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生存哲学的论域内，价值论值得深入讨论这样几个问题。一是价值观念的转换问题；二是价值概念的厘定；三是评价活动的论域问题。而这几个问题都是与存在论转换及其生存论自觉活动关联于一体的，而且，只有进一步深入到存在论或生存论，才能深入阐发价值哲学或价值论的深层理论结构。

价值哲学的深层的理论结构既存在于价值哲学之中，同时也历史性地潜存于传统哲学存在论中。如前所述，当代哲学的存在论转换，其核心就是从传统哲学的超验的、抽象的实体存在论转变为奠基于现实生活世界之上，以阐释、反省和建构人的感性的和自由自觉的生命活动为己任的生存论，其目标是获得一种深入理解当代人类生存方式、生存境遇、生存矛盾及其生存意义的理论模式，揭示当代人类生存实践活动的历史合理性，进而形成健全积极的生存观念及信念。生活世界是当代人类生存实践活动的基本地平，它意味着当代人类生活的感性化取向，但正因为如此，生活世界尚不能作为当代哲学的自觉的理论基础。关于生活世界概念，学界内部一直都在争论，这种争论自有学理上的根由，笔者倒愿意把这种争论看成对某种试图赋予生活世界以过多的理论期待的疑虑。这份疑虑是有道理的。大凡作为理论基础，必须具有充分的理论反省与建构功能。但生活世界却由于其感性的、散在的气质难以体现出这一功能。事实上，作为与日常生活粘连一体的生活世界本身就是拒绝理论反省与建构活动的，当中国学人在生活世界之前加上“现实”二字时，这一倾向显得更为明显。因此，问题“倒不在于哲人们提出这一概念时所置入的散漫性、非理性、直观性及自身封闭性，而在于这一概念的传播正好暗合了人们的某种庸常而浮泛的心态。……这一概念的高频率的使用，已然包含着对于‘当前生活’的不自觉的崇拜”[51]。如同传统存在论所遭遇的整体性废黜，关于生活世界历史合理性的反思也从人们的理论视野与兴味中隐退了。

因此，必须穿过生活世界概念，敞开蕴含于生活世界之中而又被生活世界概念遮蔽的生存论。在当代哲学中，给予一种超验的理论模型及学说已被证明不再可能，但要人们接受一种纯感性的、非理性的思想状况则更不可能。如何寻求一种理性与感性的张力与平衡，这是当代哲学面临的巨大挑战。作为当代哲学的存在论基础，生存论必须蕴含着充分的反省性与建构性。生存论的反省性与建构性都是以生存的开放与自身超越性为前提的，而最深层的本质则是生存论的整体性与历史性。生存的开放性与自身超越性指向于生存的属人性，因为只有人的生存才是开放的，也只有人的生存才可能实现自身超越。它要求超越流俗的生存观念，即把人的生存还原为一般生命物的存活的观念，强调生存的属人性，强调从人的生存去理解生命，拓展和提升对生存意义、生活质量及生命内涵的理解。[52]就现实个体而言，生存的开放性与自身超越性其实都是有限的，但就人类整体而言，生存的开放性与自身超越性则是无限的，并不存在现实个体的生存与人类整体生存的决然对立，现实个体的生存通过历史转换为人类整体生存。恰恰是生存所深刻蕴含的历史性成就了生存论的理论反省与建构功能。只不过，生存的整体性与历史性对现实中的人而言总是处于一种不断生成的“历史”过程。这一历史过程曾被看成由超越者支配的过程，马克思则明确指出它不外乎就是人的自我解放过程，或者说是人成为人的过程。人是在成为人的过程中实现生存理解的，在这个意义上说，生存论的历史性恰恰意味着人的生存的未竟性，生存论的历史性起点在未来，它指向于一个属于人类未来的应然的生存状态。

作为当代哲学的典型形态，价值哲学应当对生存论建构给予高度自觉，因为生存论应当有理由成为价值哲学的存在论基础。但在价值哲学研究中，这一点似乎并没有获得充分自觉。价值哲学的理论基础就是价值论，这看起来是不言而喻的，至于价值论的理论基础又是什么，似乎没有做进一步的追问。造成这种情形有多方面原因，诸如价值论与传统存在论及认识论的断裂的过分强化、生存哲学中存在的非理性主义倾向、反基础主义的盛行、纠缠于具体的价值问题以及研究方法上的道德化倾向等等，但笔者觉得其中至关重要的原因恐怕仍然在于价值哲学研究中存在的感觉主义倾向。虽然价值哲学公开拒绝承认价值的历史性与客观性，因此在深层的理论意蕴中是不包括存在论内涵的，但当把价值哲学的理论基础完全确立在价值论之上时，研究者实际上又无意中赋予了价值论以存在论意义，并把作为价值论核心范畴的“需要”看成了“存在”或“本体”范畴。然而，无论在传统存在论的意义上还是在现代存在论的意义上，“需要”都不具有“本体”的奠基意义。

“需要”（will），也可以译为“意志”“欲望”，需要无疑是一个主体性的概念，表达着人的意向性。这一心理性的、感觉性的概念显然不可能作为实体性的本体概念存在于传统存在论结构中，但却被价值哲学看成价值生成的当然前提。从词义上看，“需要”先行于“应该”范畴，从这个意义上讲，需要确定价值的产生。然而，同样是在价值哲学中，需要与价值又具有明显的互释关系。追问为什么会有需要，必然会搬出价值，如“之所以需要某物，是因为某物有价值”。这种相互阐释性表明，还存在着较需要与价值更为根源性的存在样式，值得做进一步的追问，这一存在样式就是通过当代哲学生存论体现出来的生存。生存承担着对需要的理性规定。

人是通过需要以及需要的不断满足从而展开其对象性的存在活动的。工商业作为已经产生的对象性的存在直接表征着人的本质力量的展开，人的需要也成就了科学与工商业文明成就。需要表征着人的自然的生存情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称“人的感觉、**等等不仅是[本来]意义上的人本学规定，而且是对本质（自然）的真正本体论的肯定”[53]。这是一种自然本性上的规定，人的对象化、人的独特的享受方式、人的工业实践活动，都是为了更好地实现这一自然的生存情态。但国民经济学家却通过把异化劳动看成劳动者的应然生存状态从而“把劳动者变成是没有七情六欲的和没有需要的存在物”，这样一来，人其实是被剥夺了自然的生存本性。“违反自然的荒芜，日益腐败的自然界，成了他的生活要素。他的任何一种感觉不仅不再以人的方式存在，而且不再以非人的方式因而甚至不再以动物的方式存在。”[54]国民经济学家之所以只是看到人的经济价值而不是人的全面价值，就是因为他们并不是从人的生存实践活动去理解人，根本的理论出发点在于理解人所特有的存在方式，即生存。在应然的背后还存在着一种生存的必然。价值哲学所建构的价值与事实的联系本质上应是生存论联系，也只有立足于生存论，人的丰富的应然性才能得到阐释。

因此，不能停留于对人的需要的感性的理解。需要必须是人的需要，而人的需要根源于人的生存。需要与生存的差别在于：1.需要是人表现和充实自身价值而展开的意向性，但需要本身只是把人的生存局限于实存。生存作为蕴含着自身丰富性的存在性结构，确定着人的超越性。我们说生存，就是指人的生存，人的生存像一般动物那样，也具有实存性，但人的生存毕竟不同于一般动物的人的生存，具有本质上的超越性。生存在本质上是属人的，因而必然向需要敞开并把实存意义上的需要提升为生存意义上的需要。但一旦把人的主动性的超越性的生存还原为动物的、被动性的、物性的存活，必然会堵住生存面向需要的开放性，这样一种需要实际被还原为了动物性的本能。在这一意义上，生存论建构是用生存的超越性去统一实存性。2.需要总是个体的，它表达的是个体的意志，需要本身并不必然与整体发生勾连，需要并不因为它没有考虑整体从而不成其为需要，而生存既是个体性的，也是整体性的，而且必然是整体性的。需要的个体性虽然表征着价值的直接性与真实性，但因为需要的个体性往往被限定为单子式的封闭个体，或者个体需要干脆被人为地剥离了生存整体性，因而由需要所阐释的价值的直接性与真实性往往会为某种物役性与功利性所困扰，个体需要的占有性与整体生存的共生意识总是处于一种尖锐的对峙状态。但是，从本质上说，生存的整体并不是僵死的和大一统的整体，而是一种流动性的网状整体，个体生存本身就是内置于生存整体中的。生存论用生存的整体性统辖和实现生存的个体性。3.生存的整体性体现着生存理性，而生存理性本质上是由生存的历史性所赋予的。需要总是当下性的，它可能表现为历史性，但并不必然蕴含历史性，生存当然表现为当下性，但其根据却在历史中。生存的历史性既构筑起人类共同体的永续生存，又构成生存自我反省和自我阐释的内在规定性。生存论是以生存的历史性规定生存的当下性。

相比之下，生存论较价值论更具存在论意义，不过，在理论内涵上，生存论是通过对价值论的内在的反省活动所形成起来的，从价值论的解释模式可以找到一条进入生存论的适合通道。价值论的解释模式是生活（生命，life）→生存（existence）。价值论立足于两个关键性范畴：一是生活世界范畴，一是需要范畴。其中生活世界是展开价值论的基本平台，但这里的生活世界是一个直接给予的现成的世界，即经验的日常生活世界，而需要则是价值论得以展开的意向性活动，既标示着价值主体性，也标示着价值欲求的对象性与目标性。值得注意的是，生活世界的经验性与反思性同时也是由需要加以取舍的结果。经验的日常生活世界与需要范畴确定着价值论的非反省性与主体主义取向，这一取向同时也限定了价值论的人类中心主义论域（这种人类中心主义本质上是自我中心主义），因而关于自然的内在价值显然是价值论的难题，因为这必然涉及价值论的边界。由于停留于经验的和日常的生活与生命理解，进而也导致一种实存的生存观念。当然，也可以说，经验的、缺乏内在超越的生活与生命观念本身又是源于实存观的，因为生活（生命，life）→生存（existence）的解释模式同时也隐含着实存→生活与生命（经验的直观的日常生活与生命活动）的解释模式，把人的生存还原为一般动物的存活状态，必然意味着从动物性的需要本能及知性的态度去理解人的生活与生命。

立足于人的超越性的生存，从而进入生存论的解释模式。生存论的解释模式是从生存→生活（生命），作为一个基础性的概念，生存同时也是一个高起点的概念，生存就是指人的超越性的生存，因而生活及生命就是指属人的生活与生命活动。在生存论中，生活世界同样也是一个基础性的概念，但这一基础概念并不是给定性的，因而生活世界所带有的原初的经验性与直观性需要接受某种检测与反思。检测与反思的依据则是生存的超越性、整体性与历史性，在生存论建构中，需要仍然可以看成一个重要范畴，但它必须接受来自生存的超越性、整体性与历史性的反思与改造。这一反思与改造活动反过来也强化了生活世界的自我反思活动，从而使生活世界概念更具理论性，而且由生活世界的这种理解所展开的自为的生活与生命观念必然蕴含着一种超越性的生存观。超越性的生存是生存论的基点，但这并不意味着人的生存是排他性的，生存的超越性同时蕴含着开放性，超越性的生存是作为社会化的人的自然生命存在状态，但要达到这一超越性的生存，必须实现超越性与实存性、属人性与自然性、整体性与个体性以及历史性与当下性的辩证统一。生存论同样强调生存的主体性，但与此同时它还强调生存应有的主体间性，强调生存主体间以及生存主体与周围世界基于人的长久的历史性生存而应该建立起来的积极的、建设性的和富有智慧的对话关系。

[1] 高清海：《哲学的憧憬——〈形而上学〉的沉思》，241页，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1995。

[2] [德]于尔根·莫尔特曼：《20世纪神学的历程》，见《基督教哲学评论》（第4辑），54页，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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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参见[英]阿伦·布洛克：《西方人文主义传统》，234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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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6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6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6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10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10]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8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11]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8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1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1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1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24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4] 岩佐茂：《环境的思想》，82页，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

[15] [美]弗莱德·R.多尔迈：《主体性的黄昏》，万俊人等译，237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

[16]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5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17]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10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18] 罗尔斯顿：《哲学走向荒野》，刘耳、叶平译，40页，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

[19] 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吴寿彭译，89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20] 弗莱德·R.多尔迈：《主体性的黄昏》，万俊人译，218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

[21] 威廉·莱斯：《自然的控制》，吴长龄译，65页，重庆，重庆出版社，1993。

[22] 卡西尔：《启蒙哲学》，顾伟铭译，235页，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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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海德格尔：《关于人道主义的信》，见熊伟主编：《存在主义资料选辑》上卷，395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25]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11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26]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10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27]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5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28]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10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29] [美]罗尔斯顿：《哲学走向荒野》，刘耳、叶平译，92～93页，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

[30] [美]罗尔斯顿：《哲学走向荒野》，刘耳、叶平译，93页，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

[31]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10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32]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10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33]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8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3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926～92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

[35]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8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36]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9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37] [德]胡塞尔：《欧洲科学危机和先验现象学》，张庆熊译，5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

[38] [英]休谟：《人性论》下卷，关文运译，498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39] 万俊人：《现代西方伦理学史》下卷，10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

[40] Wilhelm Windelband：Introduction of Philosophy，London：Onwin，1921，p.215.

[41] 转引自冯契、徐孝通主编：《外国哲学大辞典》，289页，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0。

[42] [德]文德尔班：《哲学史教程》下卷，罗达仁译，927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43] [德]H.李凯尔特：《文化科学和自然科学》，涂纪亮译，78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44] [德]H.李凯尔特：《文化科学和自然科学》，涂纪亮译，78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45] [德]H.李凯尔特：《文化科学和自然科学》，涂纪亮译，76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46]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10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47] 李德顺：《价值论》，107～108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

[48] 李德顺：《价值论》，108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

[49] 冯平：《评价论》，254页，北京，东方出版社，1995。

[50] [德]文德尔班：《哲学概论》，215页，伦敦，1921。

[51] 邹诗鹏：《生活世界话语的困限与生存论的自觉》，载《教学与研究》，2000（5）。

[52] 邹诗鹏：《超越对人生存的流俗理解》，载《华中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1）。

[53]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14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54]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12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