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院校合并的成就

第一，院校合并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高等教育形成的条块分割、办学分散、重复设置、效益不高等弊端。从1992年开始，尤其是1998年加快管理体制改革之后，国务院连续三年对并入原国家经贸委的9个部门所属高等学校、原核工业总公司等5大军工总公司所属高等学校、49个国务院部门（单位）所属高等学校的管理体制和布局进行了较大规模的集中性调整。1994年，62个国务院部门（单位）管理的普通高校有367所，经过调整合并，到2001年仅剩120所左右，其中，由教育部直接管理的是71所，其他部门管理的约50所，由地方政府管理或以地方为主管理的高等学校达到了1000多所。经过合并调整，我国结束了计划经济时代那种中央政府、行业管理部门和地方政府分别办学、条块分割的高等学校管理体制，形成了中央与省级人民政府两级管理、以省级政府为主的管理体制。这为我国高等教育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第二，院校合并改变了单科性院校过多，综合性、多科性和单科性院校比例不合理的状况，优化了结构，调整了布局。院校合并前，单科性院校是我国高等教育的主体，由于这些学校隶属于不同的行业及管理部门，分散、封闭发展，从而导致学科林立，难以形成综合性的学科氛围。而当代科学技术发展的突出特点就是科学的突破通常在不同学科的交叉点上。可以说，单科性院校的建制既不符合科学发展的趋势，也不利于人才的培养。通过院校合并，我国组建了一批新的综合性、多科性大学，特别是将一批重点医科院校与一些重要大学合并，使一批重要大学成为真正意义上学科较为齐全的综合性大学。这不仅增强了我国高等教育的实力，而且优化了我国高等院校的结构和布局。[11]

第三，院校合并为学科生长创造了条件，促进了学科的发展，增强了学校的综合实力。如西安交通大学与西安医科大学、陕西财经学院合并后，由一所工科院校转变成以工科为主，理、工、管、经、医、药、文相结合的多科性大学，通过学院重组和学科布局调整，不仅优势学科得到了巩固和提高，而且医学工程学、信息技术等新兴学科、交叉学科得到了较快的发展，大幅度提高了学科建设的水平。在2001年年底进行的全国高校重点学科评审中，学校新增了9个国家重点学科，国家重点学科总数达到了20个。尤其是在医学方面，学校不仅实现了零的突破，而且一下拥有了2个国家重点学科。与此同时，学校的博士点也由合并之前的53个增加到83个，硕士点由106个增加到135个。武汉大学现有本科专业100个，硕士点学科188个，博士点学科99个，国家重点学科20个，学科涵盖哲、文、史、经济、法、管理、理学、工学、农、医和教育11大学科门类。浙江大学有本科专业110个，硕士点学科225个，博士点学科138个，学科门类也涵盖了除军事学以外的11大门类。在院校合并前，我国的所谓综合性大学事实上就是文理两类专业构成的学校，与发达国家相比，并没有一所能够称得上是真正意义上的综合性大学，综合性大学在规模和学科专业设置方面与国外的差距很大。通过合并，我国一些高校改变了综合性大学缺这个专业少那个专业的状况，这对高校提高办学实力、参与国际竞争、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高水平研究型大学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二）院校合并带来的问题

院校合并在促进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合并院校管理难的问题。引发合并院校管理难的原因有：①不同类型院校管理理念的差异。院校合并前，我国绝大多数高等学校都是单科性的大学，不仅专业有差异，而且在不同学校内部发展和形成起来的管理制度和评价方式也不完全相同。而院校一旦合并后，大学管理通常以强势一方的规章为规章，这使其他合并前的学校的教师和学科发展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从而导致学科间的冲突。以清华大学为例，作为一所工科强校，尽管它现在的学科已覆盖了除军事学以外的11大门类，然而，在管理上其他学科都被纳入了工科的轨道，以至于出现了著名的画家、清华美术学院教授陈丹青“难留清华园的遗憾”。在我国的合并院校中，尤其是在文与理或文与工合并的院校，这种现象绝非个案。这类现象出现得越多，也就表明我们寄希望于通过院校合并来加速学科融合、促进学校发展所能取得的成效越小。②校区分散增加了管理的难度。有些学校合并后，原来独立的学校成为新大学分散的校区。分散的校区不仅使资源共享、促进深度融合的难度加大，而且增加了学校工作运转的难度和复杂性。③权力平衡的困难。合并高校最先遇到的就是干部人事问题，原来各有一套人马，现在两校或多校合在一起，人多岗少，多余的人员如何安排，岗位上安排什么人员，几校如何构造新校部，中层干部如何在两校或多校间平衡等比经济利益的调整要困难得多。这也增加了合并校的管理难度。④我国高等学校崇尚垂直型的领导方式，对于学校的大事小事，书记、校长们更习惯于事必躬亲，而不是分权管理。在管理大学时，他们主要依据自身的经验，从职位的角度来考虑大学的政策和计划，在政策实施、贯彻过程中，追求统一性和一致性及权威的绝对性，而不是从不同校区、不同学科的特殊性和发展的差异性来考虑并解决相关问题。这种划一性的管理风格和特点与巨型大学的多元性、差异性有时存在着难以调和的冲突。这需要领导者具有非常高的用权艺术与协调技巧。而当前我国绝大多数大学校长尽管可能是某一学科领域的专家，但由于都是在狭窄的专业教育模式下成长起来的，他们不仅缺少专业领域以外的知识，而且很多人并不具备掌控一所规模巨大的大学所必备的基本素质，以及相关的管理知识和协调管理能力。他们可能是好教师、好学者，但是在成为大学校长后，不是一个特别称职的领导者，以至于在该做出决策时，因为缺少相关学科或背景知识而不敢决策，而在不该做出决策时，因为职位的原因却做出了决策。结果不仅延缓了院校合并后融合的进程，而且使学校处于更加混乱的状态，导致大学管理复杂化。

第二，组织机构的重组与管理困难。合并高校的另一重要任务是机构重组。专业和系要重建，相关学科、学系合并组建二级学院。如是多个校区，各职能部门是否应在各校区建立派出机构。若设分支机构（分办公室、分教务处、分总务处）则面临机构臃肿的问题；若不设分支机构，又如何保证管理的到位；校部与各校区及校区之间的联络渠道与费用如何保证。如果实施校区大调整，使各校区组成一个或几个二级学院，同样有校部与二级学院的权力划分问题。诸如此类问题，都是对学校最高领导层的严峻考验。[12]

第三，个别合并高校出现了经费问题。长期以来，我国高校的办学经费主要来源于举办者。一些高校合并后，随着隶属关系的变化，高校经费的来源也发生了变化。以吉林大学为例，合并前，吉林大学的经费来自教育部，白求恩医科大学的经费来自卫生部，长春科技大学的经费来自国土资源部，吉林工业大学的经费来自机械工业部，长春邮电学院的经费来自信息产业部。合并后，其他几个政府部门认为，既然已经没有了管理责任，自然也就没有投钱的义务。这使吉林大学规模不断增大，开支越来越多，而办学经费来源渠道反而越来越少。2007年，也就是吉林大学合并后的第七年，吉林大学的负债已达到30多亿元。与此同时，由强强合并的四川大学虽然没有债务，但也出现了不缺发展思路只缺发展经费的情况。高校负债与经费紧缺固然有多种原因，但合并之后高校的摊子铺得过大，而经费来源渠道单一无疑是其中的重要因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