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对于民间口头文学而言，儿童的文学读物是书面的、供儿童“读”的文学作品。这须得有两个前提：一是以文字的形式来记录或创作的；二是儿童必须识字。这就决定了儿童的文学读物应该在人类有了文字与儿童教育之后，尤其是后者。在我国，大约在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过渡的夏代，即有了“序”、“校”、“庠”这类教育机构，这与前文所述原始社会出现的“营舍”、“辟雍”、“学宫”和“儿童底集团”是一脉相承的。儿童教育的基本任务是识字，为使识字教育不至于成为一种孤立的记忆，让儿童费尽心力，成功的经验表明应尽可能地将识字寓于游戏与娱乐之中，寓于一种“有意味的形式”之中，这样，让儿童唱读童谣儿歌谜语、讲读神话传说童话故事，便成为启蒙教育的内容之一。

启蒙读物是儿童最早接触到的书面读物，儿童通过启蒙，识字渐多，知识渐进，智力渐长，待到具备一定的阅读能力时，便会有搜读课外读物的欲望。这样由听故事得到的心理满足到初读故事所获得的阅读快感，在儿童心灵深处便会建立起一种牢固的阅读兴趣或阅读欲望。然而，在整个社会对儿童还没有正确认识的漫长时代里，儿童的这一内在需求自然得不到应有的重视与合理的发展，相反，成人（教育者）往往利用了儿童这一时期“饥不择食”的心理，迫不及待地将一套成人以为有用的东西朝儿童稚嫩的头脑里灌输，正如周作人曾指摘过的：“以为儿童只应该念那经书的，以外并不给预备一点东西，让他们自己去挣扎，止那精神上的饥饿。”其结果儿童只能从成人书架上猎取，将那些合自己阅读能力与欣赏口味的成人读物占为己有，从而在启蒙读物之外，又为自己开辟了一块可以暂作逍遥的精神家园——从古典文学作品中摄取营养。这就自然地形成了我国古代儿童文学读物的两大部类：

一、古代启蒙读物中的文学读物。

二、儿童占为已有的古典文学作品。

一　古代启蒙读物中的文学读物

古代中国向来重视儿童教育。《礼记·曲礼上》说：“人，生十年曰幼，学。”《孟子·梁惠王下》也说过：“夫人幼而学之。”这里讲的是“幼学”，也就是儿童教育或童蒙教育。启蒙的意思是启人之蒙昧，使学童识字读书长知识。所谓“蒙以养正”或“养正于蒙”，就是要求当儿童智慧蒙开之际施以正当的教育，来启迪儿童的智慧、培养儿童的品德，使之健康成长。

中国古代的童蒙教育，始于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过渡的夏代。“三代圣王，设为庠序学校，以教天下”，说的就是在夏、商、周三个朝代，就有“庠”、“序”这类教育机构。古代地方所设的学校在商为“序”，在周称“庠”。西周时，奴隶主阶级为了培养本阶级的年轻一代，曾努力提倡教育，设立学校。首先在大奴隶主国都所在地设立包括小学、大学的国学，以礼、乐、射、御、书、数为教学的基本内容。此外，大小奴隶主还在自己的疆土内，设立小学程度的地方教育机构——乡学。乡学的设置，常因地区大小不同，而有不同的规模和校名：乡有“庠”，州有“序”，党有“校”，闾有“塾”，形成了比较完整的教育体系。汉唐时代，这一童蒙教育在实施过程中已基本趋于成熟，广泛推行于宫廷内部和某些达官贵人的家庭。宋代以后，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一般庶民子弟也多能受到蒙养教育。直至清末民初，虽然有了新式学堂和新型教科书的编辑，但传统的蒙养教育仍占有显著地位，尤其在民间，除极少数官办的学校外，学童启蒙的任务主要仍由蒙馆承担。当时的蒙馆大体有三种类型：一是由教书先生自己开设的。二是当时的富人自家设置的。三是利用宗族祠堂、庙宇等的地租收入、个人捐助的款项或地方公益收入开办的。文献记载中的所谓私塾、社学、村学都属于这种类型的蒙馆。这种原始的简单的民办学校的教学，曾是我国学童教学的主要形式，尤其是这种民间办学形式使得劳动人民的子女也有可能接受教育，在中国教育史与儿童文化建设史上占据着重要位置。

不论是官办还是民办的蒙馆，都必须有供学童启蒙认读的课本，即蒙书或启蒙读物。为了便于说清楚古代启蒙读物与中国儿童文学之关系，我们试从如下三个方面来作论述：

1．古代启蒙读物概述。

2．文学性读物：故事、图画与诗歌。

3．中国儿童文学不可能从传统启蒙读物中产生。

1．古代启蒙读物概述

据有关历史资料和现存的蒙学教材来看，自周秦以来，各朝都编写过一些有影响的蒙学教材。根据这些教材的发展与变化，大体上可将中国古代的启蒙读物分作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周秦至隋唐。这一时期的蒙学教材多以识字为主，包含有各方面的知识，同时兼有品德教育的任务。求知要读书，读书必先识字，字且不识，遑论其他，所以蒙学也先从识字入手。据现存的一部古代目录书——《汉书·艺文志》记载，至汉代，识字课本已有10家35篇。最早的蒙学教材据说是“周时史官教学童书”的《史籀篇》。秦代李斯作《苍颉》七章，赵高作《爰历》六章，胡母敬作《博学》七章，“文字多取《史籀篇》”。汉代合三篇为一，总名为《苍颉篇》，又称“三苍”。“武帝时，司马相如作《凡将篇》，无复字。元帝时，黄门令史游作《急就篇》……至元始中，征天下通小学者以百数，各令记字于庭中，扬雄取其有用者，以作《训纂篇》，顺续《苍颉》，又易《苍颉》中重复之字，凡八十九章。”班固又续扬雄作十三章，凡一百零二章，无复字，至此，“文艺群书所载略备矣”。但后世能见到的最早识字课本是《急就篇》，其余均已亡佚，或仅辑有片简只字。《急就篇》以三、四、七言押韵，只记名物，不涉及伦理道德，深受一般民众及其子弟的欢迎。继起者为南朝梁代周兴嗣所撰《千字文》，全文千字，除一“洁”字外，无一重字，以四言协韵，极富文采。其内容已由仅识名物，扩而至于社会历史、伦理道德。唐代的蒙学教育发展更为完整，包括识字、知识、道德三大内容。这一基本模式一直延续到清代。

第二阶段：宋至清中叶。到了宋代，蒙书趋于完备，又在前代基础上有许多新发展和新特色。首先，蒙学教材由综合性读物向分类专写的方向发展。道德教育、历史故事、典章名物、日用常识，渐有专书。其次，在以识字为主的基础上，伦理道德教育的内容大大加重。尤其是随着宋明理学思想的发展，传播性理学说的内容显著增加。再次，随着农、工、商子弟入学者增加的需要，农工商各业实际知识和实用技艺，以及生活日用常识逐渐充实到蒙学教材中来，各种杂字类蒙书相继涌现，并得到广泛流传。最后，更加注意适应儿童的特点和兴趣，故事性加强，附有精美插图，采用诗歌形式，使蒙学教材更加生动活泼，更能吸引儿童。

这一时期的蒙学教材，就其内容的侧重点来分，大致可有五类。第一，综合性的蒙学教材，以《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等为代表。第二，专门进行伦理道德教育的蒙学教材，以《性理字训》、《小儿语》、《增广昔时贤文》等为代表。第三，历史知识类蒙学教材，有《十七史蒙求》、《叙古千文》、《童训》等。第四，文学性启蒙读物，故事、图画、诗歌类，有《书言故事大全》、《日记故事》、《启蒙故事》、《养蒙图说》、《训蒙诗百首》、《绘图千家诗》、《吕新吾训子词》等。尤其是《神童诗》、《千家诗》、《唐诗三百首》、《日记故事》，流传最广。第五，专讲成语典故、名物制度常识的蒙学教材，有《名物蒙求》、《龙文鞭影》、《幼学琼林》等。此外，还有专门为女童编写的蒙学读物，如《女小儿语》、《女四书》（包括《女诫》、《女论语》、《内训》、《女范捷录》）等，内容多为灌输“三从四德”的封建伦理道德观念，也包括部分女子日常生活常识的内容。

宋以后，蒙童教学日渐定型化。学童8岁以下，先读《三字经》，以习见闻；次读《百家姓》，以便日用；再读《千字文》，以明义理。因为学童年龄尚小，主要以识字为主。待年龄稍长，要读汇集格言、谚语的《增广昔时贤文》和解释词语典故的《幼学琼林》等，前者主要是教导学童怎样立身处世和明白道理，后者主要意在增长各方面的知识，所以有“读了《增广》会说话，读了《幼学》知天下”之说。以上各篇可以说是学童启蒙必读书，在此以外，与上述诸书配套教学的还有《神童诗》、《名贤集》、《小儿语》、《千家诗》以及《唐诗三百首》等，这些可以说是有别于蒙学教材的启蒙读物。

第三阶段：清中叶至民国初年。这一时期已是新式学堂建立，新型教科书编辑的开始，仍有扩充传统蒙学教材出现，如《三千字文》、《万字文》、《千家姓》等；也有改写蒙学教材问世，如章太炎的《重订三字经》。文学性蒙学教材也有所发展，出现了《养正诗歌》、《训蒙诗辑解》、《小学弦歌约选》等有一定影响的读物。

我国儿童教育的发展由原始形态时社会全体成员普遍接受萌芽阶段教育，发展为专门设学立教的学校教育；学校教育又分化出大学教育和小学教育；在官学之外又发展了私学、家学。蒙学教材的出现，不仅反映了全社会对童蒙教育的普遍关注，也让后人看到了历代儿童是如何被熏陶的。虽然这些蒙书毫无疑问地多以孔孟之道贯穿其间，但同时也是中国几千年以儒家思想为主的传统文化精华的通俗化，它集中代表了中国传统文化对儿童的社会期待及其精神塑造，自有其文化史与教育史上的重大价值。这也就是我们探讨作为儿童文化之一的中国儿童文学的生成发展不应回避也无法回避启蒙教育的原因所在。

2．文学性读物：故事、图画与诗歌

如前所述，早期的蒙学教材大都是识字读本。从西周直至隋唐，这类读物几乎是蒙学教育史上单一的主线。宋代综合性的蒙书中，也多寓有识字的目的。自明以后，各种性质和形式的杂字更是不断出现，然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中国传统蒙学教育发展到宋代，进入了这样一个全新的阶段。这突出表现在下述两个方面：一是受教育范围的扩大，一般庶民子弟也多能受到蒙养教育，农、工、商子弟入学人数大为增加。二是启蒙读物从内容到形式都更加丰富和多样，尤其是故事、图画、诗歌这三种最适宜于童蒙的文学性读物，也都出现在这一时期。以“儿童文学的眼光”来看待这一新景观，可以说作为儿童文学的“儿童读者”与“文学读物”这两个最基体的要素最早是在这一时期的童蒙教育中有了不自觉的“结合”的，或者说儿童心灵深处对文学的需求在宋代的启蒙读物中得到了曲折的反映，甚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一时期文学性启蒙读物与儿童读者在教育这一大背景下的结合，成为中国儿童文学发展史上有迹可寻的最初涌动的几处“泉眼”之一。

我们来看这一类的启蒙读物：故事、图画与诗歌。在徐梓、王雪梅编的《中国传统蒙学书目》里共辑有宋代至民国初这一时期内的“故事、图画、诗歌”读物计52种。现摘其有代表性的10余种如下，以窥其貌。

《书言故事大全》12卷，宋代胡继宗辑。

《小学日记切要故事》10卷，元代虞韶撰。

《日记故事》4卷，不著撰者姓名。

《启蒙故事》2本，不著撰者姓名。

《养正图解》2卷，明代焦竑撰。

《训蒙诗百首》1卷，宋代朱熹撰。

《神童诗》，宋代汪洙撰。

《唐宋时贤千家诗选》22卷，宋代刘克庄辑。

《绘图千家诗》，清代王相注。

《续千家诗》，清代寄云山人编。

《唐诗三百首》8卷，清代孙洙辑。

《唐诗三百首续选》，于庆元辑。

《唐诗启蒙》，吴淦辑。

《小学弦歌》8卷，清代李元度辑。

《训蒙诗选》，清代张伯行辑。

《童蒙养正诗选》3集，清代王锡元辑。

《养正诗歌》2集8编，民国尹鹏翼辑。

《训蒙诗辑解》1卷，民国张元勋撰。

……

此外，徐梓、王雪梅还编有一本《蒙学歌诗》，收以歌诗为形式、流传较广的蒙学教材26种，除前文已提到的《神童诗》外，其余25种是：南宋陈淳的《经学启蒙》、《小学诗礼》，方逢辰的《名物蒙求》；元代陈栎的《历代蒙求》和王芮的《历代蒙求》；明代吕得胜的《小儿语》、《女小儿语》，吕坤的《续小儿语》，方孝孺的《幼仪杂箴》，司守谦的《训蒙骈句》和李延机的《五言鉴》；清代周保璋的《节增三字经》，刘曾??的《演三字经》，天谷老人的《小儿语补》，李惺的《老学究语》，管淓的《家常语》，罗泽南的《小学韵语》，万斛泉的《童蒙须知韵语》，刘沅的《蒙训》，胡□的《蒙养诗教》，谢泰阶的《小学诗》，车万育的《声律启蒙》，鲍东里的《历代国号总括歌》以及佚名的《四字经》。

由上述的目录所见，以“故事、图画、诗歌”为标志的文学性启蒙读物，自宋代以降，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在这些蒙书中，又尤以《小儿语》、《续小儿语》、《神童诗》、《千家诗》、《日记故事》、《唐诗三百首》等影响最大，流传最广。

《小儿语》与《续小儿语》。借用歌谣的形式为儿童作蒙学课本并取得成功的当推吕得胜、吕坤父子。吕氏父子刻意仿效儿童口语，尽力去文就俗，如“一切言动，都要安详，十差九错，只为慌张”等，确实通俗浅明，易诵易晓，所以儿童读起来，“如说话，莫不鼓掌跃诵之，虽妇人女子，亦乐闻而笑，最多感发”。此外，吕得胜还编有专供女童读的《女小儿语》，吕坤则收集儿童歌谣编成了我国历史上第一本民间儿歌集《演小儿语》。除了这四部小儿语外，吕坤还有《好人歌》、《训子词》也属这一类。吕氏父子的上述作品，在当时流传极广，人们称它们“无一字不近人情，无一字不合正理，其言似浅，其意实深。”“训蒙之切要，无有过于此者”。《神童诗》，相传出自北宋末的汪洙之手。汪洙字德温，鄞县人，元符三年进士。有记载说他八九岁即善于作诗为赋，自称神童，后世将他的诗作汇为一集，题名为《汪神童诗》。全诗共34首，包括劝学、得第、为官以及四季景物、节日礼仪等内容，全部选用五言绝句，诗味浓郁，音韵和谐，琅琅上口，易诵易记。但显然不全为汪洙所作，其中“登山”和“对菊”两首是李白的作品，原题分别是“九日龙山饮”和“九月十日即事”；“帝都（二）”则是南朝末代皇帝陈叔宝所作。《神童诗》在旧时村塾中流传很广，它以诗歌形式，对儿童进行品德、知识教育，又是儿童习作诗歌的范本，但由于它以高官显贵引诱儿童向学，也被认为不合养正之义，多有非议。

《千家诗》选录全为唐、宋近体诗（律诗和绝句），尤以宋诗为多。按诗歌题材和内容的特点，分成14个门类：时令、节候、气候、昼夜、百花、竹林、天文、地理、宫室、器用、音乐、禽兽、昆虫、人品，共22卷。传至明清间，又出现了仅选录十家诗人的《千家诗》。所选诗作大都有较强的知识性，且具品德教育和性情陶冶的意义，因而流传很广，为明清使用最广泛的四种蒙学教材之一。

《日记故事》的内容多为启发儿童智慧的生活小故事，如“曹冲称象”、“灌水浮球”等，所述均为儿童自身之事，又文字浅显，“所带的成人的成份并不浓厚，也不怎样趋重于教训。故相当的近于儿童的兴趣”。因而，在五四以后，这些故事仍被列入小学教科书中。在《日记故事》的版本中，还出现了用插图来说明故事的情形。以明代嘉靖（公元1522年）的《日记故事》插图本为例，“可说是世界上第一本有插图的儿童书籍”，比捷克教育家杨·夸美纽斯（1592—1670）编写的儿童插图读物《世界图解》（1658）还要早一个多世纪。《唐诗三百首》，共选唐诗310首，按古诗、乐府、律诗、绝句的体裁分类。孙洙在《自序》中阐明他的编辑宗旨：“世俗儿童就学，即授《千家诗》，取其易于成诵，故流传不废。但其诗随手掇拾，工拙莫辨，且止五七律绝二体，而唐宋人又杂出其间，殊乖体制。因专就唐诗中脍炙人口之作，择其尤要者，每体得数十首，共三百余首，录成一编，为家塾课本。俾童而习之，白首亦莫能废，较《千家诗》不胜远耶？”可见，《唐诗三百首》旨在补《千家诗》之不足。事实上，所选之诗也确为唐诗中之优秀名篇，又较浅显，易为儿童接受。

上述举例，仅从书名上，就可以明白它的文学特色。徐梓、王雪梅所列的52种书目，就属于这一类。除此之外，还有不少不能从书名上来判断的，如明代萧汉冲的《龙文鞭影》和清代程允升的《幼学琼林》等。《幼学琼林》的材料大多来自经、史、子、集，但其中就杂有不少神话传说、童话和寓言。《龙文鞭影》前名《蒙养故事》，杨臣诤在《重校龙文鞭影》序文中说：

……蒙养故事，明中楚萧汉冲先生为加惠幼学而作，取古事之相类者，摘而成偶，又各谐之以韵，聪慧者曰可数十事，迟钝者亦曰可数事，不似殽杂无伦者难可强记也。

据此，可以说《龙文鞭影》是专为儿童而作的文学故事。但由于文字过分简括，在四字一句的组文中，就是一则故事，两句对偶叶韵，就是两个故事。《龙文鞭影》初集和二集共计2038句，2026个故事。因而，每一个故事的内容必须有饱学的蒙师为儿童讲述后，才能理解。在李晖吉所编《龙文鞭影》二集中，则有更多的故事采自《搜神记》、《葛仙列传》、《世说新语》、《玄怪录》、《异苑》等书。如“唾盘成鲤、喷饭为蜂”、“咒杯柳融”、“女遗螺壳、生寄鹅笼”等，又都采自民间童话。

文学性启蒙读物的另一种情形，是蒙馆和私塾经常在正规的启蒙教材之外，取用些易于诵读的优秀古诗文来作蒙书。如宋代以后就出现了为初学者选编的古文文选，这类选本大多并非为儿童启蒙而编，但启蒙先生确实取用过。像宋代朱熹编的《古文传灯》，明代刘安编的《古今诗文资蒙》，茅坤编的《唐宋八大家文抄》，清代温承惠编的《塾课古文汇选》、张行兰撰的《塾课发蒙》以及吴楚材、吴调侯编的《古文观止》等，都是较有影响和经常被取用的选本。以今天的眼光，将这些选本用作童蒙读物，即是将古典文学中的优秀作品普及给儿童，而这一普及，又是以合乎儿童的接受特点为前提的。

一切都是应运而生。为了使儿童的认字不至于太简单枯燥，识字的成果得到巩固，并为初步的阅读作准备，古人成功地编创了诸如《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之类的读物。这类读物的一个共同的特点是句短谐音，读起来琅琅上口，极富情趣，因而便于记诵，颇适合于儿童。对此，古人是有明确认识的，从《弟子规》的作者直到近代的章太炎，几乎所有的蒙学教育家都无一例外地认为“韵语是训蒙的最好形式。”宋代以降，以“故事、图画、诗歌”为标志的文学性启蒙读物的出现，可以看作是这一“文学”形式的必然发展，其最根本的动因，在于它合儿童的诵读，易于记忆。但文学性启蒙读物毕竟不同于一般的韵文识字课本。故事类读物可以满足儿童爱听故事的天性；图画类读物更给儿童以直观的形象感受；诗歌类读物无疑在给儿童节奏、韵律的陶冶时，还有美感享受。而事实中的文学性启蒙读物又往往是故事、图画、诗歌“三位一体”，互相补充与表达。据《幼学启蒙图书集成》所收10种传统蒙书看，都有图画。《百家姓》、《三字经》、《日用杂字》、《弟子规》是在书前印有插图，而《千字文》、《朱子治家格言》、《四字鉴略》、《千家诗》、《龙文鞭影》、《幼学琼林》等则是文图参半，与现在的连环画极为类似。可见启蒙读物越到后来越借重于“文学形式”的综合运用，寓教于乐。这对那个时代的儿童来说，无疑是一种福音，他们有了一份比较合口的精神食粮。

3．中国儿童文学不可能从传统启蒙读物中产生

综上所述，传统的蒙学教材多用韵语、歌诗乃至图画等“文学的形式”编写而成，但这些并不就是儿童文学作品。这些官府钦定的读物，说到底还只是以识字、修身为目的，核心内容是向儿童灌输儒家的价值观念，为着养成忠厚稳重贤德的“小大人”。虽然这些文学性读物的出现也是顾及儿童心理和接受能力的产物，但还说不上具有今天的“儿童文学”的意义，因为“文学的形式”在这里并没有独立的价值，只是作为一种手段，因而文学性启蒙读物的供给并非“娱情”，而是“传道”。并且这类读物在整个蒙学教材中还占极少的比重，“并且，它们用作教材，仅仅起一种辅助的作用，是歌诗和韵对这种主导型教材的补充，其性质近似于现在的课外读物。”正如鲁兵所说的：

人们为儿童编写政治的和知识的读物时，也往往考虑到儿童的特点，运用了文学的形式，但是我们终究不能“只认衣衫不认人”，如果这些读物没有具备文学所不可缺少的艺术形象，根本不是文学，当然就说不上是儿童文学，如《三字经》、《千字文》、《小儿语》。

即使在文学读物中，也不完全是儿童文学。为儿童创作的也好，为儿童编选的也好，它们是文学作品。但是如果并不符合儿童的特点，也还不是儿童文学，如《千家诗》。适当编选一些文学名著给儿童读读，这是必要的。不过选给儿童读的作品和儿童文学作品到底是两码事。

启蒙读物从表面上看是适应启蒙教育的需要为儿童编写的课本，但本质上体现了该时代的社会理想以及人才观。封建时代教育的目的在于“化民成俗”，使受教育者养成良好的道德习惯，自觉地接受儒家的伦理规范并体现在日常生活之中，以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因而，封建教育的任务，不在于创新，培养果敢有谋的才智之士，而是为着守成培养忠厚稳重的贤德之民，或者干脆说是顺民和奴才。这就决定了启蒙读物的“载道”内容与“教化”品格。如吕得胜、吕坤父子刻意“模仿儿语，如其俚俗，又谐以声韵”的《小儿语》和《续小儿语》，其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要使儿童在欢呼戏笑之间，学得所谓的义理身心之学。如何达到这一目的，吕坤在《社学要略》里有一段话说得很明白：

每日遇童子倦怠懒散之时，歌诗一章。择古今极浅、极切、极痛快、极感发、极关系者，集为一书，令人歌咏，与之讲说，责之体认。古诗如《陟岵》、《蓼莪》、《凯风》（以上父母），《常棣》、《小明》、《秋杜》（以上兄弟），《江汉》、《出其东门》（以上男女），《鸡鸣》、《雄雉》（以上夫妇），《燕燕》（嫡妾），《伐木》（朋友），《芄兰》（童子），《葛藟》（民穷），《相鼠》、《伐檀》（训义），《采苓》、《青蝇》（戒谗）、《蟋蟀》、《瓠叶》（示俭）、《采□》（重祀）、《白驹》（悦贤）。至于汉魏以来乐府古诗，近世教民俗语，凡切于纲常伦理、道义身心者，日讲一章。其新声艳语，但有习学者，访知重责。

据此可见，诗篇进入蒙书的途径及其被选择标准。同样，用诗歌形式写成的《弟子规》、《小学诗礼》、《幼仪杂箴》、《蒙养诗教》以及《小学诗》等，其内容也无外乎入孝出悌，尊师敬长一类，目的是为了规范儿童的行为举止，要求他们接受孺家孝悌仁义那一套，即使像《神童诗》、《千家诗》这类启蒙读物，就其本质而言，也“没有一部不是彻头彻尾地提倡着‘顺民教育’的”。伦理教化内容的突出，不仅妨碍了儿童创造性思维的形成和发展，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又削弱了“文学”这一有效“形式”可能有的影响力；而且，“文学的形式”受到这一内容的钳制，无法获得发展的机会并养成自己的独立的艺术品格，使得启蒙读物“往往地成了符咒式的韵语，除了注入些‘方块字’的形象外，大都是使他们茫然不知所谓的”。中国的儿童文学也因此失去了从启蒙读物中萌生的土壤与条件。

启蒙教育（与今天的儿童文学一样）是以“儿童”作为特定对象的教育活动，必须考虑到儿童的心理及其成长特点，采取儿童乐于接受的教育方式。启蒙读物由单纯的韵文识字课本，发展到后来的识字、知识、道德三者并重的基本模式，并借助于故事、图画、诗歌等“文学的形式”来推动之，正是教育者不断适应儿童心理与接受特点的必然产物。在这一不断适应的过程中，古代的教育家们以其自身实践的体会，对启蒙读物的编著提出了宝贵的意见，其中也不乏有关注儿童精神需求的真知灼见。比如，春秋时期的孔子（公元前551—前479），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创办“私学”的教育家，他就提出了“启发诱导，因材施教”的教学原则和方法。战国时的孟子（公元前372—前289）反对“拔苗助长”，提倡良好的教育应是“有如时雨之化者”，即应像及时雨育化万物和滋润草木一样，既合乎需要，又能促其成长。他的学生乐正克在《学记》这部我国古代第一部教育学专著里还阐发了启发诱导（即“善喻”）和因材施教的教学原则。南北朝时期，颜之推（513—590）在著名的《颜氏家训·教子篇》中提出了一整套早期教育观点，主张教育子女要从小着手，因为“人生幼小，精神专制。长成以后，思虑散逸。固须早教，勿失机也”。北宋著名的教育家胡瑗（993—1059）还曾根据学生的兴趣，进行分类教学，其中就有“好文艺者”这一类。宋代大教育家朱熹（1130—1200）也要求教育者要适应儿童生理、心理的发展来施行教育，指出“小学”与“大学”“之所以不同，特以少长所习之异宜，而有高下、深浅、先后、缓急之殊”。尤其是明代理学家、教育家王守仁（1472—1528）更从儿童心理学的角度，提出了“童子宜歌诗习礼”的主张。他说：

大抵童子之情，乐嬉游而惮拘检，如草木之始萌芽，舒畅之则条达，摧挠之则衰痿。今教童子，必使其趋向鼓舞，中心喜悦，则其进自不能已。故凡诱之歌诗者，非但发其志意而已，亦所以泄其跳号于歌诗，宣其幽抑结滞于音节也。异之习礼者，非但肃其成仪而已，亦所以周旋揖让，而动**其血脉，拜起屈伸，而固束其筋骸也。讽之读书者，非但开其知觉而已，亦所以沉潜反复而存其心，抑扬讽诵以宣其志也。

歌诗、习礼和读书的目的，不仅在于发其志意，肃其成仪和开其知觉，而且在于通过这些途径，使儿童的天性得以尽情的表现。这里，儿童的身心特征最大限度地被强调，并且肯定了“歌诗”这类文学读物对养成儿童健全的志趣和意向中的积极作用。这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最早从儿童心理健康成长的角度肯定了文学读物的价值，这也无疑给宋代以降出现的以“故事、图画、诗歌”为代表的文学性读物以理论上的支持与倡导。到了清代，王筠（1837—1909）还特别强调了“儿童是人，不是狗”。从王守仁和王筠这里，我们已经看到现代进步儿童观所包含的“把儿童当儿童看”和“把儿童当人看”这样两个最基本的内容已开始孕育了。可以这样说，一场关于儿童观的变革已在明清的教育实践中悄然拉开了帷幕。

然而，这一进步的儿童观与传统的儿童观相比，它只是那个黑暗的世界里的一点点火花，虽然它很重要，却又微不足道，它还无力使供给儿童的读物有一个大的转折，走上文学之路。事实上，理想化的思想与具体的实施法之间仍有一段很长的距离。比如朱熹，对蒙学教育有不少好的见解，但他编了那么多蒙学书，几乎没有一部是成功的。所有这一切就说明即使人们对于儿童与童蒙教育有正确的理解，其在实践中的意义也是非常有限的。从总体上看，传统的启蒙教育不论从教材的编写还是具体的教育方式，都不是以理解、尊重儿童的心理特点、精神个性与人格独立为出发点的。可以说，“在旧式的科举制度不曾改革以前，中国的儿童教育简直是谈不上的。假如说是有‘教育’的话，不过是：注入式的教育，顺民或忠臣孝子的教育而已”；“根本蔑视有所谓儿童时代，有所谓适合于儿童时代的特殊教育”；“把‘成人’所应知道的东西，全都在这个儿童时代具体而微地给了他们了”。在这样一个儿童不被承认，不被理解的时代，虽然有不少用“文学形式”编写的启蒙读物，但真正为儿童的文学也仍然不会发生。中国儿童文学的发生只有在彻底地改革了旧的儿童观与儿童教育之后。

二　儿童占为己有的古典文学作品

古典文学作品与儿童及儿童文学的关系，在上一节里已有所触及。用作启蒙教材的诗歌或文选，就是古典文学普及于儿童的一种方式，这一方式从整体上来说，作为受教育者的儿童对于文学的接受是被动的，并且文学仅仅被认作一种有效的“启蒙形式”或教育的一种手段。这一节里的古典文学作品的范围主要是讲儿童在启蒙读物之外，自己对文学的选择——将成人的文学作品占为己有。这样的例证在中外儿童文学发展史上俯拾即是，可说是史前期儿童接受文学的一种自发的带有规律性的普遍现象。

在世界儿童文学的发展史上，最能说明这种现象的两个例子是18世纪英国笛福（1660～1731）的《鲁滨孙漂流记》（1719）和斯威夫特（1667～1745）的《格列佛游记》（1726）。法国著名文学家罗贝尔·埃斯卡尔皮（1918—）在他的《文学社会学》里有一段文字这样写道：

这两本书（指《格列佛游记》和笛福的《鲁滨孙漂流记》——引者注）中的第一本书最初是对一种哲学进行辛辣的讽刺，这种哲学是那么忧郁，可以让保罗·萨特也相形见绌，屈居《玫瑰色的书柜》中的乐观主义立场。第二本书是鼓吹（有时是非常令人生厌地鼓吹）当时正在兴起的殖民主义的功德的。然而，这两本书的现在的情况怎样呢？它们是如何获得一种与作者本意相背离的成功的？这就是通过进入儿童文学领域！现在，它们成了赠送儿童的礼品。笛福对此感到高兴，斯威夫特却对此大发雷霆，但他们有一点是共同的，即都对此感到大吃一惊。世上没有比这更不了解他们的意念的了。

是的，谁都想像不到笛福和斯威夫特这两个表面上显得悲观和孤僻、从未想过要为孩子写作的怪老头，会成为儿童文学的鼻祖。不论在笛福的眼里，还是用18世纪清教徒的眼光，鲁滨孙是受到上天惩罚的少年，因为他不听父母的话，私自跑去当水手。可孩子们不理会这些说教，在他们的心中，鲁滨孙是英雄，他所遭遇的一切都是上天赏给勇士的一种考验，从而从心里生出对鲁滨孙的崇拜。成人在知道儿童的阅读倾向后，就像剪花木败枝枯叶那样，将其中啰嗦、呆板的教训文字一一删除，只留下孩子们喜爱的部分，另外出版给儿童的《鲁滨孙漂流记》。其中艾·米迪温特的缩写本最为风行，连笛福自己也去买了这个缩写本的股票。这部并非为儿童的创作，自1719年出版以来，一直作为儿童文学读物而流行于全球，并且成为冒险故事的典范之作。至于《格列佛游记》，孩子们勇敢地撇开书中的政论，也不去探究荒诞情景内包蕴的现实内容，却只喜欢斯威夫特式的幻想，沉迷于快乐的梦幻般的世界里，有时变成小矮人，有时长成巨人……成人看到孩子这一快乐的阅读体会，索性将《小人国与大人国》节选出来，专门为孩子们出版。1805年还出版了专为儿童改编的《格列佛游记》。这两本改写后的儿童读物成为两个世纪以来最畅销的“儿童文学读物”。

同样的情形在中国发生得更早，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16世纪的《西游记》和18世纪的《聊斋志异》。这两部古典文学名著是怎样被儿童占为己有的？它有哪些特殊的魅力？它与中国儿童文学的关系又如何？这些正是这一节所要回答的。

1．吴承恩与《西游记》

吴承恩，字汝忠，号射阳山人，淮安山阳（今江苏淮安）人。童年时代的吴承恩酷爱志怪传奇小说，在《禹鼎志序》里，他有这样的自述：

余幼年即好奇闻，在童子社学时，每偷市中野言稗史，俱为文师诃奇，私求隐处读之。比长，好益甚，闻益奇，迨于既壮，旁求曲致，几贮满胸中矣。……尝爱唐人如牛奇章、段柯古所著传记，莫不模写物情，每欲作一书对之。

可见，吴承恩自幼就是志怪传奇的偏爱者。这里提到的“牛奇章、段柯古”两位，即是唐代很有影响的志怪作者。牛奇章即牛增孺，有传奇集《玄怪录》10卷（今存仅引篇），所录多怪异之事，尤其擅长以物性模拟人性。段柯古即段成式，《酉阳杂俎》的作者。该书集博物、志怪、传奇于一炉，其中《诺皋记》和《支诺皋》两部分，记述有古今中外许多怪异神奇的传说故事。如《叶限》（灰姑娘型童话）、《旁□》（两兄弟型童话）等篇，被认为是我国古代短篇童话的一个高峰。吴承恩深爱着这两位古人之作，“每欲作一书对之”，可见其很早就有创作《西游记》这类作品的冲动了。

《西游记》故事原型取自唐太宗时年轻僧人玄奘只身赴印度取得佛经的真实事件。由这件事演化而来的唐僧取经的故事，自唐太宗以来，在民间广为传布，后又经民间艺人的加工与文人的再创作，有了话本《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南宋）和《西游记平话》（元代），杂剧《唐三藏西天取经》（元代吴昌龄著）和《西游记杂剧》（元末民初杨讷著）。在长期的发展中，故事越来越丰富动人。吴承恩在这一基础上创作的《西游记》，不仅成为取经故事的集大成者，而且，自它问世时起，就被孩子们占为己有，几个世纪以来一直被孩子们牢固地放在了自己的书架上。

按照传统的说法，《西游记》是神魔小说。小说在丰富的幻想情节中寄寓深刻的现实内容，通过象征手法，揭露和批判封建社会的黑暗腐败和统治阶级的昏庸残暴，曲折地表现出劳动人民反抗统治者和战胜邪恶势力的斗争精神以及征服自然的理想品格。书中着重描写的孙悟空形象，则体现了为民除害、不畏强暴、勇于斗争、足智多谋的民族精神。然而孩子们不理解也不接受这种“正面”的解释，他们会瞪大眼睛，觉得大人们有时变得让他们无法理解，因为在孩子们的心目中，《西游记》就是非常好玩的唐僧取经的故事。孙悟空就是孙悟空，他是猴子，又是人，还是神；他本领高强，会七十二变，一个筋斗就十万八千里；他还有一根威力无比的如意金箍棒和一双识破一切诡计的火眼金睛；他天不怕、地不怕，敢闹天宫、闯龙宫、入地府、斗妖魔，是个了不起的英雄。孩子们就喜欢这个好动、好胜、好奇、好斗、机警、勇敢又有正义感的美猴王，觉得他就是自己中的一员，有着和自己一样的活泼、顽皮、机灵、纯真与充满活力。

《西游记》全书共一百回。前七回写孙悟空出世及其大闹天宫；第八回到第十二回，写唐僧出世及取经的缘起；第十三回到第一百回，写唐僧师徒西天取经的艰辛历程。可孩子们在阅读时，会自然略掉那些情节进展缓慢的地方和那些带有教训性的文字，而用跳读的方式只看他们有兴趣的诸如“大闹天宫”、“三打白骨精”之类的故事性强的部分。假如用封建正统的眼光看，孙悟空头上的紧箍咒就是对他不服管教的惩罚，是使其驯化、听话、没有自己思想的手段。而在孩子们眼中，觉得这紧箍咒很好玩，它使故事悬念迭起，扣人心弦，充满冒险经历。其实孩子们最感兴趣的也主要是全书的一、三两个部分，一部《西游记》就是一部孙悟空历险记。随着故事情节的展开，孩子们也不知不觉地走入作品中的天地，和孙悟空等人物一起经历了一次次惊心动魄的“冒险”。作者设计了取经途中的九九八十一难，在孙悟空面前每时每刻都有新的挑战与冒险在等待着他。这种层出不穷，无法预料的险难，对儿童最有吸引力，促使他不得不一直看下去，直到全书结束。

《西游记》全书还洋溢着浓厚的儿童情趣。这主要来源于孙悟空和猪八戒这两个人物的奇特造型与“顽童”性格的幽默谐谑。“从童话的角度看，《西游记》不仅充满幽默谐谑，还在于这种幽默谐谑接近儿童的欣赏力。作品中一些主要人物性格上都带有少年儿童的特点，作品中的喜剧性矛盾常常是由这些富有儿童特点的性格的碰撞所引起，因而有一种儿童化的特点。”如孙悟空的机灵、顽皮、勇敢与正义，猪八戒的痴呆、懒惰、馋嘴与撒谎等，都是极具儿童化的。尤其两人在一起时，精明的孙悟空和蠢笨的猪八戒间就会闹出令人捧腹的可爱的故事，使作品充满着游戏性、幽默感和喜剧风味，在紧张惊险的打斗之余，又横生出许多妙趣，给儿童以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西游记》征服儿童的地方是举不胜举的。比如到处都有的神奇怪诞的幻境与无处不在的魔法等等，都是儿童醉心向往的，但最主要的原因还是上述所讲的人物、故事与儿童情趣三个方面。虽然吴承恩没有意识到要为儿童写作，作品中也有不少不合儿童阅读与接受的地方，但因为这三个方面的原因，孩子们一接触它，就被一股魔力所吸引。也许孩子们一时还说不清楚究竟作品中哪些地方深深抓住了他，然而，喜欢就是喜欢，无需作多余的解释。但这一事实却给后人以久远的启示，不仅看到了儿童精神上有文学的需求以及“其泽惠童稚”的价值，而且渐渐认识到“七十二变的神通，永远战斗的勇敢，机智灵活，翻江搅海，踢天打仙，幽默乐观和开朗的孙猴子已成为充满民族特性的独创形象，它是中国儿童文学的永恒典范，将来很可能要在世界儿童文学里散发出重要影响”。

2．蒲松龄与《聊斋志异》

蒲松龄（1640—1715），字留仙，别号柳泉居士，清初山东淄川（今淄博市）人。年幼时是蒲家四兄弟中学业最突出的。19岁那年，就一连通过了县、州、府三级考试，并且每次都是第一名，不想在此后的举人考试中，屡试不中，最终自断了科举仕进的念头，一直在家乡当了30多年的私塾先生。他热爱教书这一职业，对儿童生活十分熟悉，在他的《绰然堂会食赋》里，就极富情趣地描写了他教的一群学生争吃的场面。说他们“连口直吞，双眼斜瞪，脍如卷而下咽，噎类鹅而伸颈”，很是生动、具体。即使在他谈狐说鬼的“孤愤之书”《聊斋志异》里，蒲松龄也塑造了一群活泼、可爱、聪慧而又勇敢的儿童形象。

《聊斋志异》初稿完成，大约在蒲松龄40岁时，以后长期增补修订，直到暮年才完成，全书近500篇，就其题材与内容看，主要采用民间和文人中流传的各种传说再创作而成。也许与他30年的教书生涯相关，其中许多篇什写到儿童的生活，对儿童心理与语言的模写也相当出色。譬如，爱游戏的宫梦弼和柳和把地下的砖掘起来，埋上石子，当作藏金（《宫梦弼》）；贪玩的花姑子用“薥心（高粱秆的瓤）插紫姑”、“眉目袍服，制甚精工”，因为玩这个，连酒沸了也没注意，受到父亲的呵责；再如狐女小翠，用布制成布球，穿上小皮靴踢着玩，她还会自己带上假胡子，扮成大官，出出进进，连家里人都以假为真了（《小翠》）；更有智勇双全的贾儿，为了替母亲报仇，杀死害他母亲的狐狸，天天在家里磨菜刀。在没有成功后，他又心生一计，求他父亲给他买一条狐尾，拴在身后，这样就骗取了狐狸的信任，从而有机会在酒中放毒，毒死了狐狸，报了仇。就这样一个“金刚怒目”式的人物，他的一切行为又都是孩子式的。他毕竟才10岁，因而当人们阻止他复仇时，他就“滚地作娇啼”；当他父亲不肯给买狐尾时，他就“牵父衣娇聒之”（《贾儿》）；尤其是蒲松龄根据自己儿时看戏法的经历写成的《偷桃》，更是“写景则如在目前，叙事则节次分明，铺排安放，变化不测”，充满儿童情趣。也许正是作品中模写了大量儿童的形象，才使孩子们感到亲切与乐于接受。

《聊斋志异》吸引儿童的地方，还在于它的神奇性。大部分故事是以幻想的仙鬼狐魅为主人公的。这些仙鬼狐魅又兼具人性与神通，变化万端，又随意介入人类的世界，上演了一个个曲折美丽的动人故事。由于蒲松龄深谙人情，他生花妙笔下的狐鬼又“多具人情、和易可亲”；“出于幻域，顿入人间”，“读者耳目，为之一新”。作者曾自述成书的经过道：“人非干宝，雅爱搜神；情类黄州，喜人谈鬼。闻则命笔遂以成编。久之，四方同人，又以邮筒相寄，因而物以好聚，所积益夥。甚者：人非化外，事或奇于断发之乡；睫在眼前，怪有过于飞头之国。”可见，《聊斋志异》是在广搜奇闻异事的基础上创作而成的。至于为什么要写作这样一部书，蒲松龄表白说：“集腋为裘，妄续幽明之录；浮云载笔，仅成孤愤之书。寄托如此，亦足悲矣！”“幽明之录”指的是南北朝时一部名为《幽明录》的志怪小说。作者的“孤愤”不论是当时还是今天的孩子们，一定都不会理解了，也不曾想过要去理解，但寄托“孤愤”的人仙狐鬼的荒诞离奇的故事却被孩子们接受了过来成为自己的故事。或者说，在儿童的阅读中，故事的形式与它所承载的寓意发生了背离，光怪陆离、充满神秘色彩的世界，紧紧抓住了儿童的好奇心，被儿童占为己有了。

《聊斋志异》的儿童性与神奇性，这两个主要的因素，使得它一经问世，就走进了儿童心中。清道光年间但明伦为《聊斋》作序时说到：“忆髫龄时，自塾归，得《聊斋志异》读之，不忍释手。”段□也在《序》中说道：“留仙志异一书，脍炙人口久矣，余自髫龄迄今，身之所经，无论名会之区，即僻陬十室，靡不家置一册。”他们都提到《聊斋志异》是童年时代就读的书籍，课余的珍爱读物。另外，鲍廷博为《聊斋志异》题辞道：“剪灯试与儿女说，老妻掩耳儿咋舌。”在灯下为孩子讲述聊斋故事，引得他们聆听咋舌惊叹不已，此情此景正是《聊斋志异》在那个时代的少年儿童中流传的动人镜头。

孩子们从来就是《聊斋志异》的忠实读者，也永远是，因为每个时代的孩子对故事、对文学的需求都是相通的。当代古典小说的研究者李长之先生的自白更证明了《聊斋》在孩子们心中永存的魅力。他说：

我还记得在我八九岁的时候，有一个一块和我玩的小朋友姓韩，小名是三毛，他母亲是靠自学识了字，并能读书的，就常和我们讲《聊斋》。每逢夏天，在树阴凉里就谈起来，我们听得是那样入神，会把任何热闹的游戏也放弃了的。《陆判》的故事，就是那时听的，到现在印象还很深。当然，《陆判》还不能说是好的儿童文学，甚而不是儿童文学，那是因为那位韩伯母还不会加以鉴别的原故。然而已足以说明《聊斋》对儿童的吸引力了。

适合儿童心理，儿童又爱听，这样的作品就是儿童文学。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中就包含有很多这样的儿童文学性作品。这类作品，大致可以分为五类：（一）魔法类，如《偷桃》、《劳山道士》、《小猎犬》等。（二）拟人类，如《蛇人》、《黑禽》、《象》等。（三）神仙类，如《雹神》、《陆判》、《苏仙》等。（四）精灵类，如《画皮》、《八大王》、《竹青》等。（五）异人异国类，如《罗刹海市》、《促织》、《莲花公主》等。这五类作品大约有40余篇，用今天的眼光来看，都是很不错的童话作品，并且可以认为它代表了中国古代短篇童话的最高水平。

在专为儿童生产的文学还未出现以前，类似《西游记》、《聊斋志异》被孩子们占为己有的情形，同样不同程度地发生在诸如《三国演义》、《封神演义》、《说岳全传》、《济公传》、《镜花缘》等一大批古代文学名著上。令人惊奇的是这类作品都具有下述三个方面的主要特征：

（一）都是在长期流传的民间文学的基础上再创作而成的，在成书前就有深厚的民众（包括儿童）基础。

（二）基本上都属于热闹型的通俗性读物，可读性强，还便于讲述。

（三）题材方面，都未出志怪、传奇这一类。其源头都可以溯归于远古的神话与传说，而这类文学自古以来就是孩子们精神的天然食粮。

反过来，若以此为标准来对古代的文学状况再作一番搜理，也会发现情形大概如此，并且可以确信，在专为儿童生产的儿童文学作为一个独立的文学部门诞生以前，已经出现了被儿童主动地选为己有的儿童文学作品。这类儿童文学作品的大量积聚必然会在一定的时期形成引人注目的独特文学现象，不仅为儿童文学的自觉作了社会舆论上的准备，更直接从文学上（题材与表现手法等）奠定了必不可少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