为什么工程”、“应当如何工程”，以及人“如何以工程的方式存在”，换言之，从知识论范式转向生存论范式，以此为前提探究工程的存在，追问工程的意义，从而把工程的知识论考察置放到生存论的基础上，履行哲学对工程的价值批判的使命。这一转向犹如“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让我们看到了一片希望的田野。在我看来，这是“关于工程的哲学”，而非“工程中的哲学”。

工程属于人，人的生存是工程的根本维度，因而对工程的哲学反思只有从人的存在出发，才能合理解答工程存在论以及工程的意义问题。《工程生存论》直接把“人、工程、生存”、“自然、人、工程”联系起来，确认工程的生存论意蕴，并用“自然、工程、人”这一整体建构去规约“人、工程、生存”这一人的工程化生存的活动，从而把工程的知识论置放到工程的生存论的基础上。标画出工程的生存论意蕴之所在，就是在对工程范畴进行历史清理的基础上，揭示工程具有以造物方式“去存在”的生存论意味，包含着工程的社会性，凸显着生存的意识性，以及现实关怀和终极关怀相统一的生存论价值。

无疑，用生存论追问工程有利于切实把握工程批评的历史尺度与人文向度，让公众和社会选择工程。这是一个可喜可贺的转向，在思维范式上初步完成了对工程解读视角的转换。

《工程生存论》基本的研究思路是力图使唯物史观与现象学相贯通，共时态分析与历时态考察相包容，在对工程范畴进行历史清理的基础上，展开对工程的时空交叉解剖，由此呈现工程的历史生成性，逻辑地勾画工程的“共时态结构”和“历时态结构”：“共时态结构”——人工事物、实存工程、工程方式等工程样式，“历时态结构”——前现代社会以农业为主导的“自在工程”、现代社会以工业为主导的“自为工程”、后工业社会以信息业为主导的“自在自为工程”等工程范式，以及以创新为依托的工程结构的生存论展延。

同时，在这个过程中，《工程生存论》展示了人的工程化生存的“是”与“非”。从天工开物到人工开物，人便开始了工程化的存在了，工程组建着人的生存方式，直接刻画着人之存在。和任何事物一样，工程也具有“二重性”，不仅有非凡之功，而且有无奈之“罪”——“原罪”和人为疏忽之“罪”。所谓“原罪”，是指“人工开物”与“天工开物”的自然过程相背离。在我看来，这种“原罪”实际只是以“天灾”的形式表现出来的“人祸”。工程的“罪”恰好反映了特定的社会和具体的人的有限性，彰显出自然生态系统对于工程的约束性。“自然·工程·人”是互蕴共容的整体建构，不承认这一点必然会导致工程的异化和人的异化。因此，遵循工程的生存论原则以规范造物行动，“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工程，让工程与自然融合以重现造化之功，从而实现以“诗意般地栖居”为指归的“筑居”，应是当今工程活动的根本维度。

《工程生存论》通过理论和实践的双重审视，确认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生存论转向，并以坚定的立场彰显马克思主义哲学“改变世界”的理论旨趣。该书沿着马克思的哲学思路，把工程实践作为现代实践的典型方式，把工业看成工程的汇聚，具体探讨了人、生存、实践、作为对象性存在的工业及其关系，尤其是在分析工程研究知识论范式局限性的基础上，通过名词的动词化努力，将“工程是什么”的追问转换成“为什么工程”、“应该怎样工程”的追问，展现了作为人之存在方式的工程的辩证法，并力图揭示工程从“自然的逻辑”到“资本的逻辑”，再到“自由的逻辑”的历史进程。这些都是应该充分肯定的。

当然，我注意到，《工程生存论》在分析工程的“罪”和异化时，关注的是“自然、工程、人”，关注的是人的思维的有限性，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工程的社会性，忽视了马克思的“社会工艺学”思想。从根本上说，不是自然本身，也不是人的思维，而是特定的社会关系导致自然的异化、工程的异化和人的异化。现代工程之所以导致人的生存的异化，是因为资本的逻辑在现代社会中占据主导地位、起着支配作用。

资本原则作为现代社会形态的基本建制，贯穿于存在的方方面面，它不仅改变了人类社会的存在面貌，而且改变了自然的存在形态。资本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具有支配一切的权利。无论是对人的存在、社会存在的分析，还是对自然存在、工程存在的分析，都必须领会资本原则作为现代社会基本建制的存在论意义。资本本质上是一种社会关系。马克思指出：“黑人就是黑人。只有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下，他才成为奴隶。纺纱机就是纺棉花的机器。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它才成为资本。脱离了这种关系，它也就不是资本了，就像黄金本身并不是货币，砂糖不是砂糖的价格一样。”《工程生存论》注意到“资本的逻辑”，但关注的强度和分析的深度不够。关注社会工程及其规律与规则的关系，强化资本逻辑对现代工程的支配性，循着马克思的“社会工艺学”思想走向工程的深处，《工程生存论》一定会更具沉甸甸的分量。

中国是当今世界第一工程大国，如何走出一条可持续发展的新型工业化道路，实现以人为本、生产发展、生活富裕和生态文明，不仅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而且具有时代关切的现实意义。我一向主张，哲学研究一要解读文本，二要走进现实。张秀华博士恰当地把握住这一关键之点，并努力使现实问题上升为理论问题。这一努力值得肯定和赞赏。据我所知，《工程生存论》最先把生存论引入工程哲学研究，形成关于工程反思的独特思路，并引导我们走近工程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