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民胜兄来电，说书稿即将发排，嘱我尽快将《后记》寄过去。我哪有《后记》可寄呢？原以为满腹的话儿，还不一挥而就？没想到几次提笔，都不知从何说起。

非常感谢湖南少儿社，他们一向热心于儿童文学的理论建设，出版过我国第一部《儿童文学概论》（1982）和第一部《世界儿童文学概论》（1989）。在出版业进入由数量增长型向质量效益型转变的90年代的后期，在理论著作出版日益艰难的情况下，还是他们，在中国出版史和中国儿童文学史上，都是第一次毅然决然地策划、编辑、出版了一套10册的“世界儿童文学研究丛书”。这次我又有幸成为众多受惠者中的一员，此时的心情是用敬佩、感激之类的语言无法表达的。

但我还是要说，没有张天明、彭兆平两位社长的关心扶持，就没有拙著出版的机会；同样没有刘杰英老师和向民胜责编的鼓励和辛劳，拙著的出版也将遥遥无期。这份无私的关爱与真诚的鼓励，我将永远铭记心间。

二

我与儿童文学的不解之缘，还与湖南的一位大作家有关，这件事得从一本童话书《宝葫芦的秘密》说起。

初二时（1976），一个偶然的机会，在一位亲戚家中，我见到一本没有封面和名称的破旧了的书，随手翻开一看，那个宝葫芦与它的主人王葆的故事就一下子抓住了我，很羡慕王葆有一个“要啥有啥”的宝葫芦。到今仍清晰地留存在记忆里的，是这样一些情节：一是宝葫芦说话时那断断续续、神秘兮兮的语气和用拼音或象声词摹拟的声音。当时觉得很有趣；二是王葆要什么宝葫芦就能给他“偷”来什么，这给王葆在学校和家里都造成了许多尴尬场面。当时觉得很好玩；三是王葆因宝葫芦屡屡给他带来难堪而气得踢它、摔它、用刀劈、用火烧，宝葫芦就是赶不走。当时觉得这宝葫芦很够朋友。我用牛皮纸给这本破旧书糊上封面，带到班上，同学们争相传阅，后来在一位同学手中丢失了。我当时好生气，一口咬定是这位同学故意不还我。他被我缠得没有办法，答应用一副自行车的链条作为赔偿，因为那时我还有一个梦寐以求的愿望，即能够拥有一把自己的火柴枪。这种火柴枪就是用自行车链条、粗铁丝、牛皮筋（或橡皮筋）、火柴棒组装的，其他材料易得，链条却十分难求。到今天我也想象不出他是从哪儿弄来了那一副链条。

一晃4年过去了。1980年我考上了大学，但我高中时的兴趣与志向是哲学，现在学的却是中文，一时心理充满一种理想幻灭后的悲哀。那时，一有空就泡在图书馆里消磨时光，没想到，这回又意外地见到了“宝葫芦”。直到这时我才知道过去那本破旧书原是我国著名作家张天翼的儿童文学代表作《宝葫芦的秘密》。这一发现，不仅给当时消沉的我以莫大的慰藉，大大激活了我的情绪；今天回想起来，还是我人生旅途的一个转折点——自此凡有张天翼的书，我都找来读，又顺着这条路将阅读面扩大到古今中外的儿童文学名著。也许我的童年是在贫穷落后的山区农村度过的，根本没有什么儿童读物可言，干枯的心田这时才得到雨露的滋润，我如饥似渴地搜读着，终于发现了一个属于我的全新的世界，我在这个虚幻的世界里，有一种鱼儿得水的自由和惬意……就这样，我爱上了儿童文学。后来我一心一意报考儿童文学研究生，可以说这与我第一次阅读《宝葫芦的秘密》的体验有很大关系。

对于这部《宝葫芦的秘密》，我至今仍不能完全认同某些教科书的解释。譬如将王葆手中“要啥有啥”的宝葫芦说成是“不劳而获”的剥削思想的象征，总觉得这样的理解难免太功利太狭隘了。王葆在弄清宝葫芦的本领乃是“偷”后，不是很反感地要自毁宝葫芦吗？可见王葆的“要啥有啥”思想里，没有“偷”的意思，也没有“剥削”他人的意思。我们何不将王葆“要啥有啥”的愿望作为人生的一种理想生活状态，使其成为生命进化的动力呢？我最初被这部童话打动的并不是人们所说的那些思想主题，而是发生在宝葫芦与王葆之间的一系列有趣的故事。再扪心自问，大人们，谁敢说在他孩提的梦中不曾有过这种“要啥有啥”的幻想呢？

三

1984年，我大学毕业分配到家乡的一所高级职业中学任教。1986年，我收到《儿童文学研究》编辑部来信，得知我的《中国儿童文学产生于五四时期——兼与胡从经同志商榷》一文，将刊发在《儿童文学研究》第28辑上。这封信非常简短，但字写得清楚又苍劲有力，给我很深的印象。后来看到这一期刊物时，已是1988年了。1990年我考入杭州大学中文系，师从浙江师大的蒋风、韦苇教授攻读儿童文学硕士学位。这年10月，我在杭州之江饭店参加纪念金近逝世一周年暨金近作品学术讨论会时，有幸见到了当年的《儿童文学研究》的责任编辑汪习麟老师，才得知我的第一篇儿童文学文论是由他编发的。从此我又多了一位老师，8年来，我们的师生之情愈久愈浓，汪老师也始终给我以关照，尤其是今年写作《陈伯吹评传》时，他又给我许多切实的指导与帮助，我借此机会向他表示衷心的谢意。

没想到拙文在《儿童文学研究》第28辑（1988）发表后，很快有了反应。1989年，《儿童文学研究》由32开改为16开，由不定期改为双月刊。这年的第6期，发表了吴其南先生的争鸣文章——《也谈中国儿童文学的“产生”》。该文开篇写道：

关于中国儿童文学的产生年代，从事儿童文学研究的同志有不同看法。较多同志认为，中国儿童文学“产生”于五四时期，其主要标志便是叶圣陶的童话创作。但自胡从经同志的《晚清儿童文学钩沉》面世以后，“晚清说”便时不时地出现在一些同志的笔下。不过这似乎并未改变“五四说”的主流地位。不久前发表的韩进同志的文章《中国儿童文学产生于五四时期》（《儿童文学研究》28辑）便是重申中国儿童文学产生于五四的主张。此外，儿童文学界对这个问题也还有一些别的看法（如认为中国儿童文学产生于五四前夕）。

对于以上看法我均不同意。

吴其南先生说：“我的看法是，中国儿童文学的‘自觉’期在清末民初，即辛亥革命前后。”

第二年，即1990年，我考入研究生后，不期在导师蒋风家里遇见了吴其南先生，原来他是我国第一位儿童文学研究生，导师就是蒋风，这样算来，他是我的大师兄，自然也是我的老师。互道姓名后，我们都记起了不久前的那场争鸣。当晚我们投宿一处，有说不完的话题，我又趁机向他请教了许多知识，以及做学问的道理与方法。也许因为这次师兄弟间开诚布公的谈心影响了我，我将读研三年的主攻方向放在“五四时期的儿童文学”上，目的还是想继续那个未尽的课题：探讨中国儿童文学之源流。我将自己的硕士学位论文也选在这一时期最有影响、也是后人最有争议的人物——周作人身上，探讨周作人的儿童文学思想。最后写成近4万字的毕业论文——《周作人儿童文学思想论纲——从“儿童的发现”到“儿童的文学”》，并全文刊发在《安庆师院学报》1993年第4期上。

三年的研究生生活结束了，我分配到家乡的安徽少儿社工作。工作之余，我在整理学校期间的剪报时，又将自己于1988年发表的那篇千字文论看了一遍，觉得经过三年的专业研习，对这个问题可以再作一些深入的探讨，于是一鼓作气，连夜草成了《十年来关于“中国儿童文学发生”之论争》，第二天上班时就寄给了《文艺报》。当时负责“儿童文学评论版”的是评论部主任孙武臣老师。没想到一个星期后，我就收到孙老师寄来的样报，全文发表在11月20日的《文艺报》（1993）上。这么快地见报，是我没有想到的，而且一字未改，4千字的篇幅，据说也是《文艺报》很少有的长文章。后来才从知情人那里得知，好像是有一个外国儿童文学代表团来华访问，问到中国儿童文学的源头问题，当时未能给一个双方都感到满意的答复。正好这个时候，我却鬼使神差地寄去那篇长文，因而当即发稿，也算是对外国友人的一个答复。这种说法是否属实，我没有核实过，只是觉得很有趣，就记录在此，或许从一个侧面说明我的那篇长文还有它发表的一点意义吧。

四

上面说的那篇长文，也就是这本书前的《引言》，因为有了这篇长文的发表，才有这部《中国儿童文学源流》。这件事还得从拙文发表说起。

拙文发表后，很快有了反响。首先是被中国人民大学报刊资料中心全文复印介绍，这给我很大鼓舞。稍后是得到我最尊敬的老师之一樊发稼先生的肯定。我非常看中来自这两个方面的肯定，尤其是后者。樊发稼老师在为《中国文学研究年鉴·1993》写的专稿《1993年儿童文学研究一瞥》里，专设一节“关于中国儿童文学的发生期”，全文如下：

我国儿童文学究竟发生于何时？近10多年来，有各种说法。胡从经通过对梁启超、黄遵宪等提倡儿童诗歌、儿童小说、儿童音乐与创办儿童报刊以及鲁迅早期对儿童艺术和童话等的意见这些历史事实的钩沉整理，勾画了我国儿童文学在晚清时期所呈现出的种种景观。吴其南认为中国儿童文学“自觉”于清末民初，依据是：（1）儿童观的变化。随着1902年废科举后新教育在全国走向确定，中国人“开始了对儿童的‘发现’，这其中就包括对儿童审美心理的研究”。（2）开始了有意识的儿童文学的搜集和创作。儿童文学作为一类在文学园地里开始出现，如1909年创刊了专门刊载供儿童课外阅读的《童话》丛刊。（3）理论上对儿童文学进行了最初的研究，如孙毓修的《童话·序》（1909）与周作人的《童话略论》（1914）。蒋风则认为中国儿童文学古已有之，“文化是割不断的，广义地说，有儿童的地方就会有儿童文学，中国儿童文学之所以有现当代的显著发展，是有其民族文化源头的，这个源头主要来自两个方面，即民间文学中合儿童文学性质的部分及历代文人创作的为数不少的被儿童所喜爱的作品——自远古神话到明清的《龙文鞭影》、《演小儿语》与《幼学琼林》等。

韩进于本年发表长文《十年来关于“中国儿童文学发生”之论争》，在综述以上各说后，详尽申述了他的看法。他认为中国儿童文学应发生于五四时期，并重申了他1988年在一篇论文中所说的：真正现代意义上的“儿童文学”是在儿童作为一个独立的人被发现后，儿童的精神需求得到充分重视时才有可能产生。指出中国“儿童文学产生”中的“儿童文学”一语的内涵应该指作为文学一门类的“儿童文学样式”，而不是单纯指称“儿童文学作品”。最后以五四时期为儿童创作的作家的出现（茅盾、郑振铎、叶圣陶等）、典范作品的产生（《稻草人》，1921）、刊物的创办（《儿童世界》与《小朋友》，1922）、儿童文学研究专著的出版（《儿童文学概论》两种，1923）及中师“儿童文学”课的开设等为依据，将其作为我国儿童文学“产生”的标志。韩进说，他至今仍然坚持中国儿童文学发生于五四时期，这里的“儿童文学”显然是指文学一类别的“儿童文学样式”；五四时期，也不能狭隘地理解为1919年，而是至五四新文化运动退潮这之间大约20年的时间。韩进认为中国古代很难发生儿童文学，理由是：（1）我国“儿童的发现”迟至20世纪初，在此以前，儿童虽然存在，可是人们却视而不见，连适合他们穿的衣服都未给予，又何尝意识到他们的精神需求呢？（2）我国封建社会漫长，刀耕火种的生产方式崇尚“力”与“经验”，形成了“成人本位”、“老者本位”的思想，既少体力又少经验的儿童，自然没有社会地位，儿童文学也不存在发生发展的社会基础。（3）在以“祖先崇拜”为核心的“长者本位”道德中，儿童在家庭中同样没有正当的地位，“父令子亡，子不得不亡”，儿童的一切要求必然被漠视。（4）中国传统文化的“文以载道”的文学观与“望子成龙”的心理相结合，不允许儿童有幻想，“以为儿童只应该念那经书，以外并不给预备一点东西，让他们自己去挣扎，止那精神上的饥饿”（周作人：《自己的园地·儿童的书》）。（5）古代中国的作家，被紧锁在皇权、族权的链条里，沉重的封建精神枷锁泯灭着他们的“童心”，使他们很难再有孩子般明澈的眼光与心灵，失却了创作儿童文学的心境。韩进指出：晚清时期也确曾掀起过一个颇有声色的倡导儿童诗歌、小说、音乐、童话与儿歌的活动，但这些在当时都还是从教育学的角度出发的，还没有看到儿童自身独立的意义，历史的发展也还没有把文学作为儿童精神的需求来排上儿童解放的日程，因为那时所说的“儿童”仍是“国民”视野里的——“国民”属于“国”，不属于国民自己，是“以国为本位”，而不是“以个人为本位”，因而对儿童的重视是为着能有效地利用儿童及其潜能，本质上仍是视儿童为“缩小的成人”。但客观上这一时期对各种儿童文学体裁的提倡，又为五四时期中国儿童文学的发生作了最初的文学上的准备。

五

我之所以一字不漏地做一次文抄公，因为樊老师的这段文字对我的鼓励太大了。我的文章，在此以前，还没有人这样重视过，并且从那以后也没有。这对偏爱儿童文学探讨的我，真是太重要了！这不仅是对一篇文章的一种观点的转述，我的理解是对我这一探讨的一种肯定，更是给我的理论兴趣的一次加油。毫不掩饰地说，我当时多少有些沾沾自喜的了，萌生了在这个话题上作些更深层次、更系统些的探索。

但促使我下定决心，写一部专门性的著述的，还是在收到王泉根老师的一封信后。他在信中说，因为搬家太忙，有好些日子无闲看报了。他的学生看到了我发在《文艺报》上的那篇《十年来关于“中国儿童文学的发生”之论争》，然后他才知道。因为其中我也引述了他在《中国儿童文学现象研究》一书中的观点，他可能是觉得我在文章中还没有说清楚我要说的问题，或许是我对他的观点理解有误，所以，他劝我静下心来，多读些书，然后再发言。这封信我反复读了多遍，每读一遍都感到紧张、脸红、心跳，仿佛被人在背后抽鞭着，怀疑自己说错了什么话。我找来《文艺报》，将拙文逐字逐句地加以推敲，仔细琢磨在观点、表述及批评态度上是否有失公正、严谨。自己一个字一个字写的文章，一下子变得非常陌生，但从中也感到还有许多话要说。最后我对自己在文章中所作的一种建议感到很有必要，并且决定自己来做，而且是马上行动，那个建议是：

……面对古代儿童也同样有文学的需要与客观上具有儿童文学性质的民间文学及文人或儿童创作的仍为今天的儿童所喜爱的作品存在这一事实，笔者建议，若以《中国儿童文学渊源》为题对这些史料史实加以钩沉、推理，是很有价值与意义的；或者将此作为一部《中国儿童文学通史》的“史前”部分加以追溯。

究竟应如何理解中国古代文学中存在今天看来仍合儿童文学性质的作品？它与中国儿童文学的发生又有何联系？1994年，笔者在著述《中国儿童文学史》时，就考虑将其作为这部通史的“史前”部分来加以阐述。没想到一旦真的深入下去以后，我仿佛发掘到一座富矿，一发而不可收地写下了十余万字，足足可以出一个单行本了。而我的那部《中国儿童文学史》的字数限定在40万字左右，最多不能超过50万字（该书于1998年由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时，为53万字，蒋风老师写了《绪论》与《后记》）。厚“古”薄“今”，显然不是一个好办法，我只好忍痛割爱，等待机会将其单独成册。

1995年，我在完成50万字的我国第一部儿童文学通史《中国儿童文学史》后，便一鼓作气，以《中国儿童文学源流》为题，将近代以前文学性儿童读物作了一番搜理。搜理的结果让我更坚定了自己在十年前所作的臆断，我将自己的思考进一步完善，于是有了这部《中国儿童文学源流》的初稿。

六

1995年底，《中国儿童文学源流》完稿后，我就积极为它的出版寻找机会。当时有一家出版社很有兴趣，让我将书稿寄去。我将全书的复印件寄去了。一等就是四五年。由于出版业的不景气与诸多原因，出版社既没有说用，也没有说不用，我就只好经常联络，耐心等待。1997年10月，我有幸参加了湖南少儿社组织的“生命状态文学丛书”的研讨会，见到了我仰慕已久的文艺室的全体同仁。他们对儿童文学理论探讨的执著与对理论著作出版所始终采取的扶持态度，深深打动了我的心，也鼓动我将自己的心思跟刘杰英主任说了。当他得知拙著出版难时，十分关心地鼓励我，不要灰心，并说如果我愿意，可以将书稿先寄来看看。我有些受宠若惊，又哪里能不愿意呢？回来后，我就着手将书稿从头到尾认真地修改了一遍。在这过程中，我又得到韦苇、樊发稼和孙云晓等许多老师的关心与鼓励，尤其是孙云晓先生，这位长我7岁的师长，自7年前有幸结识后，始终给我老师加兄长般的呵护与帮助，这次又为拙著的出版多方推荐。现在，借拙著出版之机，我向他表示衷心感谢。

《中国儿童文学源流》是我个人独立署名的第一部学术著作。正像汪习麟老师10年前在《儿童文学研究》刊发我的第一篇儿童文学文论一样，虽然我的思考还很幼稚浮浅，但我都十分重视。再一次感谢湖南少儿社，没有他们的远见与魄力，拙著很可能会胎死腹中，永远没有面世的机会。责编向民胜先生为拙著的出版付出了辛勤劳动，在此我要特别感谢他。我将以拙著的出版为起点，以师长同仁们的关爱为动力，好好学习，不断探索，为我国的儿童文学学科建设尽自己绵薄之力。

1998年12月28日于合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