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泪洒江南雨》是陈伯吹的一部自选散文集，1997年由陈伯吹自费印行，但所收作品却写于1927年至1947年间，分4辑，计84篇，其主要内容正如陈伯吹本人所言：“反映人民大众苦难。”。这些作品除第1辑中有少数写于1937年抗战爆发以前，全书五分之四的篇什均写于抗战期间，反映的是日本侵略者给中华民族带来的战争苦难，尤其是孩子们的不幸遭遇。

第1辑，凡30篇，收有作者在宝山县立小学写的系列散文《消夏琐记》和杂文《两个蹈海者》。前者写于1927年6月16日，有《午眠》、《大雨》、《雨后》、《沉沉的回忆》、《上山》、《沧舟》、《月夜笛韵》、《悄然》、《别矣可爱的梅邱》共9篇组成，文笔清新，情感真挚，写景抒情融为一体，很有艺术感染力，发表在《妇女杂志》后，又被编入南京初中国文第3册，可说是陈伯吹早期散文的代表作之一。《两个蹈海者》写于1927年12月，为宝山县立师范学生顾明纲、徐洪兰投海自杀而作。陈伯吹在寄予了自杀者无限同情与惋惜的同时，发出了“社会杀人！社会吃人！”的控诉，并呐喊道：“由我的眼里飞掷出炸弹来吧，毁灭世界上这不合理的一切，让一切都交上个同归于尽的命运吧！不要只让他们俩独独牺牲了！”但陈伯吹又不赞成以“自杀”这种方式来与“不合理”的社会抗争，因为“现社会决不会自动地改造”；“自杀终究是弱者的行为”，“是自示其弱，反而助长了现社会中那些冒牌人类压迫我们的气势”。

除上述两篇外，其余篇什大多写于1936年前后，其中有关国难儿童的散文最多，代表性文字有《生路与死路》、《流浪儿童何处去》、《给幼小者》、《破〈给幼小者〉的新花招》等。《生路与死路》原载茅盾主编的《中国的一日》，主题是“为日益增多的流浪儿童呼吁”。取名《生路与死路》，是因为在上海曾放映过一部前苏联影片《生路》，写警车在深夜里，从马路、地窟和屋檐下，收容了许多流浪儿童，后来全把他们训练并感化成健康的小工人。这是一条“生路”。但在上海街头的情形又怎样呢？“那些大汉们”在追捕儿童时，总是“冲上前去，像老鹰抓小鸡似的，先是一记巴掌，随后有的提着耳朵，有的抓着领口，有的捶着背心……而且一边跑，一边打，从胡同口直到上汽车”。两两对比，陈伯吹不仅要问，难道这不是一条“死路”吗？如何正确对待流浪儿童问题，陈伯吹还结合以流浪儿童为题材的国产影片《迷途的羔羊》，提醒“关心流浪儿童问题的人们”注意：“流浪儿童问题，不仅仅是教育的问题，更不是单纯的儿童问题，它实实在在是一个社会的问题。整个的社会问题没有得到解决，流浪儿童问题不可能单独地解决。”

《给幼小者》既是对日本侵略者的血泪控诉，也是对死难孩子的礼赞。陈伯吹在诅咒“这是一个怎样的悲惨的世界”同时，将“中国的幼小者”称作“国家的苗芽”、“民族的蓓蕾”、“人类的源泉”；将他们“小小的死”赞叹为伟大的“国殇”，“将在人类史上写入，作为教训的一页，不是没有代价的”。陈伯吹联想到日本作家有岛武郎先生曾为他的子女写过一篇《给幼小者》。“一种人类天性中的深挚的爱，恳切的希望，洋溢在字里行间”，深深打动了陈伯吹的心：“假使有岛氏能目睹中国幼小者的死亡累累，心中将会有什么感想？也许会有更深刻的作品了。”然而，十分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位有岛氏的同胞如今“又要耍一套新花样了”，而且是“要给我们的孩子们”：“据长崎29日电：县当局为促进中日亲善，由各小学10人为‘学童使节’，5月23日来华，历访京、沪、苏、杭各地中国小学。回国后举行‘中日小学生成绩展览’。”陈伯吹一眼就看清了“友邦”邻人的险恶用心，他在《破〈给幼小者〉的新花招》一文里，提醒孩子们“不要忘记辽、吉、黑、热、察北、冀东的你们的兄弟们，已经被迫做了‘小亡国奴’了！你们兄弟们的父、母、兄、弟，姊、妹，死的死，逃的逃，不逃的也是生活在地狱里”。告诫孩子们：

“你们要有志气，敢于大声告诉他们，说要讲‘亲善’，先让我们国土完整了再说。你们不归还，我们用我们的力量来收回就是。

“你们开一张‘血账’的清单，给他们带回去。

“你们唱几支救亡歌曲，给他们听听——‘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

“你们可以演一出《打回老家去》的短剧给他们看看。”

陈伯吹要孩子们学习“汪踦、花木兰、荀灌、岳云、嘉定石童子”这些小英雄，把别人“无理夺去”的东西，再“奋勇地夺回来”！在抗战之初，陈伯吹能以如此鲜明的政治态度、爱国心与民族气节来引导孩子们分清是非，抗战到底，确实不易与可贵。

第2辑，凡22篇，写于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到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后，集中反映了孤岛时期人民大众尤其是儿童的悲惨命运。代表性作品有：《那是我们第一年的一天》、《新流亡图》、《纪念伟大的今天》、《一年来的儿童生活》、《难童的哭诉》、《维护民族的源泉》、《从战争中长大起来》、《小尸包》、《战争年代的生命之歌》等（这些文章的主要内容，请参见本章第一部分：《孤岛上海》中的有关文字）。

第3辑，凡20篇，主要写于从上海到大后方——重庆的途中及其在北碚国立编译馆工作期间。《上海归来》、《我住在小楼上》等8篇写于赣城。《上海归来》是陈伯吹1942年12月21日在赣城写给好友陈向平（增善）、顾春林（惠民）的信，信中说明自己西行陪都重庆、中途小住赣城的情况。《我住在小楼上》即写于《民国日报》社在至圣路30号的小楼里，写的就是在这小楼里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同时写道：“啊，我无可奈何地话别了老母、兄弟、妻子，长途跋涉了坎坎坷坷的三千里路，从上海到达赣城了。”表达了他西行的无奈和对亲人的无限思念。《赣城散记》是陈伯吹这一时期最重要的作品，包括《上虎冈去》、《龙岭行》、《八景台上》、《城外的善边村》、《“耳游”梅林》、《除夕大家乐》、《多吃一尾鱼》等13篇，可以说是陈伯吹自从文以来文笔最欢快的一组文字，也说明他在赣城这两个月的生活十分愉快。是友情给了他这段终生难忘的欢乐时光，无怪乎他要在文章中赞颂道：“啊，友情！难忘的火一般的情谊！待到走过每一个大后方的城市，都觉得没有赣城那么有朝气，有蓬勃的气象，有十分明亮的阳光！……在赣城的良好的印象中，还泛滥着深厚的真挚的友情呢！”

《从海滨到山城》等4篇，写于山城北碚。北碚，紧靠嘉陵江右岸，抗战以前就是文化区。抗战以后，川、滇、黔等省成为大后方，重庆成为战时首都，北碚这个小市镇就热闹起来了，不仅有南京来的国立编译馆，还有育才学校（陶行知创办）、复旦大学等高等学府，一时间汇聚了文化教育界许多著名人士，使北碚成为名副其实的文化城。陈伯吹工作的国立编译馆，当时就网罗有国内著名学者约200人，著名教授梁实秋、李长之，老舍夫人、画家胡絮青等，都是编译馆的工作人员。陈伯吹任教科书部编审，负责编辑小学语文教科书，这对他来说，可谓老马识途，驾轻就熟，也就比较悠闲。然而，陈伯吹心里没有一刻不挂念着沦陷中的故乡。“每当天色昏黑，乡愁袭来的时候，在灯下打开了地图，找寻那抹着一块绿色的故乡，作为排遣对海的渴慕的安慰”。对故乡及其亲人的思念，幻化为“海的记忆”，于是这位“从小在海滨长大起来”的“海的渴慕者”，情不自禁地“走向重庆的郊区，找寻海去”。他到过小龙坎，但那里没有海；他到过歌乐山，那里也没有海；他到过青木关，又到过北碚的嘉陵江，“急湍的嘉陵江，环绕在她（北碚）的东北，从上游倾泻下来的水流，冲击那隆起在江心的一堆碚石上，发出潺潺的激响，翻腾着白色的浪花，水波一回一回地涌上滩来，清新的空气，洋溢在宽阔的江面上……这里不是海，但是我却找到了海的神韵了”。然而，每当陈伯吹漫步嘉陵江边时，又有一幕情景让他心情深重。嘉陵江边的纤夫正跟故乡黄浦江码头的工人一样，终年做着极其繁重的体力劳动。不论是烈日炎炎的酷暑，还是寒风刺骨的严冬，肩上总离不开那一条长长的竹索，弯着腰，猫着身，拖着沉重的船只，踩着大小不等的鹅卵石，踩着软绵绵的、使不出力气却又十分累人的泥沙，高一脚低一脚地迎着急流险滩，拼了命地向上爬行。从春到夏，从秋到冬，他们从不间断地在崖滩上奔波、挣扎。陈伯吹对纤夫的命运寄予了无限同情，在《嘉陵江上的纤夫》一诗中唱出了苦难人民的心声：

春到了夏

昨夜在梦里到过了家，

今天听得岸上有孩子在一声两声地唤“爸”。

才过了一个坝，又逢到一个峡，

踏着高低的石卵，跨着平铺的泥沙。

千钧重担有我们这一群牛马，

水急的地方弯下身来在滩上爬。

拉吧！拉吧！年年看惯了这些桑和麻；

谁理会这脚跟边的闲草野花？

——山头上漾出一朵晚霞！

第4辑，凡12篇，大都写于抗日战争后，其中写于1947年的儿童诗《新小儿语》和杂文《从节约到饥饿——一个为儿童而提出的抗议》特别值得重视。《新小儿语——纪念1947年（民国36年）的贫苦儿童节》并没有直接写现实中儿童的苦难，而是拟小儿语，真实地摹写了一个纯真稚美的儿童世界：

拾起石卵作珠宝，

骑着竹竿当马跑。

跑到龙王庙，

遥望天边云儿飘。

我们要乘风飞去，

踏上云儿漫游全世界的城市海岛。

我们自有我们的天地，

说我们是小梦想家也好。

折几枝柳条儿，

摘几朵紫云英，

扎顶花冠多美丽。

谁愿意加冕，他（她）就是皇帝！

不过皇帝也和乞丐并坐在草地，

一同吃大饼，喝开水，

当然没有什么龙床、龙椅。

别笑我们太儿戏，

世界上最欢乐的是游戏。

小溪，流水，

把树叶当船儿放下，

让它缓缓地流去吧。

我们的心眼已经交给它啦，

它将载着我们去拜访一些奇异的地方。

蝌蚪姑娘，鲫鱼大嫂，

还有那小蟹和大虾。

请别称赞我们是小航海家，

我们不会掘金，

口袋里塞满的是乱草一把。

陈伯吹尽其所能，在诗之天国里还儿童以天真，让他们尽情地“梦想”和“游戏”。然而，这只能是诗人的一厢情愿，在做工的人吃不饱穿不暖的“人世间”，孩子们“梦想”、“游戏”的权利又怎么能够得到保障呢？

在《从节约到饥饿——个为儿童而提出的抗议》里，陈伯吹从《大公报》报道政府决定“报纸节约”的新闻入手，主张为孩子请命：

时至今日，“出版自由”等等废话不必多说，不过对于这么一个严正的决定（指“报纸节约”——引者注）最觉得遗憾的是：竟没有把儿童文化部门的报纸、杂志、书籍除外，暂时开恩大赦，不把它们一并加上镣铐！正因为它们所供养着的是新生成长的民族的苗芽，是未来社会国家的主人翁；而且，这世纪是属于他们的世纪。妇女社会活动家爱伦凯说过：“20世纪是儿童的世纪。”有谁有这权力来节约他们的精神粮食？更有谁有这法理来剥削他们的权利和幸福？

陈伯吹一再奉劝那些“大人先生们”，应该牢记国父孙中山先生的遗教：“以全力发展儿童本位的教育”，指出，“儿童读物是儿童教育的重要工具，绝不是可有可无的点缀品！除非大人先生们望得太高太远，才会听不到孩子们的呼声，看不到孩子们的读书欲望。”陈伯吹对儿童的关爱与对儿童读物的提倡精神，亦由此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