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拜访了一个道观的道长，结果受到热情的款待，使我们受宠若惊，因为道长亲自做了我们的导游。想象一下，如果由都灵[1]大主教本人领我们参观教堂里所有的神龛，包括神圣的耶稣裹尸衣，那该是多大的荣耀！这位当地的名士告诉我们在南岳庙的庭院内共有四个道观、八个佛寺。清朝的末代皇帝登基时，曾在此宰牛为祭，因当时“暴雨骤降”，参加者寥寥无几。民国以来，这里就没有做过大的牺牲仪式了，香客也越来越少。有一些私人的祭祀，多数是烧香和烧冥钱。除固定资助外，道士与和尚们的收入主要来自当地商人的捐助。庙里在卖好多的纪念品，但经过功德箱时，我们并没有往里面丢钱。试想让美国南方的一个牧师来包装一盒盒的波士顿茶叶，这合适吗？

在南岳庙前的丹陛上雕刻着一条汉白玉的蟠龙，有时可以看见香客们拿着真的铜钱在那上面擦来擦去。但是和尚道士们得不到这些钱，因为它们是要拿回家挂在孩子们身上，以用来祛病消灾的。另外一些香客会来带走由和尚道士们磕头为他们求来的竹签，竹签上主要是祈求结婚生子的祷词。这些写有生子祷词的竹签和冥钱一起放在菩萨前边的一口瓮里面，在香客跪拜的同时全部烧掉。烧后的灰烬如果飘到了瓮的外面，就说明祈祷将会灵验，而关于此事的一纸证明就意味着将会提升这段婚姻的状态。我们看到一些人在偷偷地往瓮里投钱，以求能让灰落到瓮的外面！还有一些人带来一些布片，让那些和尚道士在上面画符，以用于祛病消灾。

这里的祭品都是用火烧掉的，该做法尤其适合于这座以火为特征的圣山。土地神对于香客们似乎也格外垂青，早在元朝时，南岳庙的前殿和后殿就被烧掉了。明朝时候重修后又遭火灾，因土地神开恩而全部烧毁。顺治帝也颇得土地神的宠幸，在他即位的第五年，南岳庙又发生了第三次大火灾。此后，这里不断地进行重建、修缮和装饰。若是末代皇帝当政时，这里的祭祀不是光烧死一头牛，而是将整座庙宇都烧光的话，说不定他现在还当着皇帝呢。我们没有问查尔斯·兰姆的猪是否也是在这儿烤熟的！

显然这片地方很危险，因为火神的威力太大。幸好在这个省份里水源富足，足以遏止衡山火神的影响。正如古代典籍所云：

衡山之性曰火，其质曰燥，其势若盛，则万物暴而多毁。然左右之泽，延至彭蠡洞庭，若蓄长江之水以调之，火必不能暴。自虞舜至今，览万千造化之力，莫匹于水。故以水克火，以柔制暴，天之至道也。

这让《圣经》的读者们想到了水与火的先知以利亚[2]只身云游乞讨的故事。

甚至在我们还没有认真研究大禹洪水碑，以及它在南岳的位置这个题目之前，我们就已经觉得奇怪：这样一块碑又怎么会在这座献给“火”的山上竖立起来并留存到现在。但是鲁寅曾经说过：“点燃水中火。”又道：“火为心中红。”这些话中暗藏玄机，我们无法理解其中的奥秘。可不管怎么说，在其他地方的水火混合可以引发巨大的爆炸和引来各种的灾难。幸好在这儿是衡山的神奇力量统摄一切。

通往神圣南岳衡山脚下的南岳街上的牌坊。盖洛 摄

然而，这让人想到那个阿特拉斯山脉[3]的女巫，她——

用奇妙的巫术将火与雪

糅合在一起，用液态的爱

锻造出令人厌恶的庞然大物……

我们在南岳了解到了一个极其神圣的数字：七十二。其重要性来自以下的事实：天上有七十二星宿，汉江有七十二支流，尤其是南岳有七十二峰。有一次，皇帝怀疑这里有七十二个窝藏土匪的洞穴，就向一位姓曾的大臣询问此事；后者解释说那不是指洞穴，而是指山峰。于是皇帝要他将七十二峰的名称一一道来，他数到第七十一峰后，便低头寻思这最后一个山峰的名称：这时皇帝帮他解了围，将最后一个山峰赐以“耆阇”之名，这个名称沿用至今。

我个人收藏的一部南岳地方志中有完整的地图和上面一连串富有诗意的名称，如紫穹、祝圣、仙野、天柱、赤帝、烟霞、永和、朱明、天台、望日、神草、蓝鹰、祥光、喷雾、灵鸟和九女等。实际上，简单研究一下这张地图，就会发现这些名称超越了迷信，表达了对于自然的欣赏和对于上帝的渴望。

南岳七十二峰之说由来已久。一位住在长沙的外国“资深批评家”写信告诉我说，衡山并非真只有七十二座自然的山峰。然而在那些可靠的衡山全图上，七十二峰顶的具体位置全都有标注，并且加以命名。可是，有一幅古老的地图多加了一峰，叫阿弥陀峰，这样就成了七十三峰。其实很有可能是七十二峰中的一峰有一个别名。后来那个名字被删去了，以成全七十二这个数字。我们倒确信，山峰的数目跟犹太教公会的人数[4]相同。

圣山脚下南岳庙的庭院内

南岳街上的和尚。盖洛 摄

这个数字一旦被认为是神圣的，自然就很快引起很多联想。“弘治皇帝打赢了七十二场仗，然后便停滞不前，在深深的苦难和凄惨中度过余生。”一位三国时期不得人心的国王令儿子为自己建了七十二座坟墓，这样他的对头们就不知哪个里面有他的墓碑。释迦牟尼七十二岁开始教导众生，他悟出的最伟大的道理即是，每个有感知之物皆能成佛，进入西方极乐世界。老子出生之时不就已经是七十二岁了吗？古代封禅五岳的帝王有八九七十二个。乾隆皇帝有七十二座行宫。孔夫子活到七十二岁，弟子中七十二人是圣徒。而且难道看不出来吗：七十二乘以五即是三百六十，农历一年的天数，更不用说这也是一个圆周的度数了。数学家毕达哥拉斯应该会很喜欢来这儿，因为五、八、九、七十二这样的数字都是他的最爱。

因此很自然地，南岳庙里会有七十二根柱子，每根七十二尺高。当火神接受了这一祭品之后，有两个工匠被指定来重修这座庙，这两人不敬神，一心偷工减料，从中渔利，只将柱子立了六十七尺高，并说他们太敬畏这剩下的五尺木柱，才不舍得将柱子弄得更高一些，以此使自己的良心过得去。风神来为受到凌辱的火神报仇，于是“雷声大作，天昏地暗，支柱被风卷走，足有半里之遥”。狂风过后，这两个渎神的工匠吓得六神无主，跪地求神宽恕，又重新立了八九七十二英尺高的完整新柱，以示虔诚。“所有乘以九的倍数都有其几何意义。例如北京天坛里面为祭坛所铺的地面，中心圆形的天心石由九块石头环绕，第二圈是十八块，一直到最外围的九九八十一块。”研究中国诗歌的人都会联想到唐代诗人孟浩然的一句诗：

待到重阳日，还来就**。

而研究中国历史的人会想到泰山石碑上刻的句子：“九州见其影而寻恩惠。”

九这个数字自然也使人想到远古的大洪水，它最终被引入九条大河之中，因为中国的诺亚没有方舟，只有建起来的坝堰。

我面前就有一张大禹洪水碑的拓片，上面是爬虫一样的稀奇古怪的字母，或者说是蝌蚪状的表意文字。这块碑是这片土地上最为古老的碑刻之一。此碑佚失已久，正如中亚的一些城市、波斯的碑铭文和释迦牟尼的出生地那样，很可能是有意埋了起来，以防被破坏或是被亵渎。大家都知道，古代犹太人将《旧约》的部分极珍贵的典籍虔敬地埋于地下，而平时就使用可靠的复本。据中国某《史地杂记》的记载，宋代四川一樵夫偶尔见到这块碑石，然后跟一个古文物学家说了此事，后者就模仿着在夔门做了一个复制品。可自从复制品佚失之后，那历史悠久的原迹却引起了人们越来越浓厚的兴趣，当然这并不包括香客们。一位又一位的考古学家前来目睹那块古碑，然后拓下上面的文字。在《南岳志》（卷三，第12—16页）里就有三个不同的译文和评论。

一位叫申艾的文人告诉我们，他能够解读上面的碑文：

夜，某焚香祝曰：“有禹古圣，厥精克有，惟我是启，见示于梦。”是夜果梦一巨子，以巨瓶赠余，高尺许，色黄，口方底圆，中凸，佩金环四。三字见于瓶口，曰：宫中制。下撰玺铭，若龙蛇干木。及寤，遗首三字，平明复就碑铭，涣然若解，辄为此注。

南岳街上南岳庙的示意图5

南岳禹碑上头四个字的拓片

韩愈有两行诗（由理雅各译成了英文）恰好描述了这些碑文：

蝌蚪拳身薤叶拨，

鸾飘风伯怒蛟螭。

杨慎对于禹王碑（洪水碑）的诠释（由H. K. 莱特硕士和许默奇硕士译成了英文）是这样写的：

承帝日咨，翼辅佐卿。洲诸与登，鸟兽之门。参身洪流，而明发尔兴。久旅忘家，宿岳麓庭。智营形折，心罔弗辰。往求平定，华岳泰衡。宗疏事裒，劳余神。郁塞昏徙。南渎愆亨。衣制食备，万国其宁，窜舞永奔。

该书的校勘者们似乎都同意，这块碑石从约公元前1100年的周朝迄今这3000年以来不时地被人拿来审视一番。对于此碑的真伪这样技术性很高的问题，此刻我们不予以深究。而一个情理之中的问题就是，撰写此碑，用意何在？孔子在《书经》里是从尧治的时代开始叙述历史的，尧时有一场洪灾，其臣鲧与之抗争了九年。尧退位，他的继任者舜罢免了鲧，委任他儿子禹来抗洪。禹最终平息了水患，排干了神州大地上面的水，将所有河流限于其河道之中。因为他功劳卓著，就被选为第三任帝王。关于他自然有许多神奇传说，但最原始的这个故事是可信的。然而如果这块碑第一次被提到是在公元前1100年左右，那可以想见它不是在那个时候才被刻成的，而是在那之前就已经存在的。另一方面，更早一些的碑石可能会受侵蚀而风化，也可能被后刻的石碑所替换，正如圣保罗大教堂院子里安妮女王[5]的塑像所遭遇的命运那样。英国的温彻斯特在阿尔弗雷德大帝去世1000年之后才为他立了一个塑像。另外有一些地方认为一场大洪水曾经淹没了整个地球，中国似乎进一步证实了这样的看法。许多学者都翘首盼望一位大科学家的出现，期望他可以重塑整个地质学，并且抹去现在杂乱无章的年表，现在正是这个年表阻碍了人们对于知识最引人入胜的追求。

在离开大禹洪水碑这个话题之前，我们想承认自己得到了一个越来越强烈的印象，即这块洪水碑之所以立在这儿，本来是给南岳的土地神——火神看的。而向后人传达什么历史信息并不是它主要的目的。它是用于不时地提醒甚至警示火神，如果他过分发挥其火威，另一场洪水就会淹没大地，将天下所有的火全部扑灭，这样就将使得他在天下每一户人家的代表都不复存在。由于人们都相信，胡作非为会招致灾难，所以在那场大水之前，全中国无疑遍布着某种邪恶。据说罪孽可以追溯到作为**之神的火神身上，因为在一个故事里，有一位寻找罪恶之源的老妪目不转睛地盯着一根燃烧的木头。谁又胆敢否认必定会导致灾难的罪恶呢？因此可以断定，大禹洪水碑除了彰示它上面记载的事实之外，原本是为了对住在这个红色地域的火神进行遏制。

南岳庙的住持送给我好几幅不同的地图。在一位颇有影响的朋友帮助下，我得到了一套出版于1753年的《南岳志》。可是不久我就不得不同意图录中的一个说法，即地图过于简略，而书又太长了。即使是这样，为了写这本书，我们还是将《南岳志》中的很多部分译成了英文。

这部方志当时计划得十分周详，我们有充分的理由怀疑当时的欧洲是否能有比这更好的想法，足以让一位聪明的读者欣赏。而且可以肯定的是，当时欧洲任何的旅游指南里绝对不会用四分之一的篇幅来刊登描写景物的诗歌，浪漫派诗歌的出现还是很多年之后的事情。

中岳庙内乾隆皇帝的御碑亭。图中“夫中夫”的字样含义隐晦，把这些字写在御碑基座上的人也许只是凭一时的兴致。此句暗喻“福中福”。盖洛 摄

我们感觉有些古怪的是该书第四卷。从我们的摘录中就会看出，这本方志尽管总的来说是严肃和有用的，但其中也有一些荒诞无稽的成分，不过这些却有助于我们了解当时中国人的心态。也许在西方的背景下，还是会有欧洲人愿意接纳它们的，尽管是将信将疑的。

“逸闻”部分讲述了南岳街一位老姜的故事：“某一天，一个道士遇见了他，说愿意教他‘黄白之术’（即可将寻常物品炼成金银的炼丹术）。老姜未作答，从包里取出一块姜，放入嘴中，过了一会儿吐了出来，那块姜已经变成了金子。两人相视而笑。后来，人们就再也没有见过老姜。”简直是天方夜谭！

一位神医的父亲是农民，有一次，这位父亲被蛇咬了，这蛇毒性很大，几分钟之内这位农民的头发都竖起来了，身体肿大而亡。儿子被叫了回去，他在父亲的尸体上撒满了灰末儿，打开门，唤那蛇来医治他父亲。神医念起第一遍咒语，双拳紧握，好像被附身了一样，但力道还是不够。于是神医用米面塑成一条蛇，通过魔术让它活动起来，然后派它去找那条咬人的蛇。不久米面做成的蛇将那条真蛇引来了，后者吮吸着死人的头。尸体渐次萎缩，蛇身慢慢胀大；蛇死了，而死人却活了过来。

更多类似的故事我们在查看“南岳的动物”那一部分时还能读到，这部分提到许多神奇的动物，比如白龟，大如桶，白如玉，奇珍无比，极少有人看得到。那些见得到的人必得长寿与至福。白龟出现在地志学研究中，这一点后面还会谈到。有些动物名称是具有欺骗性的，比如云狮和雨虎，它们都不是野兽，是洞穴里面的昆虫。云狮类似蚕宝宝，雨虎就像是水蛭，两者都能用于预测即将下雨。当隐藏在山里的龙腾云驾雾而来时，这两种昆虫就会出现。

南岳的传说故事中不仅有蛇，还有一种剪蛇龟。这种龟的壳里藏有一把剪刀那样的东西，后者能将任何贸然跟它接触的蛇剪为两段。

据南岳流行已久的传说，山上的老虎都是不食人的，而《南岳志》上却是这样建议人们的：“然则勿近，恐其搏人。”

传说中的山牛据说只有一只角，其叫声类似铜器被敲打所发出的声音。豪猪似乎与常见的那种无异，然“体生利箭，发则飕飕有声”。野猪被描绘得力大无比，能逾树过屋，“虎狼亦远遁”。

在多种动物里边，金钱豹也值得一提，该兽与狼相似但形体比狼小，敏捷，善攀缘，一般从后面攻人，因此遇到这类动物时都应背靠峭壁或悬崖而立，这样金钱豹才会退去。传说豹子会俯在老虎后背上，将其撕扯至死。

作为著名的宋朝三苏之一[6]的苏轼（大约是哈罗德二世[7]的同时代人）曾为这儿的犟牛立传。犟牛这个名字自然使这篇传记留存在南岳的动物志里。早年这位犟牛兄是个农夫，躬耕于山野田园，人称野犟牛。成年之后，他在此做了道士。离南岳庙西南方约七里处有一个独立的道观，叫作紫空塔，后者是为了纪念卫夫人而建的，他被派到了那里。他独身一人，常常贪杯，醉在旷野之中，虽然那儿虎狼成群，风雨交加，却也伤他不得。某天，朝廷里边的司农被派来祈雨，在去往那座道观的路上，发现野犟牛跟往常一样烂醉如泥。野犟牛赶忙谢罪，司农对他印象不错，就带他回了官邸。

于是这位道士的名声便传开了。有一天，他突然来到总坛，请求找人代他，因为他要走了。其他人很是惊奇：这么热的天气他竟然还要出门。代他的人来了之后，发现他已经仙逝，就将他埋了。几天之后，京城的一位道士来访，在道观门口遇见了这位犟牛兄，后者说他要出门，让来者替他问候朋友们。他的朋友们收到这样的问候，自然要弄个明白，证实这是他死之后的事情，于是他们就掘开了他的墓，发现里边只有一双鞋，一支手杖。

朝廷的司农很惋惜自己没有发现犟牛身上的仙气，尽管这位“圣人”饮酒**。现代人读到的是憾事，会问天才的德行为什么就不被人所重视。基督教训诫道：“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8]道教原宥危险的言行，要求旁人寻众人内在的善，至少山野之人的内心是有这种善德的。这让人联想起有关俄赛里斯[9]的戏剧：善的最后得胜，是因为恶的横行迫使它起来维护自己。

还有大段读来令人欣喜若狂也常常是才华横溢的传记，立传者都是这个国家历史上的伟人，都以喜爱“山水”而闻名。由于篇幅的关系，我们只能忍痛割爱，把这些都略去不提。

中国历史上的周王朝就是以此方式产生的。当时有兄弟三人，年纪最幼者最聪明，富有领导才能。他的声望胜于其兄长，这不容于当时礼仪。于是，这两位兄长，退隐田野之间，剃发，黥墨，在山野之间与土人同耕，这样就为他们有才华的弟弟扫清了道路。逍遥峰上的克己池旁边有纪念老大的一个寺庙，兄友池旁边有纪念老二的另一个寺庙，这表明他们的行为得到了后人的嘉许。明朝时，在当地一位地方官的建议下，人们开始在春秋两季祭祀他们。

刘绍芗官至最高一级，但是厌倦了官场，于是退耕于南岳脚下。然而朝廷还总是来向他询问国事。某日，他正在田间劳作，一个朝廷的信使来询问去他家的路。老先生将那信使支上一条绕远的路，然后飞奔回家，沐浴更衣，以向皇帝派来的信差表示必要的尊敬。他的廉洁奉公，世所少见。比如有一次，信差捎口信的时候也给他带来了一小袋金子，刘将金子退还了回去。

刘复官至两湖总督。在一场大旱之中，他将所有的主事官员叫到了南岳，然后大家一起坦言自己可能的缺陷和错误，为民请罪，祈求众神不要为了他们而降罪于省内百姓。祷文完整地记录在《南岳志》卷十二第二十一章之中，其细节和简明的笔调让我们想起所罗门王在献祭时的祷告，而精神上则使人们联想到大卫为耶路撒冷的求情。祷文的**处是这样的：

某今率百官，诣庙求神，冀甘霖普降，以济众生，灾眚得灭，百姓咸宁。

也有些善男信女在这儿为自己树碑立传。和尚们怕被官员们弄走，就常将其放在草丛里边藏起来，甚至埋掉。一位名叫“老耄”的人却有更好的方法，他的故事见于游记。刘先生60岁的时候从江南来到这里，住在紫穹峰下。每天他将刷子和笤帚放进一个竹筐里边，一座座寺庙地去清扫，一个个佛像地去擦拭，甚至很细心地用他自带的小毛笔刷去眼睛、耳朵和鼻孔里面的尘土。能够有施舍，买来面和盐，他就已经知足了。有一位富人赠他一件新袍子，几天后却惊奇地发现那袍子穿在别人身上。刘先生解释说，自从上山以后，他第一次知道了什么叫焦虑，出门时他就得买把锁，回家后还得闩门。所以他将这件礼物转赠给了别人，心里这才又平静下来。

田良逸的故事是在景物志里面。他相貌堂堂，出身高贵，山野村夫看到他，“所有褊狭吝啬之气一扫而光”。据说唐代大政治家和哲学家韩愈“所到之处，必得净化”。卢魏和杨平这两位官员都拿田良逸当恩师，也不觉得有失自己身份。在9世纪中发生了一场大旱，他被请去祈雨。他在南岳庙的寺院内建起神坛，披发登车，径直来到省府，一言不发。就这样他一直站到雨点落下来。最后出来了一只老虎，卧于其母房间门口，田良逸每天都会在那儿放上两捆柴。他母亲告诉邻里，是他儿子令这只老虎为她送柴来了。皇帝很想召见他，可是他拒绝入朝。最后他成了仙。

这类故事所揭示的心态至今仍然存在。吴三桂在引满人入关一事中起了很大的作用，可是后来他改变主意，起兵叛乱了。由于担心自己的前途，他曾在庙里祷告，希望上天能够给予指点。他在一幅地图上放了一只小白海龟，有50美分的硬币那么大，祈求神能借乌龟给他指一条明路。白龟四处爬动，但却总是在一处固定的地区内。后来吴三桂发兵占领了两个其他的地区，再试白龟，结果还是一样。

这类的故事我们就摘录到这里，这些故事表明，从最根本上来讲，所有时期所有地区的人们在迷信上都是一样的。

不知道未来的云雾会不会遮蔽此火神之山，用一位几百年前来过这里的中国大学者的话说就是：“某极目四望，云雾缭绕。”

[1] 意大利西北部城市，其教堂为大主教所在地，并以藏有耶稣裹尸衣而闻名。

[2] 关于以利亚的故事，参看《圣经·列王纪上》第17章至《列王纪下》第2章。

[3] 位于非洲。

[4] 犹太教公会是在罗马帝国统治下的巴勒斯坦地区犹太人自治机构，由71名成员所组成。

[5] 安妮女王（Queen Anne，1665—1714）是英国斯图亚特王朝的最后一位君主。

[6] 即苏轼、苏辙和苏洵。

[7] 哈罗德二世（King Harold，约1020—1066）是英国最后一位盎格鲁-撒克逊国王。

[8] 参见《新约·马太福音》。

[9] 俄赛里斯（Osiris）是古埃及的主神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