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终身教育发展阶段划分的理论

关于我国终身教育的发展分期，吴遵民在《终身教育发展的中国经验——改革开放37年终身教育的历史回顾与展望》一文中，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终身教育的发展经历了四个重要阶段，即20世纪70年代末期至80年代中期的酝酿期、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初期的初始期、90年代的摸索期以及进入21世纪以来的深化期。

（一）20世纪70年代末期—80年代中期，是我国终身教育发展的酝酿期

这一时期是我国成人教育概念形成、成人教育体系建立以及成人教育实践活动日益得到普及与发展的时期。也正是在成人教育的理论与实践的基础上，终身教育理论得以产生和发展起来。[39]

这一时期也被称为成人教育的起步期。[40]这一时期的成人教育主要是进行了开拓性的基础工作。国家组织学者引进、翻译国外成人教育的研究成果；建立机构、组织队伍，开展群众性的研究；成人教育研究纳入全国教育科学规划。初期的理论研究侧重在成人教育的概念、起源、地位、作用和正规化等。20世纪70年代末，也是继续教育概念被引入国内的时期，之后逐步传播。[41]

（二）20世纪80年代中期—90年代初期，是我国终身教育发展的初始期

由于国际终身教育理念的引入，我国传统教育思想开始出现变革，“人人学习、时时学习、处处学习”的终身学习思想逐渐深入人心。

根据吴遵民等对1979年以来的终身教育政策发展的研究，终身教育的酝酿和初始期也是终身教育理念的引入和政策化的初始阶段（1979—1993年）；在这一时期，随着改革开放，终身教育思想开始引入中国，翻译、引入《终身教育引论》等一系列终身教育相关论著，并第一次将“终身教育”写入国家重要教育政策文件，即1993年2月由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该文件指出：“成人教育是传统学校教育向终身教育发展的一种新型教育制度，对不断提高全民族素质，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可以说，这标志着终身教育开始从一种理念逐渐向一项政策转变。[42]

而这一时期的成人教育已进入发展阶段。[43]有关成人教育基本理念和学科建设的专著大量出版；课题研究以突出应用研究为主，开展学术争鸣、促进理论的深化。继续教育开始被列入政府工作范围，并在此后蓬勃兴起。[44]1986年开始实行全国成人高等教育统一入学考试。

（三）20世纪90年代初期—90年代末期，是终身教育体系化与政策化的摸索期

这一时期，终身教育逐渐作为一项基本国策在全国得以广泛而深入地开展，同时一系列的制度及政策也相继出台。

按照吴遵民等对终身教育政策发展的研究，这一时期终身教育政策进入深入和立法化的推进阶段（1994—1999年）。[45]自1993年“终身教育”首次出现在国家重要教育政策文件中后，1995年被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国家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需要，推进教育改革，促进各级各类教育协调发展，建立和完善终身教育体系”“使公民接受适当形式的政治、经济、文化、科学、技术、业务教育和终身教育”，并且“为公民接受终身教育创造条件”。从此，终身教育作为被国家法律所规定并得以保障的教育活动而成为一项基本国策被确立下来。之后，教育部、国务院相继出台了一系列重要教育政策，终身教育由此从一种理念的引进而转向政策化、立法化的发展阶段。

同时，作为终身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人与继续教育在此时期继续蓬勃发展。

（四）进入21世纪以来是终身教育走向政策化、法制化的深化期

其标志是我国地方终身教育法规的纷纷出台，国家终身教育立法起草过程的启动，由此彰显了我国终身教育开始走上法制化建设的健康轨道。[46]

这一时期，终身教育或终身学习的概念在党的代表大会会议报告或决议文件中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如2002年11月党的十六大报告、2003年10月《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2004年9月《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2006年10月《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2007年10月党的十七大报告、2010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等，都体现了党和政府在推进终身教育与终身学习方面的立场与决心，也反映了终身教育在国家政策层面新的发展与变化，尤其是终身教育内涵在我国的深化与拓展，以及在我国更大范围的推广。

党中央的重要文件和历次工作报告一再强调推进终身教育，并将其作为一项改革动力与实践举措融入各项教育改革政策之中，使其成为推进社会发展的一种重要力量。我国终身教育不断向纵深发展。这一时期的终身教育政策，除了继续从理论上对完善终身教育体系、构建学习型社会等进行深入研究与探讨外，还拓展到指导具体实践层面。

一些地区开始推行终身学习卡制度，比如上海不仅在200多个街道设置了社区学校，更在远程教育集团的基础上，筹备成立了“开放大学”，并准备以免除入学考试门槛的办法来实现“人人皆学、时时可学、处处能学”的终身教育理念。这一时期的终身教育研究机构也如雨后春笋般成立，如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成立终身教育工作委员会（2016年更名为终身学习专业委员会）、华东师范大学成立终身教育研究中心等。而继2005年福建省颁布了我国大陆地区第一部终身教育地方条例——《福建省终身教育促进条例》以后，上海也于2011年颁布了《上海市终身教育促进条例》。两部地方性终身教育法规的出台，标志着终身教育政策的成熟并由此上升到了立法层面。

这一时期，继续教育调整改革。[47]普通高校逐渐成为开展学历继续教育主力军。网络教育兴起，普通高校开展现代远程教育试点工作。广播电视大学充分应用现代化远程教学手段，多层次、多规格、多功能办学，面向农村、基层、行业、边区和少数民族地区办学，开展以高等教育为基础的学历教育和各种非学历教育培训，成为开展继续教育的重要力量。高等教育自学考试进入终身教育和学习型社会建设阶段，以发展学历教育为基础，大力发展非学历证书教育，为行业部门培养了大批职业型和应用型人才。行业企业积极参与合作开展继续教育。社区教育从实验、示范走向全面推进，对外来务工人员、下岗失业人员、老年人开展培训，并创建各类学习型组织和学习型家庭，为社区居民的学习提供服务，营造和谐社会环境。

2010年后，为实现《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出的到2020年“基本形成学习型社会”的目标，继续教育进入转型创新时期。[48]其主要发展目标包括：建立和完善终身教育体系，大力发展非学历继续教育，稳步发展学历继续教育，搭建终身学习“立交桥”，促进各级各类教育纵向衔接、横向沟通，为社会成员提供多次学习机会，多样学习途径和多种成才路径。大幅提升继续教育参与率，努力缩小不同行业、不同地区群体在参与继续教育机会方面的差距。健全继续教育保障机制，如法律政策、跨部门协调、激励和质量评价机制等。着力提高学历继续教育质量，健全宽进严出的学习制度，办好开放大学，改革和完善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制度，建立学分积累和转换制度，改进培养模式，实现不同类型学习成果的认证、积累、衔接和转换，建立较为完善的质量监测评价体系，搭建远程开放继续教育及公共服务平台，提升继续教育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