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个性的否定是导向深度虚无主义的重要一环，特别是导向底线道德突破的重要一环。

为了克服对异在他者的焦虑、恐惧，苏格拉底伊始的理性主义文化总是致力于探究永恒、普遍的必然律。而这种必然律又势必极力排除事物的特殊性、个性，总是致力于用一般的概念、逻辑去建构一种统一性甚至同一性。以同一性扼杀差异、多样性，在某些情况下不给予这些不合乎主导秩序的边缘化存在者生存的权利，是这种同一性体系一直孕育着的，只有在某些具体情况下才会爆发出来的虚无主义力量。在这里被虚无化的不是别的，正是特殊性与个性。被虚无化的个性和特殊性正是通向崇高、超验价值被否定被虚无化的通道。施蒂纳和尼采正是在现代文明培育平庸、扼杀有创造力的个性的意义上，质疑现代文明内在的虚无化力量的。虽然个性的被虚无化并不等于崇高价值的被虚无化，但却的确可以通向崇高价值的被虚无化。在某些特定情况下，这种可能就成为现实。法西斯主义就恰恰把这种可能变成了不折不扣的现实。

同一性于是就与虚无主义产生了可能性的内在联系。

而追求同一性的物化也就与虚无化极容易发生内在关联。物化通向虚无，是尼采的担忧。我们知道，卢卡奇开始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担忧的不是社会层面的物化，而是进一步深入思想之中从而越来越被视为具有自然合理性的物化。在《启蒙辩证法》中，两位作者看到，思想物化了，物化了的思想“在数学、机器和组织等物化形态(verdinglichten Gestalt)中对那些把它忘在脑后的人们实施了报复，放弃了思想，启蒙也就放弃了自我实现的可能”①。物化了的思想开始强求同一性，对不合乎这种同一性的东西进行修理甚至残害，从而极易由此导向对个性的扼杀，对不合乎规范的他者的扼杀。这就是导向基本价值底线被突破的虚无主义。

在霍克海默、阿多诺看来，个性代表每个人的真实存在，个性的丧失就是个体的被虚无化：“文化工业很挖苦地体现人类的种属本质。每个人的存有都可以被其他人取代：每个人都是可以被取代的，只是一个样本而已。作为一个个体，他是绝对的可替代者、纯粹的虚无(reineNichts),而一旦时间剥夺了他们的相同性时，他们马上就会觉察到了。”①意思是说：“个性就是一种幻象，这不仅是因为生产方式已经被标准化。……个性不过是普遍性的权力为偶然发生的细节印上的标签，只有这样，它才能够接受这种权力。……个性化从来就没有实现过。”②个性的被否定作为一种虚无化，是通向生命权利这种最基本价值被虚无化的关键环节。

罗素在20世纪初奉劝中国不要丢弃传统美德、不要倾心于西方现代文明时说明过，现代西方所谓的自由不过就是一种权力：“我们之所以喜欢进步，十有八九是由于喜欢权力，欣赏这样一种感觉：我们一声令下，事情就发生了变化。”③对政治权力和金钱的追求都是由于这个。把这个说法用在《启蒙辩证法》对西方文明一直致力于完善和提升的“统治体系”的分析时，异常合适。在霍克海默、阿多诺看来，在苏格拉底以来所追求的知识中，重复性、必然性，与知识垄断者的内在性，以及权力统治关系彼此呼应，一脉相承。“象征所意指的自然的重复，也一再出现于后来象征所表现的社会控制的内在性。被对象化为固定形象的恐惧(Schauder),变成掌权者巩固统治的符号。即使普遍概念舍弃所有的形象，亦复如是。”①在这里，霍克海默与阿多诺认为，概念、范畴“表现了有组织的部落及其对个体的宰制力量，概念的整个逻辑秩序、从属、联结、包含和归结，也奠基于社会现实的对应关系，亦即分工。”②概念、范畴的基础是展现权力统治关系的社会秩序。现代科学的概念更不用说了。统治、宰制是社会统一体系的关键所在，社会团结却不是，因为凝聚性、力量是宰制、统治的必然结果。宰制在现代社会中体现为分工，分工体现着权力。这在尼采看来是天经地义的事，这里，霍克海默与阿多诺却用马克思的以特殊阶级利益冒充普遍利益来进行批判：“整体自身，也就是内在理性的作用，必然成为个殊利益的实现工具。对于个别者而言，宰制是普遍的东西，是现实中的理性。……沉淀在思维里的，是集体性与宰制的统一性，而不是直接的社会普遍性或即团结。”③柏拉图之后，概念被提升到真正的现实。概念意味着的规范、普遍性、严格性、排他性、(谁的)优势以及(谁的)劣势，都可以通过它所反映、提升了的社会生活中的权力宰制关系得以证实。“观念是被用来助长语言的社会性权力，因此，观念会随着权力的扩张而过剩，而科学的语言则会终止它们”①,使它们(观念)变得多余了。科学语言数字化、精确化之后，抽象的观念以新的形式获得发展，更加普遍化和惯常化，致使现代意识中已没了恐惧的暗示意味了。具体性和宰制的统一性现在表现在普遍性里，即那种日益数字化的现代普遍性里。形而上学的语言里，观念对现实实际的覆盖会遗漏掉一些实际中边缘化的东西，而科学语言的所谓中立性会使得无权者完全失去表达的能力。科学系统作为理性主义系统的最高发展成就完全与既得利益阶层、权力拥有者沆瀣一气。“只有既存势力才能掌握科学语言的中立符号。如此的中立性比形上学更加抽象难解。”这样一来，结论就是：“最后，启蒙不仅吞噬了象征，也吞噬了其后继者，即普遍概念，而除了对于集体的抽象焦虑(Angst),什么也没留给形而上学。”②抽象概念在科学语言中也不行了，跟不上其发展了，落后了。所以，概念之于启蒙就像退休者对原来的托拉斯公司一样，被利用过了，现在不行了，不会因为原来对公司有所贡献便会一直为退休者保留着地位。如果说逻辑实证主义还给或然率一个地位，人种学实证论则把或然率等同于模糊概念、迷信之类的东西了。

在同一性体系十分发达的文化中，个性显得极为不易、极为偶然。就像霍克海默、阿多诺所说的：“如果个性都能永恒存在下去，那么所有事物都会与整体产生对立。个人的基本个性包括两个部分，一是能够逃离统治体系并能够幸存下来的要素，一是统治体系残害它的成员时所留下的伤痕。”①不管如何，个性或者只是偶然的实存，不是必然的存在；或者只是伤痕的印记，不是自然成长的标志。这里，被虚无化的不是崇高价值及其相应的形而上学，而是个性、特殊性的被压制和消解，也就是普遍、抽象的同一性体系的建立。这个体系的建立压抑、驱逐了差异、多样性和存在于具体形象系统中的生命性力量。在这种论虚无主义文化塑造的概念统一性、日益数字化精确化的理性系统之中，霍克海默与阿多诺读出了一种具有毁灭性的虚无主义力量。这是一种夸张，还是一种智慧的提醒?我们更愿意相信是后者。

这种日益追求同一性的理性主义体系，首先针对的对象是自然。于是，启蒙成了对自然的分隔、宰制，造就了自然的异化。宰制自然的现代主体性，却导致了对自然的依赖和服从!人不得不抛弃自我，躲进理性主义构筑的文明制度和技术体系之中，躲避更大的自然性力量，躲避更大的体系支配。躲进安全的文明体系中是对追求安全的最大讽刺，因为这样一来安全就是失去自我，就放弃自我、自由。理性主义体系不再是自由的保证，而是支配、宰制形式的翻新，并在这种翻新中流出希望的远景。“然而尽管真实的历史是由真实的苦难编织而成的，而苦难也没有随着消除苦难的手段增多而相对地减少，但是该远景的实现却还是依赖于概念。”②即没有现实性。

被虚无化的首先是自然，因而，需要优先和解的也是自然。思维发现支配是未和解的自然，支配与和解常常对立冲突。支配是无法缓解必然性的，只能加剧必然性，这样，和解才会缓解必然性。社会主义认定必然性是未来社会的基础，而把精神理想化了，精神属于上层建筑的顶端存在，这也是拥抱了资产阶级的哲学遗产：自我保存式的自由，没有更高追求，只有物质利益。于是，必然王国与自由王国的关系就是数量上的差异、机械性的关系，而自然被视为待统治、异质的东西，就会像早期神话一样。这里存在着极权主义倾向，这种倾向把自由和社会主义都吞噬掉了。“思想被启蒙放弃，以数学、机械和组织的物化形式(ver-dinglichten Gestalt)向遗忘它的人复仇，而启蒙也失去了自身的实现。”①启蒙以如此方式驯服了个别事物，以整体的名义宰制它们。如此必定使得思想僵化成无意识状态。有别于这个做法的才是真正有颠覆性的。阻碍这个颠覆性之路的，是物质性条件，即不受管束的技术。社会学家们在寻找另一个对策，采取集体主义的策略来控制这一趋向。这是不现实的。问题就在于，或者罪责就在于，使人盲目的社会脉络(就像马克思所说的),各个民族都以神话或科学的方式对自己创造的既存事实表示尊敬，使这个既存事实变成毫不怀疑的事实，像一座坚实的城堡立在那里，所有其他不同想法都自惭形秽并且堕落地顺从客观、既成的历史趋势。启蒙已经堕落成了对这种既成事实认可、促成其壮大的工具和手段，没有反思和对抗，因而具有破坏性而不是进步性了。启蒙只有放弃这一立场，放弃对绝对的暖昧立场，才能实现自己的期望和目标：当启蒙誓言放弃与对手们和解，且大胆扬弃那虚假的绝对者、盲目支配的原理，启蒙才会自我实现。如此坚定不屈的理论的精神，甚至可以使那无情的进步精神放弃其目标。这里的“进步精神”应该是贬义的。阿多诺接受了本雅明对进步的质疑和批评。培根是进步精神的传令兵，有伟大的梦想。如今这些梦想落到了作为王公贵族后裔的资产阶级手里，变成了摄取权力的工具。启蒙呼唤出和制造出的理性主义系统国王甚至资产阶级都无法管制了。可能只有所谓的“全体人类”才能管制，但这也是有名无实的：谁也管不了!或者可以理解为：需要全体人类明白才能扭转。也就是如果“他们终于从事物的力量那里学到如何放弃力量”①。在这个意义上，启蒙能够自我扭转：启蒙发现原初设定的控制支配事物的目标已经达成，而且当问题百出时，人们才会意识到原本力图控制支配的自然才是发源地，应该倍加爱护，人类应该与自然和解。这时，启蒙才会成就其顶峰而又自我扬弃：“当启蒙眼前的实践目标原来早已完成，而人们也想起来，‘国王们的斥候和探子也查不出什么情报’的那些过度(亦即被拥有支配权的科学误解的自然)才是发源地，启蒙便成就其巅峰而又自我扬弃。”②培根的理想是驾驭自然，当驾驭自然“那个乌托邦覆盖大地”,才终于“彰显出那无拘无束的自然所拥有的强制性本质”。自然的强制性才是真实的。真正的宰制是自然发出的。马克思和尼采特别是尼采一再提醒现代人的就是这一点。霍克海默和阿多诺也在这里说“那就是宰制本身”,指的就是自然才是宰制者!明白了这一点，培根所期望的知识，本来是支配工具的知识，“现在便可以瓦解宰制的力量”①。但可惜的是，正当通过痛苦和挫折获得的知识可以用于重新走上启蒙大道时，知识却又陷入了欺骗、谎言的陷阱，为了利益和地位被资产阶级运作成欺骗与谎言的启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