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4月，高士其的病情急剧加重，生命垂危。原来高士其急需的一种叫做Scopolamine的特效药吃完了，延安无法买到。这种特效药还是高士其在上海时，请红十字医院的神经科专家哈尔培恩医生给开的，高士其服用后，对病情有明显的缓解，从此一直服用这种特效药丸。这种药只有在上海或者香港才能买到。党非常关心高士其的健康，拍电报给党在香港的地下组织，要求想办法以高价买12瓶，供高士其使用。但电报局在翻译电文时，误将“12”写成“1”，结果从香港只寄来1瓶。高士其很快就吃完了，失去药物支持的高士其，病情急剧恶化，有生命的危险。为了抢救高士其的生命，党中央决定派人护送高士其到香港进行治疗，并计划如果形势许可，还准备将高士其从香港转送前苏联，进行彻底治疗。

4月12日早晨，党派边区文艺家协会的负责人林山同志到中央干部休养所接高士其出发。上午9时，高士其依依不舍地与休养所的全体同志告别，与他们一一握手。张若萍、苏菲、陈希、邹文宣等，一直将高士其送到山下，拉着高士其的手，千叮咛，万叮咛，要高士其保重身体，希望他一到香港就给延安写信，他们会时刻挂念他的。

刚刚成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的高士其，对自己更加严格要求，即使在眼下重病的情况下，也仍然想着学习马列著作，在他的行装中，就有一大麻袋马列书籍。两个年富力强、头裹白巾的陕北老乡，用一扇门板作为担架，抬着高士其走。在延安一直跟随高士其的红小鬼陈世富在一旁照顾着高士其，林山同志牵着一匹马，一同前行。时值初夏，林木葱葱，虫鸟交鸣，他们在崎岖的山路上走了两个多小时，才走了下山的一半的路程，来到中央组织部土山上的窑洞。陈云同志因为工作太忙，派秘书夏云同志接见了高士其，并将一封秘密文件交给高士其（这封密件证明高士其是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并代表陈云同志嘱咐高士其：“到香港后，要安心治疗，安心养伤，这就是党交给你的战斗任务。”又语重心长地对高士其说：“不要急于工作，来日方长，能把病养好，就是胜利！”听到这番话，高士其激动得热泪盈眶，紧紧抓住夏云的手，说：“请转告陈云同志，请他放心，请党组织放心，我一定完成党交给的任务！”

告别中央组织部，又走了两个多钟头，到了南门外的十里铺，这里是延安和外界交通的一个联络站，一名八路军的李副官和一名护理兵，已经奉命在那里迎接高士其了。林山同志把秘密文件亲自缝在高士其的上衣口袋里，与高士其共用午餐后，告别高士其，赶回山上。

第二天，李副官、护理兵和陈世富三人，扶高士其登上了等候在门口的大卡车，当时还有不少陕北公学的学生，这些革命的火种，要从这里撒向全国各地，他们中有很多人的目的地也是重庆，于是高士其与他们同行，还与一位叫做滕剑的学员攀谈起来，原来她还是一位爱读高士其科学小品的读者呢！

大卡车缓缓开动了，沿着黄土高原，一直向前，向前！高士其在心里默默地念道：“别了，延安！别了，宝塔山！”短短一年的延安生活，成为高士其人生的转折点，在他以后的生活里，无时不在怀念延安，怀念宝塔山下青年的歌声，怀念延河两岸的风光、人物，怀念伟大领袖毛主席。延安精神更是鼓舞了高士其一生，当44年后，已经78岁高龄的高士其，回忆起这段生活，又仿佛回到了从前，写下了深情的诗篇——《忆延安》：

一轮红日从东方升起，

灿烂的阳光照在黄土高原上；

一钩新月挂在绿树枝头，

晶莹的月光照亮延河两岸。

呵，延安！

你的杨家岭、枣园、小砭沟、陈家岭、南泥湾，

放射出希望的光芒；

你的陕北公学、抗大、马列学院、鲁迅艺术学院，

培育了多少革命骨干。

呵，延安！

我怀念你的一排排窑洞和窑洞里的烛光灯影，

我怀念你的木炭盆、油光纸、长板凳，

我怀念你的小米饭、枣糕和豆芽菜，

我怀念你的墙头诗和黑板报，

我怀念你的秧歌舞和兄妹开荒。

呵，延安！

你是流浪者的家乡，

穷人的王国，

知识分子的乐园；

你是科学家的战场，

文艺家的苗圃，

发明家的仓库，

艺术家的迷宫；

你是戏剧家的舞台，

音乐家的阵地，

画家的园地。

呵，延安！

你是抗战的首都，

八路军的司令部，

朱总司令和彭德怀元帅

指挥战斗的地方。

你是党中央的所在地，

毛主席居住过的地方，

毛主席、周副主席和他们的战友都在这里办公，

作政治报告，开重要会议。

呵，延安高，

吹起了威武的进军号；

延水深，

响遍青年们欢乐歌声。

呵，我是一个不能走路的人呵，

千里迢迢来到延安，

我感到革命大家庭的温暖，

我看到光明，

我看到共产主义的曙光。

忆延安重温旧日的美梦，

谱写共产主义的新诗篇，

编织共产主义的新乐章，

演奏共产主义的新凯歌。

在延安，多少领导同志，

多少英雄儿女，

多少先进人物，

都有血和火的记录，

都有动人的故事

和可歌可泣的历史，

可以写成惊险的小说和戏剧，

可以搬上银幕和电视。

呵，伟大的延安！

你是生命的明灯，

你是希望的火花，

你是中华民族的骄傲，

你是新中国的摇篮。

1939年4月12日，高士其一行7人——李副官、护理兵、陈世富、汪仑夫妇、陕北公学学生滕剑和高士其，以及其他一些青年男女，乘着大卡车，一路颠簸，经过洛川、宜君，到达西安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处长林伯渠同志接待了高士其一行。办事处的伍秘书长带领高士其等参观了隐藏在地下室的发报站。听了工作人员的介绍，看到这些精密的通讯仪器，高士其明白了，这里是连接延安和国统区的通讯枢纽。他对在这里坚持工作的同志表示崇高的敬意。办事处的同志按照组织上的指示，继续像在延安一样，每天给高士其宰杀一只鸡，给他补养身体，又把他安排在叶剑英同志出入延安时所住的房间。

从西安到重庆，还有相当长的一段路程，走了半个月的时间。这一段行程，高士其后来在回忆文字中有这样的记录：

20日，到达宝鸡，吟弟到车站接我。在卧车上看到吟弟，非常高兴，我把李副官等人介绍给吟弟。李副官告诉他说：“我是奉命送高士其同志到重庆，转道去香港治病的，高士其同志的病治好了，会对国家有更大的贡献。”

我们决定在宝鸡住一天……

23日清早，我们坐军用卡车，经秦岭去汉中。

山回路转，曲折蜿蜒，形势险峻，上有青天，下有深渊，真是“一夫当关，万夫莫敌”的险要之地。过了秦岭，渐渐走下坡路。

24日，到了汉中，我们下车，改坐三轮车进城，到西北医学院，访陕北公学同学严绿萼姐妹，在她们房间里座谈了片刻，我们就告辞了。

25日，到广元宿一晚。

26日到绵阳。

27日到成都，在成都旅馆里住了三天。

第二天，我换了西装，和汪仑同志往父亲宿舍，并同往照相馆合影留念。别了父亲，又到生活书店，和店员同志们话旧，到一所饭馆里吃辣酱面，这是成都有名的特产。

5月1日到资中。

5月2日到内江。内江是产糖的地方，我买了一包蜜饯，准备托李副官带回延安，送给我的干妹妹苏菲和干女儿陈希同志。

5月3日到荣昌。

5月4日过壁山，到达重庆。

就在这一天，重庆遇到大轰炸。我们的卡车一开到红岩村八路军办事处，刚刚在对面宿舍里暂且安顿下来，敌机又来轰炸，只见四处起火，烟雾弥漫。我和滕剑同志二人一直坐在办事处的台阶上，直到半夜方才入内。见到了钱之光同志，他殷勤地接待我们，并告诉我们说：一会儿就坐李副官的卡车到化龙桥去休息。于是，我和汪仑夫妇、滕剑同志等人，又通过崎岖的山路，转移到化龙桥。那晚睡在一个货仓里，可以望见仓外的情景。

睡意蒙眬中，我仿佛看见周副主席高大的身影，在走来走去地指挥工作……

原来，就在高士其到达的那天晚上，周副主席和吴玉章同志一起来看望高士其，因为几天来的劳顿，高士其这样一个重病在身的人，已经很疲惫了，一歇下来，就睡着了。周副主席不让惊动高士其，向李副官等随行人员问了一些高士其的健康状况，嘱咐他们要照顾好高士其后，又赶到别处指挥工作了。第二天早上起来，吴玉章同志已经来了，李副官把缝在高士其衬衣里的秘密文件取出，交给了吴玉章。吴玉章俯身握着高士其的手，关切地说：“高士其同志，一路辛苦了。你要以身体为重，有了健康的身体，才有革命的本钱呀。这里很不安全，敌机每天都要来轰炸多次，组织上决定，马上送你到北碚去休养，那里暂时还比较安静。”说话间，空袭警报又响了起来，吴玉章指挥高士其等到化龙桥下暂避。周副主席和邓颖超大姐也在那里，他们关照高士其一定要保重身体，有什么困难，就跟组织上说。空袭警报结束，周副主席就让自己的专车把高士其送往嘉陵江边，高士其再坐渡船到对面的北碚，最终在北碚卢家湾的陈氏宅住下。这是一所农村房屋，一共五间，外面有一个大庭院，还有假山，很是清静，正适合养病。原来同行的李副官和护理兵早在化龙桥出发到北碚时，已经与高士其道别，他们已经圆满地完成了将高士其护送到重庆的任务，回延安去了。汪仑夫妇和滕剑同志已经先期到达卢家湾，还有汪仑同志的哥哥、嫂嫂、两个孩子以及《大公报》的一位记者，连同屋主人陈氏和她3岁的婴儿及保姆，一共11人，以不同的身份，不同的来历，汇成一个大集体。屋主人陈氏是一个中年妇女，出身于革命家庭，她个人也有着一部可歌可泣的历史，为人忠厚诚实，对高士其的生活也格外照顾。

没有想到的是，在卢家湾的日子，也是在敌机空袭的警报声中紧张度过的。高士其经常在半夜被划破夜空的防空警报惊醒，跑到庭院里去躲避，有时一夜有好几次这样的行动。有一次，高士其就是在屋后一座假山旁的一条石凳上坐了一夜。为了让高士其能够有一个安静的休养环境，党组织决定尽快送高士其到香港养病。在离开卢家湾前，高士其把一本最珍贵的纪念册——上面有毛主席的亲笔签名和在高士其入党时毛主席亲笔写给高士其的信，交给汪仑同志代为保管，同时将从延安带来的一麻袋的书籍——其中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列宁选集》、英文版的《列宁全集》、德文版的《列宁选集》、英文版的《静静的顿河》和《被开垦的处女地》等，也都交给了汪仑，请他转交给重庆三联书店黄洛峰同志保藏。因为这些都是无价之宝，是不能带到香港的。

就在这时，陶行知来看高士其了。陶行知当时就住在北碚。那天，陶行知抱着一个大西瓜来看望高士其，谈起别后的情况，两人有说不完的话。当天晚上，高士其就住到陶行知家里，陶行知看着高士其连生活都难以自理的情况，劝他早日启程，到香港治病。在陶行知家稍作休息后，9月中旬的一天，高士其从陶行知家里出发，在陶行知与一位青年学生的护送下，坐滑竿到码头，再乘汽船，不消一个小时，就从北碚回到重庆。八路军办事处派来汽车接高士其到青年会暂住。叶剑英、钱之光等同志也在百忙中赶来看望高士其，还给了高士其一张50元的港币和一封转交给地下党在香港的负责人廖承志和杨琳二人的信件。离别时，叶剑英对高士其说：“党和毛主席、周副主席都非常关心你的健康，千叮咛万嘱托，要你保重身体，在香港安心养病，积极治疗。你还年轻，为祖国、为人民、为革命服务的日子还长着呢！”高士其激动地回答说：“请转达我对毛主席、周副主席等领导和同志们的感谢。你们这样关心爱护我，我一定不会辜负你们的希望，与病魔作坚决的斗争，把自己的一切献给党，献给壮丽的革命事业，以迎接共产主义的黎明！”

就这样，在9月下旬的一个早上，天微微亮，八路军办事处派来汽车，将高士其送到机场。高士其将从重庆到昆明，再由昆明转道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