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7月2日至19日，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会上，茅盾作了题为《在反动派压迫下斗争和发展的革命文艺》（关于国统区文艺）的报告，郭沫若作了题为《为建设新中国的人民文艺而奋斗》的总报告。这两个报告标志着中国现代文学运动的开始。虽然这些报告都没有专门讲到儿童文学，但报告的精神与大会确定的任务同样适应于儿童文学，这不仅仅因为儿童文学是整个文学事业的一部分，还因为中国儿童文学的重要作家几乎同时也是成人文学的重要作家，如茅盾、叶圣陶、冰心、郭沫若、高士其、张天翼、严文井等，而且会议还有儿童文学方面的代表，如陈伯吹等。随着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解放区与国统区的两支儿童文学队伍终于汇合在一起，在党和政府的关心与重视下，新老儿童文学家们以自己创造性的艺术劳动，开创了新中国儿童文学的“黄金时代”。

“黄金时代”的到来，最直接的推动力来自党和政府对儿童文学的重视与领导。1949年9月，团中央主办的《中国少年儿童》创刊（1951年改名为《中国少年报》周报）。1950年4月，第一次全国少年儿童工作大会在北京召开，身为全国文联主席的郭沫若，在会上号召“多多创作以少年儿童为对象的好的文学艺术作品”，“以培养他们正确的思想和高尚的情操”。与此同时（1950年4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宋庆龄在为《儿童时代》杂志所写的创刊词中指出：“给儿童提供健康的精神食粮，启迪思想，陶冶情操，培养他们成为祖国建设的优秀人才。”1950年8月，中共中央批转了团中央书记处关于少年儿童读物奇缺的报告，责成各有关部门解决这个问题。1952年12月，全国第一家专业出版社——少年儿童出版社在上海成立。1949年被确立为中共中央机关报的《人民日报》，对儿童读物也给予了充分的关注——1953年6月27日，报道了中国人民保卫儿童全国委员会发起全国少年儿童文艺创作评奖活动。同年10月6日，又发表了《关于改进儿童文艺读物方面的意见》。1954年6月1日儿童节，《人民日报》发表了高士其的《谈谈儿童科学读物创作的问题》。1955年7月和9月，《人民日报》根据国务院发布由周恩来签署的《关于处理反动的**的荒诞的书刊图画的指示》以及共青团中央的报告，针对少年儿童课外阅读的情况，先后发表了《取缔一切反动、**的儿童读物》和《大量创作、出版、发行少年儿童读物》两篇社论。9月13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机关报《中国青年报》也发表了《让孩子们有更加丰富多彩的读物》的社论。10月5日，文化部又发出了《关于少年儿童读物的出版情况和今后改进意见的请示报告》。11月8日，中国作协向各分会发出《关于发展少年儿童文学的指示》，并于24日召开少年儿童文学座谈会，听取了张天翼《关于作家深入少年儿童生活问题》的发言。接着，26日，新华书店总店也发出了《改进少年儿童读物发行工作》的通知。借着这股发展儿童文学的强劲春风，1956年2月，中国作协在北京召开了第二次理事会扩大会议，将发展儿童文学列入了议事日程，会上由陈伯吹就儿童文学问题作了专题发言。3月，全国青年文学创作者会议在北京召开，袁鹰作了《争取少年儿童文学创作繁荣》的发言。6月，全国第二家少儿专业出版社——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在北京成立。至此，可以说从舆论宣传、作家动员、出版机构的建立到发行工作的改进，这一系列的工作，都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与规划下，紧张而有序地运行，为儿童文学“黄金时代”的到来提供了必要的精神与物质两个方面的准备，也强有力地规范了新中国儿童文学的性质与发展方向。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儿童文学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陈伯吹感到中国的儿童文学，“真是走上了阳光大道，好风光，令人振奋”。他说，“过去搞这个工作，非但不受重视、扶助，还要受到打击、迫害”，现在的“儿童文学事业，在党的领导下，受到了各有关方面的关注，工作起来有事半功倍的感觉”。他自己更是非常珍惜这一大好形势，发奋工作。

1949年7月，陈伯吹作为“联谊会”的3名代表之一，被邀参加在北京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文代会，但由于工作过于繁忙而没能参加。这时候，他除继续主编《小朋友》杂志和《大公报》副刊《新儿童》（原名《现代儿童》，1949年6月18日出版时更名为《新儿童》）外，还任教于大夏大学、圣约翰大学和震旦女子文理学院，讲授《教材教学法》与《儿童文学》等课程。面对这么繁重的编辑工作和繁忙的教学任务，他好像有使不完的劲。陈伯吹虽然未能参加“文代会”，但他非常认真地学习了大会给他寄来的文件和解放区出版的几十种《人民文艺丛书》，其中包括《李家庄的变迁》、《李有才板话》、《吕梁英雄传》和《洋铁桶的故事》等。虽然这些“理论和作品都不是儿童文学”，但正如陈伯吹所理解的，“儿童文学是由于客观的需要，因而从文学派生出来的不可分割的一个组成部分，它们之间存在着血缘的关系，文学的一切原理原则，都适用于儿童文学”。与此同时，陈伯吹又认识到，儿童文学“应该有它自己的儿童特点，照顾特定读者的年龄特征（他们的思想感情与身心发展），来使各个年龄阶段的少年儿童，都能理解、接受，起到作用，受到教育，得到快乐，从而更好地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与文艺方针”。

1951年秋天，陈伯吹向中共中华书局党支部提出了入党申请。1952年10月，陈伯吹受华东军政委员会新闻处的委托，去筹备成立少年儿童出版社，并任筹委会副主任。1952年12月28日，我国第一个少儿专业出版社——少年儿童出版社成立时，陈伯吹被任命为副社长。1953年春天，华东作家协会成立，陈伯吹有幸与陈毅市长二次握手，倍感鼓舞。1954年10月，陈伯吹调往北京工作，在教育部直属机关——人民教育出版社担任编审，同时受北京师范大学校长陈垣的邀请，兼任北师大教授，开讲儿童文学课。首都北京的儿童文学环境，让陈伯吹感到自己“在‘阳光大道’上，进入了另一个佳境胜处”。4月2日，陈伯吹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向安徒生学习什么》，来纪念这位童话大师诞生150周年。9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大量创作、出版、发行少年儿童读物》的社论后，陈伯吹深受鼓舞，创作了著名童话《一只想飞的猫》。春节那天，这篇童话作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予以广播。1956年2月，陈伯吹在中国作协第二次理事会扩大会议上，就儿童文学问题作了专题发言。7月，陈伯吹又参加了全国总工会和中国作协联合组织的“作家参观访问代表团”到东北各地访问并深入生活。1957年5月，陈伯吹到中国作家协会成为专业作家。4月到三门峡水库工地参观，5月到十三陵水库工地参加劳动。1959年春，陈伯吹又到宝山县杨行人民公社品一生产队深入生活，半年后又到东南海防前哨访问。由于陈伯吹不断深入生活，创作出了一大批作品，成为陈伯吹儿童文学的一个“丰收期”。陈伯吹后来回忆说：“1949年到1959年的10年间，我的儿童文学工作大体上说来，出版了小说选集《中国铁木儿》、童话选集《幻想张着彩色的翅膀》、诗歌选集《礼花》、散文选集《三门峡工地上两少年》和理论性的《儿童文学简论》、《作家和儿童文学》、《漫谈儿童电影戏剧与教育》，还在华东师范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先后教了五年半关于儿童文学的课。”他自谦地评价道：“前者只是《伊索寓言》里提到过的‘酸葡萄’，后者则是孟轲批评过的‘人之患在好为人师’，不免自误误人。”对于这一时期的心境，陈伯吹也有一段话说得很透彻：“从1956年到1959年，经常在各报刊如《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以及《文艺报》和其他文学刊物上发表小说、童话、诗和散文，是我一生中非常愉快的工作时期，甚至我没拿国家三年半工资，只靠稿费生活，也并不感到吃力。这是从另一个角度证明只有在社会主义社会的新社会里，才能获得心情舒畅的理想的工作与美好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