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代关于“童心论”的批判，是在极左思想指导下，把文艺问题无限上纲到政治思想斗争，对陈伯吹进行政治陷害与打击的错误行为，但在当时也还有不同的声音，如1961年6月，茅盾在《六〇年少年儿童文学漫谈》中写道：

资产阶级儿童文学理论中那些借自儿童心理学的论点，是不是完全胡说八道？这也要分析对待。……我们要反对资产阶级的儿童文学理论家的虚伪的（因为他们自己也根本不相信）儿童超阶级论，可是我们也应当吸收他们的工作经验——按照儿童、少年的智力发展的不同阶段，该喂奶的时候就不应硬塞高粱饼子。十分遗憾，我不得不直言不讳，照去年的少年儿童文学的创作和评论的实际表现看来，我们的办法真有点像一句欧洲的俗谚：泼掉盆中的脏水却连孩子都扔了。

茅盾在当时的政治形势下，敢于对“童心论”批判提出直言不讳的反批评是难能可贵的，这不仅需要有科学的艺术批评，态度，还要有批评的胆识。这在当时也是对陈伯吹的支持。18年后的1979年初春，茅盾在与参加儿童文学讲习会的青年作者的谈话中，又重提“童心论”问题，指出：

关于儿童文学的理论建设也要来个百家争鸣。过去对于“童心论”的批评也该以争鸣的方法进一步深入探索。再看看资产阶级学者的儿童心理学是否还有合理的核心，不要一棍子打倒。

茅盾的意见开了“文革”后重新评价所谓“童心论”的风气之先。3个月后（1979年6月），中国作协上海分会儿童文学组就专门开会讨论“童心论”，对其作了重新分析和评价，从政治上和理论上否定了过去对陈伯吹及其儿童文学理论的批判。当时任大霖在讨论会上的发言——《儿童文学特点要大谈特谈》，表达了儿童文学界对开展“实事求是的学术讨论”的渴望。任大霖说：

在林彪、“四人帮”的极左路线统治中国文艺界的时候，人们一听到有什么“问题讨论”，便不免心惊肉跳。因为这些所谓“讨论”，开场时往往倒也相当文雅，用些“商榷”呵“争鸣”呵之类的词儿，还“鼓励”不同意见的发表，真像有点儿“学术空气”的样子；但接下去，“学术空气”便渐渐被“政治空气”所代替，纲越上越高，“讨论”变成了“批判”，“商榷”变成了“斗争”，而且总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之间的“严重斗争”，接着，还往往演变成为一场“运动”，于是，帽子乱飞，棍棒交加，然后自然是“揪”出了“代表性人物”，整出了“代表性论点”，把他“深入批透”，最后便是“得胜回朝”，……至于当初提出来“讨论”的那个“问题”呢，却就此搁在一边，谁也不敢多想多说，鸦雀无声，天下太平。……林彪、“四人帮”对“童心论”的“讨论”、“批判”，也就是这样一场把学术问题作为政治问题来搞的政治迫害。……所以我觉得作协儿童文学组今天发起对“童心论”的讨论，是一件十分有益的工作。我认为这次讨论，首先应当肃清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的流毒，拨乱反正，把那些无限上纲的、诬陷不实的、断章取义的、颠倒黑白的……种种帽子、棍子、辫子，来个彻底的清除，把有关“童心论”的各种论点，实事求是地整理出来，还它一个真面目，为政治上受到迫害的同志平反昭雪，澄清事实，解除顾虑，消除余悸，然后才能真正进行实事求是的学术讨论。

正是基于这样的共识，《儿童文学研究》自1979年第2辑开始，就“童心论”展开笔谈，接连发表了20来篇文章，人们本着“学术探讨”的精神，发表各自对“童心论”的看法，陈伯吹也在这场大讨论中发表了长篇文论《“童心”与“童心论”》，与大家交流。

排除了政治斗争的因素，剩下的便是学术性的争鸣了。儿童文学界对什么是“童心”？什么是“童心论”在理解上仍有差别，可说是各抒己见，莫衷一是，归纳起来主要有5种意见：

一、“童心论”批判在政治上应推到，但在理论上，“童心”的说法却很不科学。持此意见的有贺宜、鲁兵、刘守华等。贺宜认为：“伯吹同志的这个见解，仅仅从儿童角度来谈如何审读儿童文学作品，照实说，我认为确实是不妥当的。因为，对待任何文艺作品的估价，如果离开作品的思想而只着眼于艺术性，那就有陷入‘艺术至上论’的危险。对于儿童文学创作也是一样。只谈‘儿童立场’、‘儿童观点’、‘儿童情趣’、‘童心’等等，而不把作品的的思想性、教育意义作为估价具体作品的前提，也有陷入‘艺术至上论’或‘儿童本位论’泥坑的危险。至少，这样来谈儿童文学作品的好坏问题，是片面的。”“如果现在有的同志当真认为‘童心’对儿童文学作者和编者如此重要，以至没有‘童心’就写不出儿童能看得懂、喜欢看的作品，就编不出孩子们感兴趣的作品来，那也未免过于天真了。‘童心’一词，本是古人所创造，词义玄妙一点，倒也不足为怪。现在我们要为现代儿童文学作一些理论探讨，或阐明儿童文学的科学定义，或总结一些儿童文学创作的艺术规律，或解释一个原理，或指出几条原则，或阐述编创儿童文学作品的某种经验，如是等等，我认为总是用比较准确和比较科学的语言为宜。你说得明明白白，别人当然也只能循着你的文意作符合你原意的理解，这就不至于引起无谓的争论或误解了，那岂不好吗？把‘童心’当作儿童文学作者和编者进行创作活动和编辑活动的必备条件，我看，这就有点强人所难。因为，这根本办不到。而且，这样的提法看来也是很不科学的。”

鲁兵认为：“一个人既已成长，还像孩子那样来认识世界，思索问题，头脑充满有趣的然而往往是幼稚可笑的幻想，这大概是很难的。不知哪位儿童文学作者有过这种实践经验，达到过这种非凡的精神境界。”“孩子在不断成长，不断成熟起来，儿童文学作者，怎么倒是返老还童呢？”刘守华则认为：“儿童文学同样是人类社会生活在作家的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作家在进入创作过程之前，先要观察、体验、分析、研究许许多多的人和事，许多生动的生活，创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儿童的心灵’怎能担当这个任务呢？这需要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作家的头脑才能做到。至于要作家‘化身为孩子’，更是做不到的事。在有关文章里，‘化身为孩子’云云，显然不过是一种强调的说法，夸张的说法，不应该咬文嚼字去理解它的意思，但作为一种指导性的理论，我们应该要求把主张表述得更严密一些，把既适合儿童心理，又比他们站得高、看得远的辩证统一关系讲清楚，把适合儿童心理的问题放在适当的位置上，避免绝对性、片面性。真理向前跨一步就成了谬误，这是常有的事。”

这第一种意见多多少少都有些为批判“童心论”辩护的意思，因为依他们的观点，陈伯吹所说的“童心”，提法很不科学，给人以误解与误导，所以才会招致批评，于是说来，陈伯吹自己也应对其所受的批评负有一定责任，这是不合事实与情理的。关键是陈伯吹提出“童心”时，只是说他的创作与编辑体会，并没有要“作为一种指导性的理论”，而且确实说得“明明白白”，也没有要求作家、编辑都“化身为孩子”，从生理、心理都“返老还童”。总之，这种意见仍是对陈伯吹“童心”说的一种误解。

二、童心”对创作并无实际意义。黄新心认为：“具有文学意义上的‘童心’，不是对儿童文学作家的特殊要求，也无从借以说明儿童文学的特点。”“具有心理意义上的‘童心’，不是儿童文学作家所能做到的，同样也无从借以说明儿童文学的特点。”于是得出结论：“童心”一说，“并不是从儿童文学创作实践中产生的。它对于儿童文学创作当然就没有什么实际意义了”。这种全面否定“童心”的意见，显然也是片面的，因为，他否认了儿童文学创作中确有“童心”这一现象的存在。

三、“童心论”是借自儿童心理学的资产阶级儿童文艺理论，其中是否有合理的东西，要分析对待。持这类意见的有茅盾、蒋风、陈子君等。茅盾认为：“过去对于‘童心论’的批评也应该以争鸣的方法进一步深入探索。要看看资产阶级学者的儿童心理学是否有合理的核心，不要一棍子打倒。”蒋风也认为，陈伯吹所说的“童心”与资产阶级的“儿童本位论”是有根本区别的。“‘儿童本位论’者从迎合垄断资产阶级需要出发，宣扬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培养资产阶级的接班人。而陈伯吹所说的‘童心’，虽用了某些相似的语言，也有一些值得商榷的观点，但出发点还是为了掌握儿童心理，更好地发挥儿童文学在培养共产主义接班人事业中的战斗作用，与‘儿童本位论’有本质的区别”。陈子君认为：“‘童心论’或‘儿童本位主义’作为一种资产阶级教育理论的要害，主要是在于它否认‘童心’的阶级性，否认一定的阶级对于儿童的有意识的教育作用；而其主张了解儿童、熟悉儿童心理特点的思想，则是这种理论的合理部分。我们应当客观地、实事求是地看待问题，对其谬误的部分，必须坚决抛弃，而对其合理部分，则必须当作一种历史遗产而加以继承和发展。”

四、所谓“童心”问题，其实就是儿童文学特点问题。持这种意见的有任大霖、魏同贤等。任大霖认为：“在儿童文学的共产主义教育方向的大前提之下，儿童文学作家是否需要一颗‘童心’？是否要用儿童的思想感情去感受？儿童文学要不要提倡‘儿童情趣’？……这一些都是创作思想，或者创作方法的问题，我觉得，总的是一个‘儿童文学特点’的问题。”魏同贤认为：“对于这些论述，如果进行全面的、实事求是的分析的话，那末，就不难看出：第一，他所讲的童心，仅仅是基于儿童的年龄特征所表现的特有的生理、心理特点；第二，这种特点对儿童文学的要求，就形成了儿童文学的特殊性；第三，这种特殊性的存在，不是否认儿童文学的教育作用，而是为了卓有成效地、有的放矢地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第四，作为教育者的儿童文学作家（包括编辑），不要忽视这种特点，而是应该设身处地地熟悉、了解乃至揣摩这种特点，这就是为了更好地塑造文学形象，进行创作，也是为了使作品更适应接受者的阅读要求。”

五、“童心”意味着热爱儿童，等于跟儿童交朋友之心，所以要精心培育“童心”这棵常青之树。持这一观点的有胡景芳、贺嘉等。胡景芳认为，儿童文学作家在对待生活、对待创作和在编辑、评论作品时，“‘童心’绝不是可有可无的，它虽然不能包括创作理论的全部，但至少是非常关键的环节”。所以，他认为：“在中国儿童文学创作中，应该大力开掘‘童心’这眼甘露之泉，让它浇灌儿童文学园地的百花，让花开得更多更艳；在儿童文学研究中，应该精心培育‘童心论’这棵常青之树，让它为儿童文学园地的百花挡风遮霜，使儿童文学之花开得更加茁壮。”贺嘉则认为：“人类生理上的‘返老还童’是不可能的，儿童文学作家的童心却永不衰竭。我们不是常听到这样的话：‘当我和孩子们在一起，就变得更加年轻。’是的，作家童心的取得，不是靠几句‘小儿腔’或模拟几个孩子的幼稚动作，作家要具有童心，关键在于熟悉、了解儿童。”

关于“童心论”的大讨论，前后大约经历了两年时间，除了《儿童文学研究》比较集中地发表了20来篇文章外，还在一些报刊、儿童文学理论专著或其他学术论文中，也有人对此发表意见。而这次大讨论与“大批判”的另一最大不同，除了严格在学术范围内讨论外，就是过去被批判的对象——陈伯吹有了发言权，他可以和大家一起平起平坐、平心静气地发表自己的观点与意见了。这一时期，陈伯吹写下了《“童心”与“童心论”》这一重要的长篇论文。

《“童心”与“童心论”》发表在1980年3月出版的《儿童文学研究》第3辑，包括以下6个方面的内容：

一、回顾自1960年开始的对所谓的“童心论”的批判，指出：“在文学艺术领域里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不论其为批评也好，批判也好）”的关键在于论争中是否发扬了民主，既有批评的自由，又有反批评的自由，艺术民主是否得到了保障？论争中是否遵循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这个颠扑不破的真理，作实事求是的分析研究？论争是否划清了政治问题与学术问题的界限，不混为一谈，不乱扣帽子，不乱打棍子？对所谓“童心论”的批评在这3个方面都没有能做好，所以，“这场思想学术性的文艺批评，竟变质成为一场政治性的整风运动”。

二、回顾自己提出在创作和编辑中要“怀有一颗童心”的背景、原因，指出“其前提无非是重视儿童文学作品本身所具有的特点，要求编辑同志心中有儿童，尽量了解他们的心理状态，他们的身体成长，他们的思想感情和兴趣爱好，从而有可能、也有保证在大量的稿件中，选用真正为儿童喜见乐闻的作品。但绝没有要求编辑同志在任何时间里，任何工作上，都以‘童心’为主，一以贯之地以此去思考问题，处理业务，甚至在政治生活、文化生活以及日常生活中，听凭‘童心’主宰一切。看得出来，我丝毫也没有这样的意图。简单地说，我主观上只是认为作为担负起儿童文学这一特定工作的编辑同志，能以具有儿童思想感情的‘童心’，作用于编辑工作上，才有可能比较深刻的理解，正确的选择，为广大的小读者们提供良好的精神食粮。这些话中的‘童心’，不是目的，只是手段，从属于方法论的范畴，不属于原则论的领域，不能把方法当作原理原则来批。”同时，陈伯吹还指出：“‘童心’与‘童心论’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中间是画不上等号的，这好比有人谈论自由，就给他插上‘自由主义’的标签，这可以吗？我们的儿童文学作品要的是‘童心’，不要‘童心论’；实实在在说，要的是‘儿童特点’。”

三、陈伯吹认为：“退一步说，‘童心论’即使是资产阶级的思想产物，但是如果它还有合理的成分，可取的内核，把它放在积极的前提下，正确的方向性和目的性上，起到更有助、有利于进行共产主义思想教育的作用，那又有什么不好呢？‘童心’是不搞阴谋诡计的。在今天，可以光明正大地说，世界上那些资产阶级的物质产物和精神产物，为我们所需求，为社会主义所利用并限制的，多着呢，应该有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

四、陈伯吹通过大量摘引“中外古今文学大师们妙语如珠的口头上，或者他们生花彩笔的笔尖下”出现的关于“童心”的语录，阐述了自己对“童心”的理解：“‘童心’，从字面上理解，简单说，是儿童的心。儿童的心是怎么样的，从自然科学方面说，是儿童的心脏，主管血液循环的器官；但是从文艺方面说，却是个丰富的多义词，正如曹丕在《又与吴质书》中写道：‘东望于邑，裁书叙心。’这心，指的是心思、心情、心意，所以童心也就是儿童的思想与感情的结晶体。”

五、陈伯吹以安徒生、都德、金斯莱、马克·吐温、巴利、高尔基、盖达尔、鲁迅等大作家的言论及作品为例，驳斥了一些人这样的说法：“作家是不会关注到童心不童心的，特别是那些写出世界名著的杰出的大作家。”并指出，这些作家的“作品所以不仅受到儿童的欢迎，并且也被成人喜爱阅读，是因为作品写出了那些具有好奇心、模仿心、冒险心理、勇敢行为，并且性格坚强、聪明机智、动作活泼的孩子们——真正的孩子们的缘故。而这个，正是作家要有一颗童心，才能游刃有余地描画孩子们的心。”

六、陈伯吹在上述5个方面展开论述后，对全文作了小结。指出：“作家在进行他的儿童文学创作时，为了写好儿童的艺术形象，怀着一颗童心，善于以儿童的眼睛去看，以儿童的心灵去体会，充分地给读者以美的享受，寓教育于娱乐之中，实在也没有什么好坏，也没有什么不对的地方。”

《“童心”与“童心论”》一文，较为系统地阐明了陈伯吹对“童心”的理解，总结了对所谓“童心论”批判的历史教训，是陈伯吹“文革”后一篇最为重要的论文。此外，陈伯吹在同期为《我和儿童文学》一书所写的自传性文字《蹩脚的“自画像”》中，也对这一场“史无前例”的“大批判”作了反思，其中有两段文字很能说明陈伯吹当时的心情与态度，值得人们思考：

我认为我在儿童文学的创作和研究上，不可能没有错误之处，问题看得不全面，说得不深不透，观点没摆正确，也还夹进资产阶级的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思想，在旧社会成长，在旧学校学习，必然是难免的。但绝不像批评者们所指责的那些，而且不是实事求是，不符合马列主义，所以我只接受批评本身对我的帮助，却保留了同志们对我提出的意见，留给自己作为儿童文学的科研的课题，而慎重、认真仔细地思考着。

我认为文化是积累、继承、发展的。在发展过程中，汲取其精华，扬弃其糟粕，然后形成新的文化。所以，不论什么思想、主义，都不可能是百分之百地全新的。有人批评我所说的不是什么新货色，而我觉得他说的也不是新货色，都是有所胚胎，只要在不断的变革中利用其固有的旧的然而是有用的合理的部分，结合着新的，就能是创造性的发展，被认为是新的了。如果在微观世界中作定性分析，仍然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世界就是这样不断运动发展着的。难道儿童文学理论就不如此吗？“金无足赤”，何必求全责备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