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过则勿惮改

【原文】

子曰：“主忠信，毋友不如己。过则勿惮改。”“过而不改，是谓过矣。”

【解析】

孔子说：“应该亲近忠诚和讲信义的人，不要和不如自己的人交朋友，有了过错不要害怕改正。”“犯了错误而不改正，这才叫做错误了。”作为具有高尚人格的君子，过则勿惮改就是对待错误和过失的正确态度，可以说，这一思想闪烁着真理光辉，反映出孔子理想中的完美品德。

孔子在“修身”“正己”问题上，非常强调自省改进。在《论语》中多处见到他谈自省改过的话题。在《论语·公冶长》中，他指出，人应“能见其过而自讼（即能看到自己的过错而进行自我批判）”。在《论语·子罕》中还说：“法语之言，能无从乎？改之为贵。巽与之言，能无说乎？绎之为贵。说而不绎，从而不改，吾未如之何也已矣。”翻译成白话意思是：“符合礼法的话，能不听从吗？但只有（按照原则）改正（自己的缺点错误），才是可贵的。顺耳好听的话，能不让人高兴吗？但只有分析鉴别（这些话的真伪是非），才是可贵的。如果只高兴而不分析鉴别，只听从而不改正自己，（对于这样的人）我实在没有什么办法啊。”

孔子不但要求别人“过则勿惮改”，对他自己也能不讲面子，有一种“闻过则喜”的态度，认为别人批评自己的过错是好事。例如，在《论语》中记载了这样一件事：

楚国使者陈司败问孔子：“昭公知礼乎？”孔子回答说：“知礼。”孔子走后陈司败就感觉到孔子在这里是不坚持原则，有意袒护昭公，所持的理由是昭公“取（娶）于吴为同姓（按周礼规定同姓是不能结婚的）”，陈司败说，昭公作出这样的事，如果还说昭公“知礼”，这世上还有谁不知礼呢？孔子后来听到这个批评后说：“丘也幸，苟有过，人必知之。”意思是说：“我真幸运啊，一旦我有过错，马上有人提醒我，告诉我。”

不但孔子重视并反复强调“过则勿惮改”，“不二过”（不重复犯一样的错误），他的学生中，许多人也是坚持“知过必改”的。传说“子路闻过则喜”，当然是孔子影响所致。子贡说：“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蚀）焉；过也，人皆见之，更也（改了过），人皆仰之。”言外之意是，改了过错则思想言行会更健康，也显得风格更高了。这同我们现代人说的改过是进步的动力的观点是一致的。子夏也说过：“小人之过也，必文（即一定文饰、粉饰、辩解，怕丢面子）。”换句话说，那么君子则不怕丢面子，能正视错误，改正错误。一般来说，人如不正视、改正错误，而文过饰非，那就更错了。人们常说的“欲盖弥彰”就是这个意思，这样便不能进步，反而会摔跤的。

孔子在强调一个人修身、正己过程中，把能不能改正错误作为重要内容，并且明确指出“过则勿惮改”，不但问题抓得准，切中要害，而且也符合人们成长进步的过程。世界上没有不犯错误的人，差别是错误的大小和多少，更大的差别还在于对待错误的态度上。错误人人难免，有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但犯了错误不能改正错误，那就错上加错；犯了错误，但能正视错误，改正错误，不但对事情有所补救，而且也能从错误中吸取教训。平时我们说的“亡羊补牢，犹未为晚”“吃一堑长一智”，都是这个意思。从某种意义上讲，人就是在不断犯错误、又不断改正错误中进步的。而每一回错误的改正，便意味着在完善自我的台阶上又上前一步，所以古人说：“知过能改，善莫大焉。”历史上有明君、昏君的说法，其实明君不是未卜先知的圣人，纵观他们的行踪，许多明君是明在他们能“过则勿惮改”；昏君则相反，昏就昏在有了过错却“死不改悔”。“过则勿惮改”的明君能创一番轰轰烈烈的大事业；死不改过的昏君只能自食恶果，只能像南唐后主李煜那样：

四十年来家国，三千里地山河；

凤阁龙楼连霄汉，玉树琼枝作烟萝。

几曾识干戈？

一旦归为臣虏，沈腰潘鬓消磨。

最是仓皇辞庙日，教坊犹奏别离歌，

垂泪对宫娥。

敢于承认错误，并且能够正视错误和改正错误的，在封建王朝中，可能唐太宗李世民算第一个。唐太宗非常喜欢魏征给他说的“兼听则明，偏信则暗”这一句话。他对大臣们说：“自古以来帝王怒起来就随便杀人，夏朝的关龙逢，商王的比干，都因为敢谏而被杀。汉代的晁错也是无罪被杀，我总是提醒自己以此为戒。为了国家，请你们经常指出我的过错，我一定接受。诸位经常记着隋朝灭亡的教训，我常常想着关龙逢、晃错死得冤枉，咱们君臣互相保全不就很好吗？”唐太宗不但这样说，在实际行动中也着实有知错就改的举动。

有一次，太宗出行至洛阳，嫌地方供应的东西不好而发火。魏征当即劝谏道：“隋炀帝为追求享乐，到处巡游，供求无厌，弄得民不聊生，以至灭亡。今圣上得天下，正应当接受教训，躬行节约，怎能因天下供应不好就发脾气呢？如果上行下效，那将成什么样子！”太宗接受了他的批评。

有一年，陕西、河南发大水，不少地区遭了灾，太宗却要建飞龙宫。魏征上疏反对，说隋炀帝大修行宫台榭，役无时，干戈不休，把人民逼上绝境，最后招致灭亡。皇上要引以为戒。如果重复隋炀帝的做法，那就是“以暴易暴”，还会重蹈亡隋的覆辙。最后说服太宗停建了这项工程，并把备用的木料都送到灾区救济灾民。

还有一次，太宗要修洛阳官，河南陕县县丞皇甫德参上书反对说：“修洛阳宫，是劳民之举；收取地租，是重敛于民；天下妇女时兴高髻，是从皇宫里传出来的。”太宗看了奏章勃然大怒，说：“这家伙是想让国家不役使一个人、不收一斗租，宫里的女人都变成秃子，他才会满意！”魏征在旁，连忙解释说：“大臣上书，言辞不激烈不足以引起圣上的重视，言辞激烈又近于诽谤，希望陛下能够理解。”太宗听了，转怒为喜，还派人赏赐了皇甫德参。

贞观二年（628年），太宗访得隋朝旧官郑仁其有个小女儿生得天姿国色，又有才学，想纳入后宫为妃，册封的诏书已写好。魏征听说郑女早已许嫁陆氏，于是面谏太宗：“陛下为天下万民的父母，应爱抚百姓，忧其所忧，乐其所乐。自古有道之君心里总是想着百姓。住在皇宫里，想着百姓是否有房子住；吃山珍海味，想着百姓是否受冻挨饿。嫔妃拥前，要想着百姓是否有家室的欢乐。郑氏之女已许嫁别人，陛下却想娶至后宫，这哪里是为民父母者应做的事情呢！”说得太宗无言以对，马上停止册封，让郑氏之女仍归陆氏，并自责：“听说郑氏之女已受人礼聘，朕下诏册封的时候没有详审，这是朕的过错。”

由于唐太宗能听大臣们劝谏，纠正了不少过失，带来了贞观盛世。唐太宗李世民在实践中尝到了知错就改的甜头，因此还以自己的过错警诫后人，劝他们笃行仁政节用爱人，不要犯他曾犯过的错误。他临死的前一年，曾对太子李治说：“我即位以来毛病很多，喜欢锦衣玉食、宫室台榭、犬马鹰隼，四方行游，烦扰百姓，这都是我的过错，可不要学习我这些。”

唐太宗有“贞观之治”，应该说与他能“闻过则喜”不无关系。相反如果“闻过则怒”，或者“讳疾忌医”，则一定会造成严重的损失，以至身败名裂。相传古代的周厉王，横征暴敛，虐待人民，激起了人民的愤懑，甚至有人破口大骂。厉王对别人的指责置之不理，而且让巫师们去“监谤”，发现有人议论或咒骂厉王就抓去杀头。

在周厉王的镇压下，人们敢怒不敢言，在路上相遇只能用目光相互交换眼色。厉王十分得意，说：“我能制住人们的诽谤了！”对此，召公曾多次提醒厉王，“防民之口，甚于防川”，“若塞其口，其与能几何！”不出召公所料，国人不堪忍受，爆发了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民众暴动，周厉王也因此逃走他乡。

三国官渡之战的袁绍，事先不听忠告，强行征战大败而归，不但不承认错误，反而杀掉忠心于他的志士田丰，更是令人发指。官渡之战，袁强曹弱，在资历、名望、地形和兵力上，袁绍都占有明显的优势。但袁绍出征之前，田丰却持异议，泼了其主子一盆冷水。

据田丰的分析，“曹公善用兵，变化无方，众虽少，未可轻也。”田丰的策略是：“不如以久持之”，“据山河之固，拥四州之众，外结英雄，内修农战”，“我未劳而彼已疲，不及二年，坐可克也。”田车这个“坐逸待劳”之计，是很有见地的，可惜袁绍不采纳，不仅不采纳，还以“扰乱军心”的罪名将田丰打入牢房，当自己的失败被田丰料中后，却又不肯承认自己的失误，反而怕被田丰讥笑，把田丰处死于狱中。这种爱面子、耍权威、知过也不改的态度，正是袁绍由强变弱，最后落得一败涂地的重要原因。

痛加反省，迷而知返，不但不会丢面子，不会失威信，反而会赢得赞誉，受到称道。战国时期，赵国“将相和”就是典型一例。“将相和”成为千古美谈，固然与蔺相如顾全大局受辱不羞、宽以待人的度量有关，但是也缘于廉颇痛加反省、知错必改的大将作风。

能不能知过必改，关键看能否进行自省自讼。怎样进行自省自讼呢？自省固然主要是回忆、检查自身，但按照社会学、行为学的观点，人的思想和行为等等，总是在对象性的联系中体现和完成的，因而自省应当是以自我为中心，同时联系到身外的人和事来加以思考。在你的日常生活中，在遇到的事情中，在与人交往中，别人见到你时是否喜欢，或是讨厌你。如果喜欢你，是什么缘故？如果讨厌你又是什么原因？你遇见人时，是否感觉自然，或觉得很不自在？如果感到自然或窘困，又是什么道理？即以这些参照物来反观自己的举措，校正自己的行为。历史上的廉颇从蔺相如对自己的避让中，觉察到自己只顾争一人之高低，而置国家利益于脑后，立即省悟这是大错特错，从而立即改正。在日常生活中也有不少人是在别人对自己的看法、对自己的评价中了解到自己的过错，突然醒悟迅速改正，并做出了突出成绩的。

因此，为人应该有不惮改过的气度。自己做个错事并不要紧，关键的是要能够改正错误，这样才会有进步。而且，如果是领导的话，还要积极听取下属的有益的意见和建议，只要是对个人或者工作有帮助的，就应该虚心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