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4月，陈伯吹将《儿童文学简论》再度增订为21篇，仍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6月，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了他的报告文学《虎满堂怒打金钱豹》。8月，东风文艺出版社出版了他的童话集《幻想张着彩色的翅膀》。11月，小说《中国铁木儿》由作家出版社出版。12月，散文集《三门峡工地上两少年》又由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此时已55岁的陈伯吹，感到心情无比舒畅，为着能创作出更多更好的儿童文学作品，1960年春天，陈伯吹从北京来到上海，在漕河泾深入生活。没想到，6月份，陈伯吹的儿童文学观点突然受到批评，被指为“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并与资产阶级的“童心论”画上等号。原来，1960年春天，上海正大规模地开展对资产阶级文学的批判。4月批判了18世纪资产阶级文学，批判了蒋孔阳、钱谷融和任钧等人，6月便在儿童文学界批判“童心论”。由上海市委宣传部、作家协会和少年儿童出版社出面，一连开了几次会，还编印了批判材料。批判很快波及全国，在北京、上海、武汉等地的重要文艺报刊，都发表了批判文章，其中专论性的批判文章有：

宋爽：《“儿童本位论”的实质》，载《文艺报》1960年第10期。

左林：《坚持儿童文学的共产主义方向》，载《人民文学》,　1960年第5期。

杨如能：《驳陈伯吹的“童心论”》，载《上海文学》1960年第7期。

徐景贤：《儿童文学同样要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批判陈伯吹的儿童文学特殊论》，载《文汇报》1960年7月7日。

何思：《什么样的翅膀，往哪儿飞？——破陈伯吹童话之“谜”》，载《人民文学》1960年第6期。

贺宜：《坚持儿童文学的党性原则——兼驳陈伯吹“童心论”、“主要写儿童论”》，载《儿童文学研究》1960年第2辑。

蒋风：《资产阶级“儿童本位论”在解放前我国儿童文学理论中的传播及其流毒》，载《儿童文学研究》1960年第2辑。

里方：《不能对孩子们灌输宿命论思想——评〈一只想飞的猫〉》，载《儿童文学研究》1960年第2期。

此外，同年发表的还有郭钧的《要用共产主义精神教育儿童》（《河北日报》6月5日）、邹尚禄、任德耀等的《以共产主义思想教育下一代》（《上海戏剧》第6期）、胡一元的《以共产主义精神教育少年儿童》（《东海》第11期）、袁静的《用共产主义精神教育儿童》（《文艺哨兵》第3期），严恭的《用共产主义思想教育接班人》（《电影文学》6月号）等许多署名文章，也都涉及到对所谓“童心论”的批判。陈伯吹在上海受到这“突如其来的”“批判”，一点也没有心理准备，“不过北京负责方面明确地告诉我（即陈伯吹）这是一般的‘批评’”，但从上海方面的情形看，“显然是有领导有组织的，读者自然不能等闲视之”。就其批判的内容，“归纳起来说：在创作方面运用‘以小见大’的方式方法，写儿童生活的身边琐事，不重视大题材，是为艺术而艺术。在理论方面主张估量儿童的理解力、接受能力，以及他们的阅读兴趣，借以起更大的教育作用，是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所以是童心论者，又是本位论者，艺术至上论者，外国儿童文学移植论者，名目繁多”。正如陈伯吹后来回忆的，“把我有关儿童文学特点的言论，被指为‘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把有关儿童文学的特点，与资产阶级的‘童心论’画上等号，是修正主义文艺思想的表现，并指责我的文艺思想是与美国杜威的儿童中心主义的资产阶级的教育理论存在着血肉联系，也与胡适和周作人的思想一脉相承”。

对陈伯吹的批判，主要集中在对陈伯吹的儿童文学理论集《儿童文学简论》和童话作品集《幻想张着彩色的翅膀》上，从理论到创作对陈伯吹的儿童文学活动进行了全面否定。批判者一致认为：“陈伯吹先生在儿童文学方面的资产阶级观点，不是在个别问题上的、局部性质的错误，而是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系统的体系；他还通过自己的创作，实践了这一整套理论”。“陈伯吹的《儿童文学简论》是一本系统地宣传资产阶级观点的儿童文学‘理论’，而他的创作就是他的理论的实践。他除了在‘童心论’问题上和我们有着根本分歧外，在政治和艺术的关系、儿童文学的教育目的和作用、如何对待儿童文学遗产、如何对待外国文学等等一系列的重大问题上，都和我们有着原则性的分歧”。所以，“它们宣传的理论是有害的。如果以陈伯吹同志的理论来指导创作，就会把我们的儿童文学创作引导到资产阶级的道路上去”，如果以他的童话集《幻想张着彩色的翅膀》为例，“通过陈伯吹的童话创作，我们可以更清楚地看到他的‘理论’实质”。“这种论调的实质在于：企图在儿童文学领域内，以资产阶级的‘童心论’，来代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论，以资产阶级庸俗的、低级的儿童趣味，来代替生动活泼、丰富多彩的无产阶级政治思想教育；这种论调，目的在于使儿童文学事业从党的文学事业中游离出去，从而取消儿童文学的共产主义方向，服务于资产阶级教育儿童的目的。这种论调的出现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争夺后代的两条道路的斗争在学术领域的反映”；“如果真的按照这种‘理论’去做……势必要使资产阶级思想泛滥，儿童文学领域甚至有变成‘独立王国’的危险”。

陈伯吹的儿童文学理论与创作为什么一夜间成了资产阶级的反动东西了呢？陈伯吹提倡在创作与审稿过程需要“童心”的意见又如何变成了资产阶级的“童心论”或“儿童本位论”了呢？这里以一篇批评文章——宋爽的《“儿童本位论”的实质》为例，来看看批判者是如何“层层深入”揭批出来的。

《“儿童本位论”的实质》写于1960年5月3日，发表于1960年第10期的《文艺报》，可以说是第一篇批判陈伯吹儿童文学理论并为这一批判定调定性的重要文章。文章开篇指出：“近几年来，陈伯吹同志写下了不少关于儿童文学的理论批评文章，其中绝大部分收入《儿童文学简论》（长江文艺出版社1959年出版），这本书包括前言后记共有23篇文章，它涉及到儿童文学创作和理论的各个方面，是一本比较自成系统的儿童文学理论书籍。关心儿童文学、儿童教育的同志们不妨研究研究这本书，它宣传的理论是有害的。如果以陈伯吹同志的理论来指导创作，就会把我们的儿童文学创作引导到资产阶级的道路上去。我不想全面评论这本书，只就几个重要问题，谈一些意见。”这几个重要问题是：

一、关于培养新一代的问题；

二、关于题材问题；

三、关于思想性和艺术性的关系问题。

在第一个问题上，批判者认为陈伯吹借鼓吹“儿童本位论”来“宣扬一整套资产阶级的思想”，培养“资产阶级的下一代”：

在陈伯吹同志看来，儿童文学“在一定程度上有它的特殊性”。怎样“一定程度上”的“特殊性”呢？如果他指的是儿童文学作品的内容应该力求生动活泼，适合不同年龄儿童心理和要求，容易为少年儿童所理解和接受的话，这“一定程度”上的“特殊性”是存在的，这样讲也是对的。可是陈伯吹同志所指的是不是这一点呢？我们不妨看一看：他一再强调儿童文学作家要“好好研究儿童的本质”，说什么儿童文学作家必须“和儿童站在一起，善于从儿童的角度出发，以儿童的耳朵去听，以儿童的眼睛去看，特别以儿童的心灵去体会”；还呼吁编辑在审读儿童文学作品的时候，“应该有另外一种尺度去衡量”，说什么“如果审读儿童文学作品不从‘儿童观点’出发，不在‘儿童情趣’上体会，不怀着一颗‘童心’去欣赏鉴别，一定会有‘沧海遗珠’的遗憾……”，又提出不要“把儿童生活中的小故事提高到原则性的高度。而强调着‘社会意义’”。

很明显，这种理论，已经大大超越了儿童文学“在一定程度上的特殊性”的范围，也就是说，他在儿童文学的“特殊性”的幌子下，抹煞了儿童文学的阶级性，抹煞了儿童文学培养、教育社会主义新一代的重要作用。按照陈伯吹同志的这种“理论”，儿童文学作家实际上就可以不必进行思想改造，不必熟悉和掌握党的政策，在观察、认识和反映生活的时候，也不必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准绳，而是只要“好好研究儿童的本质”，有了“儿童立场”、“儿童观点”、“儿童的耳朵、眼睛、心灵、情趣”等等，就“万事大吉”了。而在审读评论儿童文学作品的时候，也不必过问它是否有助于培养社会主义新一代，不要强调儿童文学作品的社会主义的精神，只要具备“儿童立场、观点、情趣”等等就行了。这套有系统的理论，实际上就是资产阶级人性论在儿童文学领域的一种反映，企图以“人性论”代替阶级分析，企图抹煞儿童文学的党性原则，提倡一种超阶级的抽象的“儿童立场”；这从他的许多篇论文中闭口不谈阶级观点对作家创作思想的重要作用，也可以反证这套“理论”的实质。且莫说这是一套荒谬得不值一驳的“理论”，它潜在的危害性，却不可等闲视之，因为他这一套会符合某些人的口味，按照他这套“理论”去指导创作实践，即以“儿童立场、观点”去观察、理解和反映客观世界，儿童文学就可以逃避现实，作者就可以不必改造思想；这样，儿童文学就不可能成为培养社会主义新一代的有力工具，只能成为有利于资产阶级的工具，只能使儿童文学事业从整个社会主义文学事业中分离出来，并拒绝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

批判者在将陈伯吹有关“童心”的文字“转换”为资产阶级的“儿童本位论”后，又进一步批判了“儿童本位论”在题材方面的表现（即第二个方面的问题）——“儿童文学主要写儿童”，并得出结论：“儿童本位论与儿童文学主要写儿童是一脉相通的，骨子里都是否定儿童文学培养社会主义新一代的重要作用”。在此基础上，批判者又着重批判了陈伯吹在文学的“思想性和艺术性的关系”上所散布的“错误谬论”，且性质十分严重。批判者这样写道：

毛主席教导我们在评价文艺作品的时候，应该有两个标准：一个是政治标准，一个是艺术标准，任何阶级社会中的任何阶级，总是以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以艺术标准放在第二位。同时，毛主席就两者的关系也做了极为精辟的解释：“我们的要求则是政治和艺术的统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善的艺术形式的统一。”本来毛主席的这些著名的论点已为大家所熟知，并且已成为指导创作和文艺批评的原理。我想陈伯吹同志不会不知道这些论点。可是他却做了完全相反的解释，即反对政治标准第一，强调艺术为第一标准。比如他说：“儿童文学作品应该被认为十分道地的艺术品。”又说：“从理论上来说，儿童文学作品应该比成人文学作品更加艺术。”陈伯吹同志对儿童文学作品的思想性是怎样谈的呢？可怜得很，连从属的第二标准都被他否定掉了，而是干脆把它消融到艺术性里去，他居然说：“高度的艺术性往往体现了高度的思想性。”按照这种逻辑，只要儿童文学作家能使自己的作品有“高度的艺术性”，一切便都有了，甚么儿童文学作家要思想改造，甚么要建立无产阶级世界观，甚么要深入生活，甚么要政治标准第一，这些都是多余的，因为“高度的艺术性往往体现了高度的思想性”！试问，这和“艺术即政治”的论调有甚么不同？

批判者为着不给被批判者（陈伯吹）任何辩解的机会，接着写道：

如果陈伯吹同志说：这是你们从我的几句话里推论出来的，我本意并不是要反对政治标准第一，并不是要反对儿童文学作品培养社会主义新一代的政治思想教育作用呀！那末，我们不妨把他谈到的有关儿童文学作品的教育作用的地方摘几段吧。

批判者摘录了陈伯吹5段“有关儿童文学作品的教育作用”的文字，并在被摘录的一段话中夹注了评语式的批评文字，最后得出结论：

我们说陈伯吹同志反对政治标准第一，反对儿童文学作品培养社会主义新一代的政治思想教育作用，就并非只从几句话，而是从许多无可辩驳的事实（具体论点）中得出来的了！陈伯吹同志虽然在某些论文中，也常引用一些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词句，但这也只是为了装饰自己的“理论”而用的外衣，其内容实质，仍然是一套资产阶级的论调。

批判者将陈伯吹“关于思想性与艺术性关系”论述与毛主席关于评价文艺作品“两个标准”的指示对立起来，又说得那样“有理有据”，陈伯吹儿童文学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名他是如何也抹不掉了。然而，批判者似乎感到批判还不彻底，又一定要“追根究底”，挖出陈伯吹儿童文学理论的“来源”：

追根究底，陈伯吹同志所宣扬的“儿童本位论”，实际上是美国反动教育家杜威的“儿童中心论”的一种翻版。……在杜威生存的美国，能够享受教育的只是资产阶级的儿童，按照杜威的教育观，自然也只是把资产阶级的儿童逐步培养成剥削无产阶级的“嗜血鬼”；即便是无产阶级儿童有幸能够进入资产阶级的学校，也将按照资产阶级所需要的“奴才”而被培养，这难道还有什么需要辩论的吗？陈伯吹同志以“儿童本位论”等论点代替“儿童中心论”，提法不同，本质一样：反映的都是资产阶级的思想观点。杜威的反动的教育思想，经过1955年在我国的批判，影响不大了，而陈伯吹同志在儿童文学领域中所翻版出来的这套“理论”，却不可轻视，它会像毒菌一样腐蚀儿童文学作家（特别是年轻的作家）和广大的儿童文学业余写作者，会引导他们拒绝思想改造和建立无产阶级世界观，拒绝深入火热的斗争生活，拒绝儿童文学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从而沿着“儿童本位论”的创作实践的道路，走进资产阶级的文学阵地——成为为资产阶级政治服务的工具。

从上述大量引录的批判文章上看，尽管批判者当时仍称陈伯吹为“同志”，但在批判过程中却“毫不留情”。首先抓住陈伯吹儿童文学论中的某一点（譬如关于“童心”的两段文字），加以生发，片面而不是全面地进行批判，从而肢解与歪曲了陈伯吹的原意。其次，无限上纲，把学术性论辩转变为一种政治性批判，尤其将陈伯吹的观点与毛主席的指示相对立，从而把被批判者置于政治上的绝境，这是十分危险的。再次，肆意联系，把陈伯吹的观点与美国杜威的教育理论相联系，把“同志”划入了资产阶级反动文人的阵营。

1960年，对陈伯吹来说是一个黑色的年头。然而，陈伯吹为什么突如其来地受到这样大规模的批判呢？这还有其更大的政治背景，因为这场批判的发生并不是独立的、偶然的。经过1957年的反右斗争，使得一些人更坚定地相信，阶级敌人人还在，心不死，要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就不仅要在政治、经济领域消除资产阶级得以复辟的基础，而且要在意识形态领域展开对资产阶级的批判，铲除一切可能隐藏、孕育资本主义复辟因素的土壤，这一认识还由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一系列变化而得到特别的加强。在整个17年的后半期，中苏两党两国关系的破裂是影响到每一个中国人实际生活的最重大的事件，这种破裂在1960年前后已明显地表现出来。这不仅由于前苏联在中国经济困难时期撤走了全部专家，更由于双方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一系列重大问题都出现分歧。中国批评前苏联是修正主义，认为国内右倾机会主义思潮是修正主义思潮在中国的反映，于是在全国范围内发动了对修正主义的批判。当时有一种理论，认为修正主义的要害是放弃阶级斗争，放弃无产阶级专政，其理论基础是资产阶级“人性论”，批判修正主义必须从批判“人性论”开始，而“人性论”的主要阵地之一便是文学艺术领域。于是，文艺领域顺理成章地成了批判修正主义的突破口和重点清理对象。这一批判在1960年前后达到**。1960年新年伊始，《文艺报》第1期发表社论和署名文章，提出要批判文艺界的“人性论”观点。接着，各地报刊陆续发表文章批判李何林的《十年来文学理论批评上的一个小问题》一文和巴人（王任叔）的理论观点，由此展开了一场大规模的批判“人性论”的运动。在儿童文学界，批判者“理论联系实际”，终于“联系”上了陈伯吹和所谓的“童心论”，于是，大势所趋，一场关于“童心论”的批判就由宋爽的《“儿童本位论”的实质》拉开了帏幕。然而到了1961年，形势有了转机。这一年，为克服政策、工作上的失误及三年自然灾害和中苏关系破裂造成的国民经济困难，党中央、国务院对国民经济采取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相应地，对文艺政策也作了适当的调整。1961年6月，中宣部在北京召开全国文艺工作座谈会，讨论通过了《关于当前文学艺术工作的意见》。1961年6月号的《上海文学》发表了茅盾的《六〇年少年儿童文学漫谈》的长篇评论文章，在全面、深入细致地分析了1960年儿童文学创作实际的基础，肯定了“儿童文学的特殊性”。例如茅盾在分析儿童文学语言文字的艺术个性时指出：

少年儿童文学作品的文字是否应当有它的特殊性？我看应当有，而且必须有。是怎样的特殊性呢？依我看来，语法（造句）要单纯而又不呆板，语汇要丰富多彩而又不堆砌，句调要铿锵悦耳而又不故意追求节奏。少年儿童文学作品要求尽可能少用抽象的词句，尽可能多用形象化的词句。但是这些形象化的词句又必须适合读者对象（不同年龄的少年和儿童）的理解力和欣赏力。毋庸讳言，上面所提到的那些作品，从文字上看来，一般都没有什么特殊性。在这一点上，我们不能不说去年的产品不及前数年的，这也许是反“童心论”的副作用。

茅盾进一步将当时的儿童文学创作概括为：“政治挂了帅，艺术脱了班，故事公式化，人物概念化，文字干巴巴。”

1962年3月，全国话剧、歌剧、儿童剧创作座谈会在广州召开，陈毅副总理到会并作了重要讲话，其中讲到当时的儿童文学时，也作出了与茅盾一致的评价：

现在有些小人书有个很大的缺点，净是些生硬的政治概念，把儿童的脑筋搞得简单化，将来我们的儿童——下一代，恐怕也难免犯粗暴之病。儿童应该有许多幻想，很多美丽的故事、神仙的故事，很多童话故事——好像《天方夜谭》那样的故事。儿童的幻想多，智慧就开阔，眼界就扩大。不能净是一些政治名词、斗争故事，还要写一些有趣的。这一方面的任务，义不容辞，值得我们有些作家作为终身事业。

茅盾、陈毅对儿童文学现状不尽如人意的批评，应该说，对当时的儿童文学界起到了一定的导向作用，引起了儿童文学界对批判“童心论”的反思。联系到儿童文学创作的实际，人们感到近一年来对陈伯吹及其所谓的“童心论”的批判很有不妥之处。于是，为了调动陈伯吹的积极性，也是向陈伯吹表示歉意，1961年11月，上海市委宣传部决定任命陈伯吹为少年儿童出版社副社长。“1962年在上海召开的第二次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上，由领导同志当众说明‘这次批评有错误’而得到解放”。同年，陈伯吹被选为第三届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理事、书记处书记，又被推举为上海市政协委员，这样，“童心论”批判也就不了了之。陈伯吹本人也于1962年撰写了《谈幼童文学必须繁荣发展起来》一文，小心翼翼地为自己作了辨析：

1960年有人认为：强调儿童文学上的由于“儿童年龄特征”的作用所形成的“儿童文学特殊性”，就是主张“儿童文学特殊论”，这只会使我们儿童文学游离着社会主义文学的百花园，流浪出去成为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的儿童文学。这种担心是可以理解的，但是问题深入到实际上，具体到工作上，却并不是完全正确的，经不起实事求是的分析研究，也便告吹了。……如果形而上学地以虚无主义的态度对待儿童文学上的“儿童年龄特征”问题，有意无意地取消了儿童文学的特点，实质上是取消了儿童文学。如果以“儿童本位主义”、“儿童中心主义”、“童心论”等等帽子，乱扣在儿童文学的基本因素的“儿童年龄特征”上，试问这种思想、工作方法是不是马列主义的呢？难道儿童文学真正不过是成人文学短一些浅一些的翻版罢了？

然而，好景不长。1962年以后，中苏关系全面破裂，中国对修正主义的批判全面升级。“在1962年9月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志把社会主义社会中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发展了他在1957年反右派斗争以后提出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的观点，进一步断言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资产阶级都将存在和企图复辟，并成为党内产生修正主义的根源”，于是错误地发动了**。事实上，文艺界的批判活动，“迄于1965年11月《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破门而出之前，未尝真正停止过。其间对一本书、一出戏、一首诗、一篇论文、一部影片……不论其是属于文学的，还是属于音乐的、美学的，乃至于哲学的，所谓‘小批判’、‘小整风’，像海洋底下的那股潜流，水面上是看不出来的，却从来没有中断过，直到1966年5月史无前例的‘**运动’开始”。**一开始，陈伯吹成了首当其冲的“资产阶级反动权威”，“童心论”成了“革命大批判”的“活靶子”。这一次批判的规模更大，时间更长，对陈伯吹的政治迫害也最为严重，直至**结束，陈伯吹才得到“解放”。

1966年6月，**开始，陈伯吹遭到了非人迫害。8月31日，陈伯吹被造反派抄家，全部藏书及有价值的资料均被抄走。陈伯吹后来回忆说：

1966年8月31日，一伙人来我家里抄家，把我的全部藏书和有价值的资料都抄走了。隔了两天，又召开批判会对我批判。会上，带头的一个头头铁青着脸，责问我在十年前发表在《人民文学》上的作品《一只想飞的猫》说：“猫会飞吗？猫会说话吗？”这时候，我手里擎着小红本——《毛主席语录》，其中的第22节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中，清清楚楚地印着“一个蛤蟆坐在井里说：‘天有一个井大。’”

从此，陈伯吹及其儿童文学理论遭到了更加莫须有的批判。批判者将陈伯吹及其理论与当时批判刘少奇及其修正主义路线挂上了钩，而在理论溯源上，这一次却是与俄国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艺术至上论”发生了关系，又与当时蒋介石叫嚣反攻大陆联系在一起，文学批评变成了残酷的政治斗争。这里仅以一篇批判文章——肖学森的《评陈伯吹反动的儿童文学“理论”》为例，就可见当时气氛。

首先，批判者给被批判者定性为“地主阶级、资产阶级的吹鼓手”，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反革命”：

《红旗》杂志《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的重要文章中指出：“宣传哪一种文艺理论，执行哪一条文艺路线，实质上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谁改造谁，谁专谁的政的问题。”解放以来，儿童文学界在刘少奇的大小喽啰霸占下，执行的就是一条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黑线。在这块地盘中，群魔乱舞，斯坦尼、别林斯基、杜威、胡适的幽灵从来就没有被驱散过，各种奇谈怪论泛滥成灾。陈伯吹，这个自诩为儿童文学界的“权威”，就是继承了这些古今中外僵尸的衣钵，充当了地主阶级、资产阶级的吹鼓手。

接着，批判者又从“阶级斗争”的角度出发，“清算”出陈伯吹的历史就是“反革命的历史”：

在阶级社会中，绝无超阶级的个人。斯坦尼不是纯文化人，而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反革命。陈伯吹当然也不会是单纯的文化人，他的历史就是反革命的历史。早在1930年，正当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国东北的时候，陈伯吹就已经堕落为跟在帝国主义后面摇尾乞怜的走狗。他跟着国民党御用文人胡适狂吠：“中国的敌人只是贫穷、愚昧、疾病、贪污……”抗日战争胜利以后，蒋该死撕毁“双十协定”，发动内战，疯狂镇压人民革命运动。这时候，陈伯吹利用所主编的《小朋友》，呕心沥血地帮独夫民贼蒋该死脸上贴金，麻痹人民，鼓吹什么“抗战胜利，努力建设，实现三民五权的好主义”，妄图实现蒋介石的反动宪政。他还在国民党反动的文化特务机构中任要职，专门从事扼杀进步书刊的万恶勾当。直到这次无产阶级**，无产阶级革命派还从他家里抄出了各种反动罪证和变天账。解放以后，在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庇护下，陈伯吹摇身一变，披上了“进步文化人”的外衣，戴上了“培育共产主义接班人”的面具，窃取了少年儿童出版社副社长、上海市作协书记等职务，利用“合法地位”，变本加厉地贩卖资产阶级文艺理论，大肆吹捧外国资产阶级的儿童文学作品，反对儿童文学的工农兵方向。陈伯吹之流所一再鼓吹的“为儿童服务论”、“童心论”之类，实质上就是他积极推行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黑线，在儿童文学领域中对无产阶级实行专政的破烂武器。

批判者在这里所说的“陈伯吹之流”又是那一类人呢？批判者在后文中的一段话可以作为注释：

刘少奇及其一伙，他们的魔爪就直接伸进了儿童文学领域，拼死拼活地向我们无产阶级争夺下一代。在“为儿童服务”的幌子下，刘少奇要人们继承《葡萄仙子》、《麻雀与小孩》的传统；陆定一提倡写“天上的仙人，会说话的禽兽”；胡乔木则主张出版“各种寓言，小说笔记上的各种故事，孙行者、包公、济公的故事，民间流传的徐文长的故事，呆女婿的故事”，又是什么“《三个火枪手》是世界名著，都可以编写出版。”周扬更大力鼓吹“要表现童心”、“母**是客观事实”、“要有专门适合儿童、表现他们的文学”等等。一句话，就是要让封、资、修黑货大量出笼，为复辟资本主义鸣锣开道。陈伯吹凭着他的反革命敏感，紧紧地跟在他新主子刘少奇的脚后，亦步亦趋。

接着，批判者为陈伯吹开列了“三大罪状”：

一、以“为儿童服务”来反对“为政治服务”，“向无产阶级争夺下一代，使之（儿童文学——引者注）成为复辟资本主义的代理人的重要工具”，其实质是要儿童文学“为资产阶级的政治服务”。

二、抛出“童心论”（又叫“儿童本位论”）对抗“阶级论”,“其目的就是反对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和马克思主义阶级论相对抗”。“陈伯吹之流的所谓‘儿童立场’也就是这样一种掩盖了资产阶级反动实质，掩盖了资产阶级反动内容的‘全民牌’反革命修正主义黑货”。

三、鼓吹“艺术标准第一”，反对毛主席提出的“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其实质是“主张资产阶级文艺，反对无产阶级文艺”，“反党反社会主义”。

从上述对陈伯吹及其儿童文学理论的批判与所列罪状可以想见，在“文革”特定的社会历史政治背景下，“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无产阶级专政”的陈伯吹，其政治境遇的险恶了。陈伯吹一面受到非人的迫害，一面还在“扪心自问：‘在儿童文学的创作道路上，童心啊童心，你是一只拦路虎？还是一匹千里马？’”甚至还在一厢情愿地作了善良的幻想：“在文艺领域里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各抒己见，各陈理由，畅所欲言，集思广益，这本身是一件正常的大好事，对繁荣创作，提高质量，是非常必要的，十分重要的，问题在于实事求是，认真分析研究，千万不能乱扣帽子，乱打棍子，否则作家们就不敢写作品，写理论，更不敢写童话了。”可是在那个疯狂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哪里有陈伯吹辩解的地方呢？当时陈伯吹的同事，也是同时受到批判的少年儿童出版社的《少年文艺》编辑部主任任大霖后来有一段回忆准确地记录了当时人们对“大批判”的惶惑：

在那场名为“业务思想批判”而实质上是政治批判的“群众运动”中，一张大字报否定一批作品，一篇文章扫掉一批作家，完全没有一点儿学术讨论的味道。少年儿童出版社遭了殃，儿童文学事业也遭了殃。……对“童心论”的批判，则认为“童心论”就是“儿童本位论”、“儿童立场论”，也就是“人性论”在儿童文学领域的具体反映，并扣上了“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甚至“帝修反在社会主义内部的代理人”等等帽子。

在那“一浪高一浪”的批判声中，很多批判者是儿童文学界的年轻人或虽非年轻人却并不从事儿童文学工作的“群众”，他们革命热情有余而对文学（包括儿童文学）的基本规律认识不足，因此他们所写的文章，张贴的大字报，会上的发言，以政治斗争代替学术讨论，存在着简单化粗暴化倾向，是可以理解的，并不使我感到惶惑。

使我惶惑的是，那些平素思想学术水平很高，非常受我尊敬的领导干部和文学界（包括儿童文学界）的前辈们，竟也在那里理直气壮、慷慨激昂地发表着类似的批判文章和意见，而被批判者却完全得不到辩解、抗争的机会……

“童心”也不许讲了，那是“超阶级”的，是“人性论”的具体表现，而“人性论”在当时是很可怕的一条罪名。“用儿童的眼睛去看，用儿童的心灵去感受”也不许讲了，应当“用无产阶级的立场观点去感受”。“儿童文学主要写儿童”也不许讲了，也是属于“儿童本位”论的表现。有人提出了“儿童文学主要写工农兵”的主张，也就是说，“儿童文学主要写成人”。那末，儿童文学和“成人文学”的区别到底在哪里呢？……

总之，经过这一系列的大批判，蓬勃的中国儿童文学事业受到极大的伤害，严重地衰落了。概念化、成人化、浮夸风的读物充斥于儿童读物领域，《少年文艺》变成了一本通俗的政治读本，根本失去了文学性与儿童特色。我这位年轻的儿童文学工作者，带着惶惑的心情，离开工作岗位，奉命下乡去劳动锻炼了。

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不仅全国惟一的一份儿童文学理论刊物《儿童文学研究》于1963年4月出版了公开发行以来的第8辑后就停刊了，而且到了1966年，全国仅有的两家专业出版社——上海的少年儿童出版社和北京的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都停止了出书，中国儿童文学的发展走入了它有史以来的最低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