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仰对知识的依赖，是理性主义文化的必然结果。苏格拉底的理性主义文化把一切都建立在理解的基础上。“理解然后美”“理解然后信”,都已蕴含在苏格拉底的理念逻辑之中。随着以理性把握必然规律来消除焦虑、恐惧的策略逐步取得成功，成效越来越大，近代启蒙文化蕴含着的“理解然后信”就日益铺展开来。就像恩格斯所分析过的：“宗教、自然观、社会、国家制度，一切都受到了最无情的批判：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或放弃存在的权利。”②经过理性启蒙之后，信仰成为一个私人性概念。如果不把它与知识联系起来，就会面临被消解或弱化。但“信仰依赖于对知识的限制，因而也限制了自身”①。康德代表了近代启蒙力图为信仰辩护的做法：理性知识至高无上。信仰注定要和知识捆绑在一起，无论两者是什么样的关系，信仰都必须以知识为基础，盲目信仰不再被认可。再加上如下这一点：在这里作者还有说到新教改革，把神圣世俗化(上帝很看重钱了)后，信仰不再依赖于神圣形象，而是依赖《圣经》的文本、文字。依赖于实在存在，依赖于实验与理性，依赖于文本解释的这套做法，势必进一步凸显知识、理性的地位。这样运作的最终结果其实就是信仰知识本身，甚至是盲目地信仰知识、理性、真理。而对知识、科学的信仰，就是对工具、力量、统治甚至严酷的信仰，因为，价值、美好和崇高价值的信仰势必被束之高阁，崇高价值肯定不再被信仰了!这就是上帝之死的必然性吧。

“理解然后美”的理念在《启蒙辩证法》时代进一步发展为艺术的科学化和工业化，进一步加重了否决崇高价值的虚无主义。承载崇高价值，至少是非物化价值的艺术，一旦被技术和经济所吞噬，就会沦为物化价值的奴隶，成为资本的附庸。马克思赞赏古希腊文化不为经济所左右，而是为了塑造良善的公民的做法。其中悲剧、喜剧艺术在其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西方自古以来就有文化、艺术相对独立的传统，这一传统在马克思所处的时代还没有完全被扭转。他经常嘲笑资产阶级文化陷入了对本阶级利益的唱赞、辩护之中，变得肤浅、低俗并缺乏境界。在他对无产阶级文化的期待之中，俨然存在着对文化、艺术自主性的信任和坚持。对于经济因素对文化、艺术的侵蚀作用，马克思那个时代还没有那么严峻。马克思虽然不同意F.施莱格尔那种“‘经济’的概念是某种同精神文化敌对的东西，一般说来，它是一切庸俗和散文气的根源”①的立场，但他认定经济对文化艺术的决定性作用会造成资产阶级文化受制于经济利益，无产阶级却不会。在资产阶级会把文化、艺术纳入科学文化之中这一点上，马克思跟屠格涅夫是一致的。屠格涅夫在《父与子》中深深忧虑的巴扎罗夫式的虚无主义，就是用资产阶级的科学文化解决道德、信仰、艺术问题，所引发的忧虑。到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问题更为突出了。文化工业把存在于文化艺术中的崇高击碎，使之变成工业利润体系中可兑换钞票的碎片时，情况已经远远超出了马克思和屠格涅夫当时的担忧。霍克海默、阿多诺所说的“艺术家对这一过程的精确描述，已经向我们展现了解剖学和活体解剖的冷酷无情”②,与屠格涅夫在《父与子》中描绘巴扎罗夫见到漂亮寡妇奥津佐娃就魂不守舍，百思不得其解之后希望通过活体解剖弄清奥津佐娃吸引力之秘密的做法，就几乎无甚区别了。

随着科学与神话以及科学与诗的分离，强调抽象、同一性并谴责形象、模仿的哲学与诗分开。按照科学的观点，语词即抽象符号，艺术中指向具体声音、图像及具体意象的符号是低级的，不能以组合方式来重建文字本身，再现符号所指的具体对象。科学意义上的文字势必导向计算、同一性、抽象性，而拒绝模仿。不断进展着的启蒙，只有“真正的艺术”才不至于单纯模仿事物，而是寻求本质。科学越来越被视为抽象符号的演绎体系，数学家们的游戏，却不试图超越这个符号系统。艺术也在效仿科学，向实证科学投降，完全沿着苏格拉底文化的方向发展：迎合世界、变成意识形态、顺服，丧失批判精神。不仅如此，艺术还在工业化以及文化工业中变成了一个个货币符号。艺术不再按照自身的审美原则发展自己，而是按照现代经济学的趋利原则把自身融入新的经济体系之中，成为经济运作的一个环节和部分。

这是指现代的情况。屠格涅夫的虚无主义概念就是探讨这个问题的。科学向艺术的渗透，艺术的科学化，就是虚无主义。符号和形象的分离是无法避免的，是进步的，不能倒退，但把记号、符号实体化，同一化，就会毁灭真理。所以，哲学与诗，符号与形象应该在联系中相互促进，而不是互不理睬，更不能把艺术完全科学化、哲学化。

总之，《启蒙辩证法》不但推进了马克思、尼采、陀思妥耶夫斯基、屠格涅夫对虚无主义的思考，把虚无主义从“上帝之死”的含义，与到“上帝死后什么都可以做”的含义整合起来；而且，还进一步把虚无主义的西方发生史从尼采的苏格拉底延伸到荷马，把科学主义对艺术的蚕食导致的虚无主义，延伸到文化工业体系中对艺术再一次的粗暴践踏所导致的更严峻的虚无主义。这种虚无主义在法西斯主义和当代消费文化中获得了进一步的展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