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是个无神论者，可这次写作《陈伯吹评传》，不只一次地想到，人要是有灵魂，该有多好，我可以随时向陈伯吹先生请教。

我没有见过陈伯吹先生。我与陈伯吹先生只有一次书信往来，那还是8年前的事。1990年，我考入由杭州大学（现并入浙江大学）与浙江师范大学联合招收的现当代文学专业的研究生，师从浙江师范大学儿童文学研究所的蒋风、韦苇教授，攻读儿童文学硕士学位。在广泛阅读的过程中，我偶然发现了陈伯吹的3部序文集《他山漫步》、《天涯芳草》和《火树银花》。当时突发奇想：若对陈伯吹先生的序文作一研究，一定很有意义。于是乘一时之勇，冒昧给陈伯吹先生写了一封信，表达了自己的意思。信是1991年9月底发的，我10月初回到了远在安徽桐城的小家，因为我的妻子即将临产。11月8日，喜得小女，取名韩笑。我怕功课耽误太多，在小女出生的第10天，匆忙返校。待19日回到学校，就收到了陈伯吹先生寄来的《火树银花》，并有一短信。

我当即给陈伯吹先生写了回信，感谢他的赠书，并表示要好好拜读，认真研究。可后来因为我的学位论文是探讨周作人在我国儿童文学由自发走向自觉过程中的特殊贡献，花费了许多精力，把研究陈伯吹序文集的事放下了，而且一放就是8年。只有在这次写作《陈伯吹评传》时，我才有机会重读陈伯吹先生的全部序文，可已永远没有了向陈伯吹先生请教的机会了。

遗憾与愧疚时刻蚕食着我的心，在写《陈伯吹评传》断断续续的3年间，我在不断地寻求着与陈伯吹先生的心灵对话，冥冥中仿佛有一种力量在牵引着我。待全书收笔，来写这篇《后记》时，竟是1999年11月6日——陈伯吹先生逝世2周年的祭日！窗外正下着小雨，淅淅沥沥，淅淅沥沥。都上午八九点钟了，外面还是一片静谧，劳累了一周的人们，正在享受周末（星期六）的清闲，好多人还沉浸在甜美的梦乡里。我的女儿可早早起来了，她要到市体育馆去跳体育舞蹈，然后和妈妈一道去买新衣服——过了明天，就是小女8周岁的生日了。8岁的女儿虽然才小学二年级，却在幼儿园时就会唱陈伯吹先生的《摇篮曲》“风不吹，浪不高”了，还会讲陈伯吹先生的童话——《鸡大嫂上菜市场》。陈伯吹的幼儿文学作品集——《笨老鼠和自鸣钟》（3万字）中的大部分诗歌故事，她也能够读懂了。像我们父女两代人共同读着陈伯吹先生作品的家庭，一定还有很多很多。陈伯吹先生为儿童笔耕70年，他的作品已经哺育了几代人成长；他的名字写在了中国儿童文学的历史上，他也永远活在孩子们的心中。

二

在我书房写字台上的台式日历镜框里，有一张陈伯吹先生的“照片”。这张“照片”是我将刊有陈伯吹先生照片的《儿童文学研究》的内封做成的。那是在陈伯吹先生逝世以后的事，一是寄托我的哀思，一是督促自己，要将《陈伯吹评传》写好。

接下《陈伯吹评传》的写作任务，是陈伯吹先生还健在的1997年。年初，我的导师蒋风先生，从浙江写信又打电话，动员我来写这一传，并要求年底（1997年12月）交稿。我当时的心情很矛盾，既不愿轻易失去这样一个系统学习陈伯吹先生的机会，又非常担心自己不能胜任这一工作，评传没写好，却损害了陈伯吹先生的形象，所以迟迟没有答应下来。直到1997年10月份，希望出版社的副总编辑陈炜先生来电话催稿时，才知道蒋老师已将我作为《陈伯吹评传》的作者，报给了出版社，这时我才感到问题的严重性。于是立即行动，一面多方搜集资料，一面给陈伯吹先生写信，征求他的意见，并向他请教一些问题。然而没有想到，这时陈伯吹先生已经住进了医院。当时也不觉得会有什么事，总以为人上了年纪，哪有不生病的，住几天医院，疗养疗养，就好了。于是我找来陈伯吹先生家的电话号码，给他家里挂电话，一是探问病情，一是想看看寄出的信收到没有，但都没有挂通。后来我给汪习麟老师打电话，才知道陈伯吹先生的病情很重。我就没再打听，准备等陈伯吹先生病情稳定与好转后，再去上海，向陈伯吹先生请教。然而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几天后，我收到了信封上有“陈伯吹先生治丧小组”黑体字样的信，我怎么也不相信这是真的，可“讣告”上写得清清楚楚。我马上把这不幸的消息向社领导作了汇报。社领导指示我立即与少年儿童出版社取得联系，请他们代订花圈，并以社里的名义，发去了唁电，电文如下：

陈伯吹先生治丧小组：

惊悉陈伯吹先生不幸病逝，深感悲痛。陈伯吹先生是我国著名的儿童文学家，他的逝世，是我国儿童文学界的巨大损失。请向陈伯吹先生的家属转达我们沉痛的哀悼及亲切的慰问

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

1997年11月11日

陈伯吹先生的“突然”离去，给我的不仅仅是悲痛，还有许许多多的遗憾。要写《陈伯吹评传》，可我与传主不仅不相识，更谈不上有深入的了解，而且年龄相差近60岁，不是同一代人，许多事情与情感，已很难理解与沟通。这《陈伯吹评传》该怎么写呢？我一时没了主意。

非常感谢蒋风导师，他不仅给了我这次写作的机会，还给我寄来他珍藏的苏叔迁先生的《陈伯吹传》，让我作为写作的借鉴；非常感谢汪习麟先生，他不仅给我寄来他责编的《陈伯吹文集》第4卷，还对我的随时请教给予不厌其烦的解说；非常感谢上海第三女子中学的陈瑾瑜女士，是她热心提供了陈伯吹的照片；我还要感谢少年儿童出版社的吴怡女士、浙江师范大学儿童文学研究所的周晓波老师与郑欢欢女士、浙江师范大学图书馆的周红霞女士、中国社会科学院现当代文学研究所的杨鹏先生，他们为我多方寻找有关陈伯吹先生的材料；还要感谢安徽省图书馆、安徽大学图书馆以及安徽省新闻出版局资料室等单位为我查阅有关资料所提供的方便。没有上述各方面的热心支持与相助，要完成《陈伯吹评传》的写作，是不可能的。当然，这一切都是建立在希望出版社长期以来致力于儿童文学这一年轻学科的基础建设，在很多方面有着开创之功，贡献尤为突出。如他们出版了我国第一套7卷15册的《中国儿童文学大系》，出版了我国第一部近200万字的《世界儿童文学事典》，出版了我国第一部《玩具论》。现在的这套10余卷本的“中国著名儿童文学作家评传丛书”，又是一项空前的理论出版工程，没有大的眼光、大的气魄与奉献精神，是断然不能为之的。这里，我要向希望出版社致敬，感谢他们为中国年轻的儿童文学事业所做出的突出贡献，相信他们的努力不会白费。历史终会记住，孩子们不会忘记，功在当世，利泽千秋！

这里，我要感谢希望出版社的陈炜副总编，没有他的不断鼓励与频频催稿，这部《陈伯吹评传》也很难在今天与读者见面。我尤其要感谢《陈伯吹传》的作者苏叔迁，他的著作给我的写作提供了许多方便，是我写作《陈伯吹评传》最主要的参考书。我在写作中大量运用了他著作中的史料，虽然在引用时已经注明，但我还是要在这里特别地加以说明并衷心地感谢他。

三

我没有写过评传，没有这方面的写作经验。我的理解，“评传”是“传”，应该属于纪实类的传记文学范畴；“评”规定它的性质与写作方法，是一种以评论的手法来写作的、带有浓厚思辨色彩与理论品格的学术性很强的著述。所以它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传记小说，不是十分重视人物形象的塑造，而是以“传”的线索为经，以作家的儿童文学活动及其取得的成就为纬，来记录与评述作家的一生。因而，我写陈伯吹评传，按时间的顺序来规划章节，一般先概述陈伯吹的生活经历及其儿童文学活动，然后再对这一时期陈伯吹在儿童文学创作与理论研究诸方面的成绩及其意义作一评述。这样，全书除“引言”、“后记”、“附录”、“年表”外，共16章50节。也可以说是从50个方面，对陈伯吹先生的一生及其在不同时期对我国儿童文学建设所做的贡献，作了简要的记录与初步的评述。但由于资料的不足及其他原因，评传的前半部（第十章以前）偏于记叙事情，后半部偏于分析评论，这也与陈伯吹先生在前后两个不同历史时期的生活经历、创作情况及其在儿童文学界的影响有关。在写作过程中，考虑到陈伯吹先生及有关于他的一些作品或论述，读者可能没有机会看到，或根本不了解，甚至是现在就很难找到，而不了解这些，也许就不能真实地反映陈伯吹先生的功过是非，对陈伯吹先生的人品与文品作实事求是的评价，因此笔者有意作了些必要的转述和摘录，一为论证观点，二为保存一些史料，三为他人的研究提供一点线索。这一尝试是否合理，效果如何，还是有待读者的裁判。

1999年11月6日于合肥翡翠园18103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