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43年春到重庆，到1945年底，陈伯吹已在嘉陵江滨度过3个春秋。如今要离开山城，陈伯吹感到恋恋不舍。临行前的一个黄昏，夕阳将余晖洒向奔泻的江水，江面上像是有碎金在闪烁。陈伯吹徘徊在嘉陵江滨，不禁回想起这3年来的工作。

3年中，陈伯吹的本职工作是编课本和编《小朋友》刊物，业余时间也仍然全部用在儿童文学上。但回过头来看看，陈伯吹很不满意，一是创作不多，理论性文章占了百分之七八十；二是这些理论文章也只是不深不透地谈论了18、19世纪欧美的作家与他们的儿童文学，而没有谈谈中国的作家和儿童文学。陈伯吹感到惭愧，认为这是舍本逐末、弃近求远的地走进了狭隘的胡同，虽然不是一个死胡同，却是走了一段弯路。陈伯吹分析了自己走弯路的原因，主要是自己倾心西洋的文学与儿童文学。他想起自己少年时代读的是《天方夜谭》、希腊神话、北欧传说……而在童年时代，虽然也读到了我国古典名著《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镜花缘》等，但在小学时读到的《无猫国》、《怪石洞》、《玻璃鞋》等西洋童话，却形成了他的阅读倾向，因为这些童话别开生面，具有奇异、勇敢、冒险、多变的特点，更适合他那颗孩子的心，更能诱发他的阅读兴趣。于是兴之所至，一往情深，以致在他后来有意识地学习儿童文学时，其蓝本还是不外乎《格林童话》、《安徒生童话》、《水孩子》、《金河王》和《杨柳风》《木偶奇遇记》等西方儿童文学名著。因为那时的陈伯吹还没有能够体会到这一层含义：其实欧洲这些较早较著名的童话作家，其辉煌的硕果也都是发自民间文学的根柢。如贝洛的《鹅妈妈故事》、格林童话、豪夫童话等；即使是安徒生的早期作品，如《火柴匣》、《小克劳斯和大克劳斯》、《豌豆上的公主》等也是如此，而俄罗斯普希金的《渔夫和金鱼》以及《小金公鸡》等就更明显了，作为这些经典儿童文学的原料，又哪一个不是在本民族的民间文学遗产的基础上推陈出新的呢？

陈伯吹自责道：“我走了弯路。我仅仅以‘表面价值’地去学习、借鉴这些世界名著，我没有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去深入地分析、研究这些名著，因而，我走的弯路又不只在创作观摩与借鉴上，也表现在理论研究上。我认识到文艺学、美学、教育学、心理学是和儿童文学有着不同程度的密切的关系，却没认识到民间文学和儿童文学间也存在着血肉的关系。这有明白无误的例证在：在我理论性的文字中，例如在《试论儿童文学的形式》（载《小说月报》，1942年1月）引经据典的往往是外国作家的外国作品，不结合中国具体实际，这‘数典忘祖’的错误，岂不也是漠视民间文学，并轻视土生土长的现代文学的‘崇洋思想’在作祟的错误吗？”

陈伯吹又进一步地自我检查，认为由于这种错误思想，他在观摩阅读、采选教材、学习创作、投稿对象上，往往倾向于《儿童世界》而不是《小朋友》，尽管他并不是不知道在国内广大的小读者中，后者更受到欢迎，订数也大大超过前者。并且他也不是不清楚为什么有这区别：因为前者的内容多译介一些世界儿童文学名著，质量虽高，可是描写的风物、人情，与小读者的实际生活环境相差甚远。虽然好作品也能激动人、感染人，却总不免有些隔膜，要打折扣，何况是十岁左右的儿童呢？而后者则多刊登民间故事、传说，即使是外国儿童文学名著，也经过改写或重述，如将列夫·托尔斯泰的《傻子伊凡的故事》改编为《呆子国》。这就是《小朋友》所吸引读者欢心的原因。想到这里，陈伯吹感到很惭愧，他扪心自问：“是我那时还没有从中悟出一些道理呢，还是明白了却仍执迷不悟地不去改变呢？是不是只是兴趣爱好之所在，而不是思想感情的缘故呢？”

不知不觉中，嘉陵江已被黑夜所笼罩，对面的大学校舍里时时传出诵读之声，远处三三两两村落的几点灯火，闪闪烁烁，更催生了游子思乡的情愫，陈伯吹的心一下了又飞回了上海。想到儿子佳洱信中写的“祖母病危，母亲病重”，陈伯吹的心像灌了铅似的沉重。“我要尽快赶回去！”陈伯吹自语着，向山城、向嘉陵江作最后的告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