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高士其评传》写了五个年头，终于在出版社的不断催促下，匆匆结稿了，有一种完成任务后的轻松。其实我哪有资格为高士其作传呢？高士其太伟大了！他是人民科学家、科学文艺家、儿童文学家，我仰慕高士其，崇拜高士其，却没有想过要写高士其！

我写高士其是不得已而为之。早在1996年，当我的导师蒋风先生让我在出版社开列的一大串中国著名儿童文学作家名录中选取一位作家为其写评传时，我心里一闪而过的就是高士其，因为那时我工作的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刚刚出齐了一套四卷本的《高士其全集》，并且就在不久前获得了国家图书奖，我以为有这套全集对写作一定很有利，但最终也就是念头一闪而过而已——我只是个儿童文学爱好者，是个儿童文学的小学生，哪里有资格为像高士其这样的文学大师们写评传呢？我非常感谢导师的抬爱，诚恳地谢绝了。没有想到的是，大约一年后，1997年初，就在我把写评传的事忘得一干二净时，蒋风老师又打来电话，要求我接下《陈伯吹评传》的写作任务，出版社的领导也在电话中相托。我被这种抬爱与信任打动了，接受了任务，从此开始了三年紧张而吃力的写作。待到该书出版后的2002年，我才从知情人那里得知，在我之前已经有好几位专家学者答应了《陈伯吹评传》的写作后来又都放弃了。此时我才知道我当时是冒了多大的风险，又是多么的不自量力，被导师的抬爱与出版社的信任冲昏了头脑，要是当时知道实情，是断然不敢接受这件“吃力又不讨好”的苦差事的。

可这次写作《高士其评传》不同，我是在已经知道没有人愿意写（或没有时间写或不屑写）的情况下，由浦漫汀老师推荐，我主动接受的。不是我对自己有信心，而是我想向评传的策划者和出版者尽我所能地表达一份由衷的尊敬与微弱的支持。他们以远大的眼光策划了这样一套有着深远意义的出版选题却未得到应有的积极响应，同样从事少儿出版的我为他们的遭遇感到悲哀不平。而一套中国著名儿童文学作家评传丛书中不能没有高士其。没有高士其的中国儿童文学是不完整的，没有高士其的中国儿童文学就缺乏一种科学的精神，而这种科学精神也正是现在中国的儿童文学最缺乏与最需要的！中国儿童文学最缺少也最需要的就是像高士其这样的科学文艺作家。而科学精神还只是高士其精神的重要一翼，在高士其身上还有很多优秀的性格与品质值得今天的文学工作者学习。高士其的亲密战友马宁同志曾准确地将高士其的性格归纳为三大精神：为人民服务的奉献精神、永不气馁的奋进精神和面向未来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这是我们千秋万代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贵财富。

高士其是位永垂不朽的人！但大多数人知道高士其，主要是基于两个原因：一是高士其是一位身残志不残的科学家，以残疾之躯与疾病搏斗了半个多世纪，其生命力是多么顽强！二是高士其是一位科普作家，他从23岁写到83岁，坚持科普创作60年，写了数百万字的作品，其创作成就连健康的人也难以企及。在此之外，很少有人知道高士其还是一位坚强的革命斗士、坚定的共产党人和追求民主与民族解放的人民诗人。今天是应该还高士其一个丰富多彩的立体人生的时候了，是应该学习并弘扬“高士其精神”的时候了。所谓高士其精神，其核心就是高士其用其人生谱写的生命之歌：相信科学、追求民主、与时俱进、为国为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也是一个共产党人的优秀品质，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的优秀品质，所以，周培源称誉高士其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楷模”，中央组织部授予高士其“中华民族英雄”的光荣称号，国际小行星命名委员会同意将一颗由中国发现的小行星命名为“高士其星”，还有很多用高士其的名字来命名的诸如“高士其科普奖”、“高士其科普小学”、“高士其中队”等。所有这些都表达了人们对高士其的怀念和对“高士其精神”的赞颂。

高士其首先是一位科学家，其次才是一位科普作家，而且是热心为大众为孩子写作的科普作家。“把科学交给大众”、“把科学交给孩子”是高士其科普创作的出发点与落脚点。而科学的海洋是无边无际的，高士其最关注的是与大众与孩子关系最密切的自然科学——人类生活家园的大自然和与危及人类健康生命的细菌世界。高士其堪称现在中国以文学的笔触描写细菌生活的第一人，堪称现代中国从人与自然关系的角度科学地描写大自然生态的第一人，其代表作分别为《菌儿自传》和《我们的土壤妈妈》。对于前者大多数人已经耳熟能详了，对于后者却很少有人关注，以往的研究者多从题材与主题的角度谈得多，而把它放到高士其的整个创作中，放到整个中国文学的大背景中，从创作母题的角度来研究的就很少，这就让高士其在中国大自然文学方面的开拓性贡献与示范意义埋没了将近半个世纪！与其说高士其超越了一个时代，还不如说社会的大自然文学意识比高士其晚了一个时代。如果要说我的这部评传性的文字有什么值得肯定的话，我以为就是在这方面作了一点基础性的梳理，为有兴趣研究中国大自然文学的人们提供了一个信息、一点参照、一根标杆。有没有这个参照和标杆，对中国大自然文学的历史、发展与成绩的评价会很不一样。在没有写完高士其以前——就在三个月前——2003年11月，我还对大自然文学发表了当时认为是“无可争议”现代看来是“不无武断”的议论，原因就在于不了解高士其，不了解科普创作的历史，犯了臆断与盲从的错误。所以，我在这部评传里用了相当的篇幅来讲高士其的科普创作对于中国大自然文学的启蒙意义，以求能部分地弥补与纠正我的一些过失。这些文字主要有三：（一）第十二章第三节的《中国大自然文学的先驱》;（二）第十四章第二节《祖国的春天》中对高士其这一时期创作特点的分析之二：关注大自然与生态环境，具有大自然文学的启蒙意义；（三）第十四章第三节《论科学文艺》中高士其对大自然文学创作所发表的意见。希望读者能原谅并体会我现在的心情。

在本书写作过程中，特别得到了浦漫汀老师和樊发稼老师的关心、鼓励与支持，是他们给了我信任、信心与动力。没有两位老师的关爱，肯定不会有这本文字，而浦漫汀老师主编的约50万字的《高士其研究资料》更给我的写作提供了很多方便，遗憾的是她的这本编选于20年前（20世纪80年代初）的重要资料，因为多种原因到今天还没有得到出版。每想到这事，我就感到寝食不安。好在这本资料也即将出版，可以作为纪念高士其诞辰一百周年的一份小小礼物，聊以**了。我和浦漫汀老师的交往也是始于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因为想报考她的儿童文学研究生，冒昧给她写信询问报名考试情况，后来虽然没有参加她的招生考试，却从此结下了不解之缘，从我的学业、工作到我的生活、未来，她都给予我慈母般的呵护与牵引。她像我的保护神那样，在顺境中给我提醒，在逆境中给我鼓励，在迷茫时给我指引，成为我人生历程中的一盏指路明灯。我也从心底把她看作是和自己母亲一样亲的亲人来敬重，以一颗儿女之心在默默关注着她老人家，忠心地祝愿她老人家身体健康，天天快乐！

在写作过程中，我很多次地阅读了叶永烈先生的著作《高士其爷爷》（少年儿童出版社1979年9月版）和中国科普研究所编选的《高士其全集》（4卷），这两种书成为我写作《高士其评传》的主要参考书，在此对两书的作者（编选者）表示衷心感谢。希望出版社的陈炜副总编辑和李军老师不仅对本书的写作提出了十分宝贵的意见，而且多年来不厌其烦地催稿与耐心等待，那种锲而不舍的敬业精神与对作者的尊重让我感动，在此向两位同行表示由衷的敬意和感谢。

2004年2月18日夜于合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