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影响

首先，改革开放之后，经过20年左右的发展，我国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到1996年，国内生产总值（GDP）已经达到了8222.8亿美元，人均674美元，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为27%。从美国及其他发达国家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历程来看，我国已基本具备了推进高等教育大众化的物质条件。另外，据世界银行有关统计资料显示，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国大学生占相应年龄组（18～22岁）的人口比重只有2.4%，加上成人教育、广播电视大学等也不超过4%，与发达国家甚至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相比，仍有很大差距。这一方面使得每年都有数以百万计的学子难圆大学梦，另一方面也使得我国经济持续发展屡屡遭遇人才瓶颈的制约。

其次，改革开放以后，我国一直推行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发展模式，经济发展主要依靠产品出口和利用中国廉价的劳动力为外方提供加工服务，不仅对外依存度高，而且容易受到国际经济形势的影响。1997年，亚洲爆发金融危机，由于出口减少，我国经济发展出现了疲软之势。为保持经济稳定，政府在扩大内需的同时，也接受了有关专家的建议，通过增加高等学校的招生来带动消费，刺激经济增长，并借此减缓更大的就业压力。这一因素对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直接起到了推动作用。

最后，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着两个方面的变化：一是中国经济的国际化程度进一步提高；二是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第三产业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这些变化都对劳动者的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这种情况下，为加速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和高层次人力资源开发，以适应中国经济发展的需要，教育部于1998年12月公布了《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提出到2010年，“高等教育规模有较大扩展，入学率接近15%”。1999年1月，国务院批转了这一计划。同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再次重申：到2010年，我国同龄人口的高等教育入学率要从现在的9%提高到15%左右。这样，从1999年起，我国高等教育开始大规模地扩招。1998年，我国普通高校招生人数为108.36万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为9.8%；1999年招生人数为154.86万人，比1998年增长了42.9%，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为10.5%；2002年招生人数为303.76万人，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达到15%；2007年高等学校招生人数为565.92万人，在校生总数达2300多万人，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已经达到23%。几年之内，我国就完成了高等教育从精英阶段向大众化阶段的跨越。

高等教育大众化并不只是高等教育数量的增长、规模的扩大，而且包括在高等教育领域发生的一系列变化。如在观念方面，大众化阶段，接受高等教育不再被视为少数人的一种特权，而是具有一定的资格后人们享有的一种权利。这要求高校的布局也要做出相应的调整。

在精英化阶段，高校通常集中在几个城市，而且坐落在这些城市的高校又相对集中在一个地方，空间布局结构为“聚集单中心型”，如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我国的高校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西安、武汉等大城市，而北京的高校又基本集中在海淀区，武汉的高校主要集中在武昌的东湖等。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为了满足更多的人接受高等教育的需求，高等学校的布局也开始调整，不仅许多中心城市纷纷设立高校或建立大学城吸引外地高校落户，而且原来高校聚集的城市，为扩大高校的容量，也开始从地域匹配、城市的整体功能、城市发展的重点等出发，对高校的布局在空间上进行调整。如上海在以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为核心的两个南北大学聚集区外，在东、西建立了松江、南汇大学城；北京在城南的房山和城北的昌平分别建立了良乡和沙河高教园区；浙江在杭州市的下沙、滨江、小和山、紫金港及宁波市、温州市共建立了6个大学城。这些高教园区或大学城的建立，不仅是我国高校布局从“聚集单中心型”向“聚集多中心型”转变的标志，而且是对高等教育大众化时代，接受高等教育人数增加、人们观念变化的一种回应。

受教育投入的影响，我国高等教育资源一直处在不足的状态。以北京为例，2004年，北京高校在校生64.7万人，按照教育部的高等学校办学标准，校园占地面积应为4152万平方米，而实际面积为2672平方米，相差1480平方米；校舍建筑面积应该为1831平方米，而实际是1696平方米，相差135平方米。类似问题在全国其他省市也比较突出。而且，随着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的推进，资源不足问题并不是政府和高校在短期内能够解决的。在这种情况下，最有效的方式便是通过高校与高校、高校与政府、高校与企业的联合与合作，在国家政策法规允许的条件下建设大学城，实现不同类型、不同层次学校之间的资源共享，以解决资源不足问题对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制约。

（二）政府相关政策的推动

1998年，我国颁布的《高等教育法》第六条第二款规定：“国家鼓励企业事业组织、社会团体及其他社会组织和公民等社会力量依法举办高等学校，参与和支持高等教育事业的改革和发展。”第六十条第一款规定：“国家建立以财政拨款为主、其他多种渠道筹措高等教育经费为辅的体制，使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同经济、社会发展的水平相适应。”[13]2000年，国务院办公厅转发的《教育部国家计委财政部建设部人民银行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加快高等学校后勤社会化改革的意见》又要求：对高校后勤服务进行社会化改革，充分运用市场机制和利用社会力量解决高校后勤问题。组建跨校、跨区的后勤服务集团，以专业化、集约化、企业化的形式承担本地区范围内高等学校后勤服务保障工作，打破“一校一户办后勤，校校后勤办社会”的旧格局。在这些政策的引导下，我国的高等教育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不仅高等学校的办学规模、投资模式、办学模式日趋多样化，而且以大学、政府或企业为兴建主体，以城市为依托，以资源共享、功能互补和产学研一体化、生活服务社会化为主要目标的现代大学城也应运而生。

（三）实践中的探索

长期以来，我国高等教育主要由国家举办，经费主要来源于国家的财政拨款，形成了“穷国办大教育”的局面。这不仅严重地影响了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而且加剧了高等教育供给的缺口。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国不少高校的实验室还在使用50年代的仪器设备；旧房、危房不见减少，反而年年增加；与此同时，大量的优秀人才也从学校流向了企业和政府部门。在这种情况下，一些经济发达地区的领导者摆脱了对政府“等、靠、要”的思想，开始与企业家探索用土地置换等手段投资办教育，即在土地价格相对便宜的市郊另建新校，而所需要的经费由位于土地价值相对昂贵的老校舍中套出。这样做，政府投入少、见效快，企业还有钱可赚，高校也改善了办学条件。这种模式不仅使一些大学的规模得到了扩大，使原来分散的大学聚集到了一起，而且使大学周围或大学校园本身成为具有一定规模的社区或城镇。[14]我国的大学城中，有不少是以这种方式建立起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