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美国学者伯顿·R.克拉克的观点，大学学术组织变革的动力通常来自下列三个方面：一是知识变革，即学科的发展、分化与调整；二是院校之间的竞争；三是国际移植。[19]不过，从我国大学学部制的建立来看，其影响因素既有与伯顿·克拉克的分析相一致之处，也有一些自身的独特性。这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院校合并遗留问题的影响

如前所述，从1992年到2002年，我国高等教育领域经历了一场相当大规模的高校调整、合并运动，出现了一批多元化巨型大学。像合并后的吉林大学、浙江大学、武汉大学、四川大学、西安交通大学等，一般具有几个显著的特点。一是校内实体学院的数量大多在30个左右，甚至更多。这导致大学在规模不断扩大的同时，与之相伴的管理效率低下、管理成本过高、资源配置不合理等问题也涌现出来，成为许多高校在发展过程中必须解决的难题。二是很多学院都是在原来的学系基础上形成的，虽然名称上不再叫系，但是学科结构并没有得到根本性的优化。三是一些特定的学科，尤其是与基础课和共同专业课有关的学院在合并前的每个大学都存在，需要进一步整合。四是对以一校为主体、被并入高校为辅的补缺型合并高校，如并入北京大学的北京医科大学，并入吉林大学的白求恩医科大学，并入西安交通大学的西安医科大学等，如果把这些新并入的高校统一改为学院，那么，这些高校中原来的学院在新大学中该如何定位，又该叫什么，如果回到原来的学系，显然是一种倒退，但是，它们也无法继续叫作学院，因此，必须找到一种新的称谓，这就是源于欧美的包含学院、学系及其他学术机构的学部。[20]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学部制的出现与我国院校合并遗留的问题有关。

（二）政府政策的推动

从20世纪90年代至今，我国一直致力于世界一流大学建设，以使我国从制造大国向创新大国转变。为此，政府制定并实施了一系列政策。1993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了《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决定实施“211工程”，即面向21世纪重点建设100所左右的大学和一批重点学科，使若干所高校和部分重点学科达到或接近世界先进水平。1995年11月，经国务院批准，国家计划委员会、国家教育委员会、财政部联合发布了《“211工程”总体建设规划》，决定“九五”期间先安排61所大学进行立项建设。1998年12月，教育部发布了《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提出重点支持部分高等学校创建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一流大学，争取若干所大学和一批重点学科在今后10～20年内进入世界一流水平。1999年1月，国务院批转了该项计划，这标志着“985工程”正式实施。2015年，国务院发布了《“双一流”方案》；2017年，国家又公布了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以下简称“双一流”）建设高校名单。“双一流”建设不仅影响到我国高等教育的未来与发展，而且影响到国家的发展与民族的复兴，更关乎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成败。那么，如何才能确保这些政策的实施达到预定的目标，取得预期的成效，把我国的若干所大学真正地建成世界一流大学呢？

从世界高等教育的发展来看，学科才是大学的基础，是支撑大学发展的关键，没有一流的学科，就不可能有世界一流的大学。考察世界一流大学，它们的一流固然是其整体水平的体现，但组成与影响其整体水平的不同学科的特色与学术水平、学术力量才是关键因素，才是支撑其一流的支柱。基于此，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为了给学科发展创造适宜的制度环境，我国绝大多数高校都对校内组织结构进行了调整和改革，建立学院制。然而，由于这次调整主要以原来的单一学科为基础，更多的是形式上从学系更名为学院，而不是真正地通过学科融合来建立学院，这使原来制约我国高校、学科发展与一流大学建设的痼疾仍然存在。这些痼疾既是当前导致我国高校建立学部制的原因，也是希望借助学部制来解决的问题。

（三）知识变革的影响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人类社会知识生产发生了一系列根本性的变化，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新的知识增长点越来越多地出现在不同学科的交叉、融合点上。以诺贝尔自然科学奖为例，自1901年以来，由不同学科交叉而产生的成果获奖比例一直呈递增之势（见表7-1）。

表7-1 诺贝尔自然科学奖的交叉学科获奖情况

另外，除自然科学内部交叉外，自然科学、工程技术与社会科学的交叉、社会科学内部不同学科之间的交叉也越来越普遍。例如，解决“疯牛病”不仅涉及兽医病理学、神经生理学、微生物学、动物营养学、流行病学，而且涉及农业经济学、国际贸易，甚至国际法。[21]在工程领域，当今没有哪一项大工程可以不与民生和经济发生联系，这当中既会涉及工程学，也会涉及经济学、行为科学、环境科学等学科。也只有通过这些学科交叉，才能解决工程建设或工程制造中的问题，并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产生新的知识与技术。同样，一些社会科学如人口学，本身既是统计学、经济学等不同学科交叉的结果，同时，人口学的发展也会促进经济学、社会学、优生学、公共管理等学科的发展。可以说，当今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其发展都越来越离不开学科的交叉与融合。高等学校也只有顺应这一变化，才能提高办学水平，培养出高质量的人才；而一旦背离了这样的趋势，不要说建成世界一流大学了，就连自身发展都会存在很大的问题。

二是自20世纪70年代后期以来，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与开发之间的界限已经越来越模糊。在很多领域，做出这种区分要么是为了叙述方便，要么是仅存在于研究者的主观意识之中。这种融合不仅直接改变了高校的知识生产方式、高校的地位与办学模式，而且对高校的学科发展与社会功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知识生产的新模式：当代社会科学与研究的动力学》中，迈克尔·吉本斯（Michael Gibbons）等人将知识生产方式区分为知识生产模式1和知识生产模式2，以对应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知识生产。在第一种模式中，人们对所生产的知识的评判依据是知识的内在标准，是其可验证性。知识生产是在学科范围内进行的，知识分化是知识发展的动力。而在第二种知识生产模式中，功用性是评判知识的标准。知识的范围与界限由社会决定，知识发展的动力来源于解决社会实际问题的需要，知识是在解决实际问题的过程中创造出来的。如世纪之交由中外多所高校、大量科研人员共同参与的“人类基因组工程”等。这些表明，随着基础研究、应用研究界限的模糊与融合，大学的知识生产方式将越来越由知识生产模式1向知识生产模式1和知识生产模式2并存与融合转变。与此同时，麻省理工学院或斯坦福大学式的发展模式（即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创新相结合）将逐步取代哈佛大学模式，成为学术界的榜样。[22]

在社会科学领域，知识生产也呈现出同样的特点。如诺贝尔奖获得者威廉·阿瑟·刘易斯（William Arthur Lewis）的“二元经济模型理论”不仅对经济科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而且对广大第三世界国家解决所面临的经济问题产生了直接的影响。而由米尔顿·弗里徳曼（Milton Friedman）构建的货币经济学、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不仅修正了凯恩斯主义的经济理论，而且对20世纪80、90年代美国控制通货膨胀，保持经济持续、稳定增长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类似的现代化理论、行为科学、传播学、国际关系理论，以及改革开放以来对我国经济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的新结构经济学等，都难以按照传统的标准来区分它们到底是基础理论研究还是应用研究。在这种背景下，近年来，虽然我国也有一部分高校试图打破传统的学科界限、知识生产界限，促进学科融合与交叉，但是，由于观念与学术组织结构的限制，成效有限。这种情况严重地影响了我国高校的发展，削弱了我国高校对国家经济增长、科技进步的贡献。这成为推动我国高校学部制改革的又一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