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孤岛上海的政治环境也日益恶化，正像上一章《从海滨到山城》所叙述，进步文人为求自身生存，或者说“留得青山在”，不得不向大后方转移，陈伯吹就是众多进步文人的缩影。然而不论形势如何紧张、生活如何窘迫，陈伯吹与儿童文学的关系却一直没有断。他始终关注着孩子们的精神食粮，在《一年来的儿童生活》中，就有一方面谈精神绝粮的儿童，对孤岛上海的儿童读物现状表示了极大的忧虑：

战争毁灭了文化，这儿童文化部门也跟着了它，使千万儿童断绝了精神的粮食！

“八一三”以前的商务的《儿童世界》、《少年画报》，中华的《小朋友》、《少年周报》，儿童的《儿童杂志》、《常识画周报》、《儿童画报》，开明的《新少年》等，全因环境关系而停刊了。虽然《儿童世界》后来在香港复刊了，怕也只局促在华南一角吧。听说上海也有几种儿童的新刊了，只可惜未能满意；那前进的充实的《少年读物》（文化生活社出版）诞生后不久便夭折，这是儿童精神粮食的重大损失。

儿童报纸先前有儿童的《儿童晨报》，停刊后直到在今年秋里，才看到了《文汇报》的《儿童园》周刊，以及《申报》、《新闻报》等的儿童副刊。前者较为进步，还能把握住时代。后者太平凡了，《白雪公主》的童话，居然有人译述，更居然在此时此地的儿童副刊上陆续刊登，大概以为沦陷后的上海就是繁荣的纽约了吧。

还有投机商粗制滥造的武侠的、蛮荒的、神仙的那些连环图画，一批一批地印出来，生意挺好，财也暴发，国家、儿童是顾不到了。这是戴了浩然巾的汉奸！

一年来的儿童文化，其惨凄的情景，正因于一年来的儿童教育，直接是魔鬼的破坏、压迫，间接是准汉奸（也许是真汉奸）的投机、发财，于是情形更坏了！

但是，在抗战的西北、西南各省中，当然不会是这样的吧。

负儿童教育与儿童文化的责任者，现在正是你们献身于祖国的时候了，推动和改进儿童的教育与文化，使之配合着抗战。

为着“推动和改进儿童的教育与文化”，在创作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也为着避免发表杂文不可预测的危险，陈伯吹转而从事儿童文学翻译。陈伯吹对儿童文学译介开始于30年代，1930年就由北新书局出版了翻译童话《小山上的风波》，但大量的翻译还是在40年代初，像小说《象童》（山城书店，1941年．）、童话《一文奇怪的钱》（山城书店，1941．）、童话诗《渔夫与金鱼的故事》（中华书局，1943）、小说《一家人都飞去了》（中华书局，1943．）、童话《兰花国》（中华书局，1944．）、童话《空屋子》（中华书局，1947．）、童话《绿野仙踪》（中华书局，1948．）和童话《兽医历险记》（中华书局，1949）等，都是在孤岛上海时期的译作。翻译之闲，陈伯吹还经常去常熟路、华山路口的大同旧书店，选购外国侨民离沪时以旧书交售出来的孩子们阅读的文学读物。陈伯吹还参考美国教育家桑代克用测验的方法，经过调查研究，得出较好的书目，再进行选购。几年下来，他竟购得500余种，被店主称为选购儿童图书的行家；上述翻译出版的10余种优秀儿童读物，也是陈伯吹从这500余种中精心选择出来，供给战时苦难的中国儿童的。

1942年底，陈伯吹迫于局势，不得不只身转移大后方，一路上，他仍然关心打听有关儿童文学的信息。在赣州，他听到了严文井创作的童话《南南和胡子伯伯》出版了的好消息，还阅读了贺宜的长篇儿童小说《野小鬼》和中篇童话《凯旋门》。在这以前，在沪还曾读到苏苏的长篇儿童小说《小癞痢》等。过重庆时，陈伯吹得悉何公超沿用《儿童世界》的刊名，继续在这块新开的处女地里辛勤灌溉时，心里感到十分宽慰。从黄浦江边来到嘉陵江畔，编译馆的工作让他感到称心如意。“心情平静了些，生活安定了些，马上欣欣然来到‘旧游之地’，从心底深处发出了‘亲爱的儿童文学’的喜悦笑声”。

陈伯吹又应《贵州日报》之约，在北碚给《贵阳日报》写稿，于1942—1944年间，先后发表了一系列以“作家和儿童文学”为内容的研究文章，主要有《格林兄弟和他们的童话》、《大作家与小孩子》（狄更斯）、《老人的心》（列夫·托尔斯泰）、《斯蒂文生和他的〈金银岛〉》、《马克·吐温与儿童文学》、《王尔德和他的童话》、《从戏剧节谈〈彼得·潘〉》（巴里）、《吉卜林的故事与童话》、《科学想像小说大作家》（儒勒·凡尔纳）、《伊林的〈黑和白〉》等。此外，他还写了《论儿童文学的形式》（《小说月报》第2卷第4号，1942年1月）、《梦与儿童文学》（《新中华》（复刊）第2卷第8期，1944年8月）、《论寓言与儿童文学》（《东方杂志》）第40卷第21号，1944年11月）、《高尔基论普希金》（《东方杂志》第40卷第21号、第41卷第1号）等理论性文章，是抗战时期我国儿童文学理论的重要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