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时，陈伯吹正在北平参加中国教育会与中华儿童教育社联合召开的第五届年会，会议的中心议题是“学前儿童教育”。

7月7目下午三时，年会在北京师范大学校长李蒸的主持下召开，清华大学秘书长沈履（茀斋）向大会致开幕词，胡适博士作《恢复对教育的信仰，建立中国教育哲学》讲话。会议议程安排第二天——7月8日上午，两个年会分别在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继续开会；下午，大会安排代表们去参观雍和宫、北平图书馆和中山公园等处。

下午，陈伯吹等人来到中山公园游玩，4点钟左右，他们正在中山堂参观，突然听到外面有报童叫卖《号外》，大家叫住报童，买来《号外》一看，无不感到震惊：

号外

昨夜在宛平城外演习野战的日军，借口有一个军士失踪，要求派军队入城搜查。我方严词拒绝。日军便炮轰城中。我方待日军冲至城下，也予还击。枪炮声至今晨三时后才停止。

看到《号外》，大家再无心游玩，一个个心情沉重地回到住地清华园。第二天（7月9日），陈伯吹等人又找来《北平新报》、《华北日报》等大报看，证实了《号外》所言，大家感到事态的严重，便草草结束了中华儿童教育社的年会。但要通过天津返回上海，安全已难以保障。大家商量，只有绕道而行，取道太原，南下汉口，再返上海。幸亏中华教育社总干事董任坚是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王宠惠的侄女婿，与很多国民党要人都很熟悉，由他以中华儿童教育社的名义，给太原绥靖公署主任阎锡山发去电报，请他在途经太原时保卫安全。阎锡山也很快复电，欢迎他们一行到太原去。这样，陈伯吹等人7月11日离开北平，赶赴太原，再由太原到石家庄，换乘平汉铁路的火车到汉口，再搭轮船回到上海，前后走了20多天，回到上海已是8月初了。

8月初的上海，战事已非常吃紧。日本侵略者叫嚣要在“四小时内占领上海”，并于8月13日上午9时15分，向我上海驻军发起挑衅。“八·一三”后，上海全城笼罩着战争恐怖，大多数机关团体和学校的职工都遭到了“留职停薪”变相失业的厄运，儿童文学工作者更无幸免。11月随着中国军队的撤出，“孤岛”上整个文化出版事业基本陷于停顿、半停顿状态。《小朋友》出刊至第777与778期合刊时（1937年10月28日）不得不停刊，用鲜红的字体印出最后的告别号，和躺在血泪中的上海告别。从此抗战8年，《小朋友》也中断了8年。和其他儿童文学工作者一样，战争一打响，陈伯吹和妻子吴鸿志都接到了“留职停薪”的通知，其实就是失业了。不仅杂志不能编了，连他花了大量心血赎回来的祖传遗产——陈家老屋，也在战败后沦陷了。老屋的伤痛，正像千千万万中国人民的家被侵略者毁损的缩影，时时撞击着陈伯吹的心，复仇的火焰总使他情不自禁地朗诵起《满江红》中的词句：“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

怒火在胸中燃烧，连日来，日本侵略者在上海犯下的滔天罪行，已让他目不忍睹。陈伯吹从老屋的悲剧，想到成千上万的家被毁损，千百万的人被屠杀；想到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其中妇女与儿童的命运与遭遇更为悲惨，令人发指。陈伯吹想：“在这国难日深的日子里，我未能投笔从戎，卫国保家，难道也不能口诛笔伐，宣传抗战吗？”当他从报上读到波兰代表加玛尼基在日内瓦国际大会上为日本侵略者代言时，愤怒地写下了《帮凶的人》，斥责波兰代表是人类中的“败类”，并辛辣地嘲讽道：

这种人，起先也吃过凶手的苦，受过帮凶的亏，幸而靠了自己的挣扎，朋友的帮助，才算打倒了凶手，恢复了自由。照理，这种人，凶手是他的仇敌，帮凶也是他的仇敌，他对于凶手，万无帮忙之理；然而竟会做了自己所痛恨过的帮凶。

世界上的确不乏认贼作父这一种人，所以最愚蠢无耻的帮凶，居然在日内瓦国联大会中日问题咨询会议上出席了，那就是波兰代表加玛尼基先生，他似乎不曾读过本国史的，自然不知道波兰曾经被宰割而亡过国的一回事，所以竟不避嫌疑地仗义执言。

毋怪中国代表要疑心这位是日本代表了。外报记述得好：“日本已退出国联，没有代表，幸亏还有这一位贤明的代言人。”

这不是帮凶是什么？

当从报纸上看到著名学者潘梓年建议“组织文化战线”的主张时，陈伯吹也马上响应，写了《组织文化战线》，认为“组织文化战线”，“确是目前抗战中惟一的要着，也就是文化人惟一的责任”：

我们深信“抗日必胜”，但为要保障胜利，必得发动广大民众的力量。这一个坚巨的支点，无疑地可以支持到我们取得最后的胜利。

敌人在这次战争中缺少了这一个条件，但却是我们所有的，是击败敌人的重武器。

发动民众，固然凭藉政治的力量，收效最大；也许现在政府正全力注视军事，一时尚无暇及此。那么，在戏剧、歌咏、演讲、图画、文艺等文化总汇的力量之下发动民众，也许其力不弱吧。在野的文化人，当仁不让，是这个时候了。

愿文化人坐而言，起而行，立即组织起这一条坚强的铁的文化战线，作前线拼死杀敌的将士们的后盾！

当陈伯吹得知中国将派驻英大使顾维钧作为参加“九国公约”会议的首席代表，前往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参加会议时，他又以“夏雷”的笔名在《立报·言林》上发表了《我们的“最低限度”》，对参加“九国公约”会议的中国代表寄予希望，提出了我们必须坚持的三条“最低限度”：

第一是“领土的完整”：日本军队必须从全中国的每一个侵略的地方迅速撤出。

第二是“主权完整”：在“八·一三”抗战以前被日本强迫签订和承认的各种不平等条约（连口头在内）一律废止，以后两国平等往来。

第三是“损害的赔偿”：中国历次遭受日本侵略的所有损失（包括政府兵费和人民财产等）概须赔偿。

陈伯吹认为，如果这个“最低限度”也不能通过，应坚决退席，宁愿把“民族解放战争”进行到底，拒绝调解和妥协。

陈伯吹的“三个条件”虽然在当时不可能实现，却体现了他作为一个中国文化人的民族气节。民族兴亡，匹夫有责，陈伯吹是在自觉地尽着一个“匹夫”的责任，在国难当头之时，敢于挺身直言，其精神实在可嘉。

陈伯吹在忧国忧民、为抗战献计献策的同时，始终没有把眼光离开过战争中的苦难儿童，在《那是我们第一年的一天》、《新流亡图》、《难童的哭诉》、《从战争中长大起来》、《小尸包》、《维护民族的源泉》等一系列诗文中，以难童的不幸与鲜血控诉了侵略者带来的灾难，号召人们积极行动起来，来拯救难童这一我们“民族的源泉”。

就在上海陷落的前一天——1937年11月12日，为工作陈伯吹又跑了出去。他看到了什么呢？到处是逃难的人群，其中妇女与儿童的遭遇最令人痛心：

女的都还穿着短袖的衫，露出两条冻得发红的臂。有的还弯着紫红的瘦臂，抱着一个孩子在颤抖。也有半开着胸膛喂奶的，鼻孔里淌着涕水，显然受寒了！更有搀着孩子的手，哭丧着脸，脚趾冻得发痛而在不停地踏脚。

孩子们，大的穿了又短又窄的袄，像被捆绑着的一样；小的反穿了长衫，垂没了脚。反正都是一些破了的、旧了的，穿着谁都不会合身。他们本来是会说、会笑、爱跑、爱跳，然而在炮火底下挣扎了出来，却也像大人们一般地懂得生活的艰难，焦虑而沉默起来，贴紧在他们的可怜的爸或妈的身边，似乎失去笑笑跳跳的本能了。

如果说在上海陷落之前，战乱中的孩子还只是“失去笑笑跳跳的本能”的话，那么在上海失陷以后，又有多少孩子成了孤儿，在没有尽头的流亡途上逃难、逃难：

枪声像爆竹，

炮声像打鼓。

枪弹杀了我的老祖父，

炮弹伤了我的老祖母，

刺刀戳死了我的——父和母。

啊，啊，逃难！逃难！

飞机来了大家躲：

——哥哥头跌破，

阿姐手忙脚乱滚下河，

小弟弟，小妹妹，走不快路，

丢在后面谁照顾！……

唉，唉，现在只剩下一个我，

天天在街头眼泪淌个不住，

啊，啊，我们吃什么人的苦？……

然而，战争给孩子们带来的又岂止是失去家园与亲人之痛？颠沛流离逃难之苦，直接威胁着他们幼小的生命，甚至可以说到处都有包裹着孩子尸体的“小尸包”：

是小尸包哟！

我看见有人侧目而视之，我又看见有人掩鼻而过之，我更看见有人疾步而避之。

是的，是小尸包！并且不止一个。

小尸包里面，包裹着的大概是死孩吧。其实，也不一定，尽有半个头探出在外面的，也有半条腿包裹不下直挺挺伸出在外面的。

说起来，躺薄皮棺材是可怜相的了，然而，如今连躺薄皮棺材也不容易；非但如此，连荷包麻袋也还不能裹头扎脚，真是够悲惨的了！

上海，沉沦在黑暗里，杀人似乎比杀鸡宰牛还容易。

报纸上虽然每天每页的记载着杀了人，死了人，但没有被登载的还多着呢。他们不是被杀的，然而又是被杀的！

谁能够一一知道呢！

然而，在这“没有被登载的”“被杀的”队伍里，就有我们的孩子；其情景，让人惨不忍睹：

除非是盲子，走路才会闭上了眼睛。然而现在的情景，也真叫人不得不闭上眼睛走路；或者也得假装盲子，视若无睹。不然，真有“行不得也”之感！

我曾经看见一个无所依归的六七岁的孩子，在寒风中哭着直叫，不用说，破旧的衣衫还是单薄的，饥寒交迫得实在可怜相。在这只有暴力才算胜利的世界中，过路的人虽是不少，然而他们都是盲子而且是聋子，固然一分钱的布施，解决不了他的饥寒。

我又曾经看见一个三四岁的死孩，他的小小的尸体，歪倒在一个跳舞场的后面的一条人行道上。我无话可说，只是默默地走过去。他虽然已不要我的一分钱了，但我不愿做盲子，我看看他，他衔着敌人的恩典死去，再不愿多说那些“人类的正义与同情”，“世界的和平与幸福”了。

我也曾经好几次看见过，每一块不很大的空地上，总放着二三口或三四口的小棺材，红黑的、黄白的、错杂着。

一个朋友曾经告诉过我，那许多难民收容所里，每个夜里，有许多妇人在凄然地哭，为的是她们的孩子们的死去了。

耳闻目睹这一桩桩悲惨事件，陈伯吹不仅从人之情感上对死难的儿童寄予无限的同情与哀怜，更从国家与民族的前途、命运的大问题去思考这一严酷的现实：

我想，这年头，孩子们实在死得太多了！冻死，饿死，还有病死。我们深信我们的民族不亡，在铁蹄的**下，艰苦地挣扎，必有翻身的一天，但为了获得最后的胜利，也该维护民族的源泉呀！

维护民族的源泉——拯救难童，是目前亟要的工作！

陈伯吹相信“我们的一切，在战争中长大起来”，我们的孩子，也将“从战争中长大起来”。

陈伯吹这一时期的言论，主要发表在《立报》上，但很快，《立报》在沦陷后的上海也办不下去了，南迁到了香港。没有地方可以表达自己的心声了。陈伯吹只得暂时缄默，但他对儿童的关注却丝毫未减。其时，儿童书局没有能力恢复业务，陈伯吹也就继续“留职停薪”。陈济成创办的幼师倒是复课了，但陈济成本人有附逆倾向，陈伯吹只得同他分道扬镳。后来经陈鹤琴介绍，陈伯吹到华东联合中学去当校长室秘书兼高中部国文教员。

1938年1月，由“英商”主办的《文汇报》创刊了。陈伯吹听说柯灵、唐弢等进步人士都在里面工作，仿佛看到了新的希望。当时的孤岛上海，中国人要办华文报纸，就得找外国老板做后台，报纸向外国政府注册，门口挂外国国旗。这样的报纸，人们称之“洋旗报”，但骨子里还是要反映现实、宣传抗日的。《文汇报》便是这样的“洋旗报”，可惜，就是这样的“洋旗报”，也不得不于创刊的第二年——1939年5月在日伪的压迫下停刊了。然而就在这短短的一年内，陈伯吹不仅在《文汇报·儿童乐园》连载了翻译童话《一文钱》（未载完便停刊了），还发表了长篇报告文学《一年来的儿童生活》。

《一年来的儿童生活》自1939年1月27日起至1月31日止，在《文汇报·世纪风》连载。陈伯吹开篇便写道：

这是一页血腥的儿童史！

……

本来，中国的儿童，因为他们的祖国，在过去六十年，沉沦于半殖民地的地位，在各方面都够不上说幸福；可是自从这一只魔手，“九一八”伸攫进了东北、冀察，“七七”伸展到华北，“八一三”更大胆地抓住了整个中国，中国的不幸的儿童，从此更加上了一重不幸，大雪紧压着浓霜，摧残了无数的苗芽！

一年来中国儿童的遭遇，真是世界儿童史上绝无仅有的血腥的一页！

紧接着，陈伯吹从八个方面描绘了这“血腥的一页”：

一、死亡线上的儿童

二、魔手余生的儿童

三、被抢救了的儿童

四、自力挣扎的儿童

五、英勇战斗的儿童

六、失去学校的儿童

七、精神绝粮的儿童

八、追悼殉难的儿童

在这篇文章的最后，陈伯吹还“写下一篇《给幼小者》，作为本篇的结束，表示对于一般殉难儿童的哀思——”

你们，中国的幼小者，当你们在还没有生活能力以前，却遭逢了惨烈的灾难，一个一个走上死亡线去！

你们，中国的幼小者，是国家的苗芽，受不了寒霜冷雪的摧残，你们的死亡，是国家损失了无数济世的栋梁！

你们，中国的幼小者，是民族的蓓蕾，怎禁得住狂风暴雨的鞭挞，你们的夭折，是民族丧亡了无数复兴的佳果！

你们，中国的幼小者，是人类的源泉；然而烈日炙涸了你们，直接是你们的死亡，间接是人类的灾难！

……

但是，“正义感”永远在人们的心目中的。你们的小小的死，将被赞叹为伟大的“国殇”；你们在全世界人们的视线之下，揭穿了亲善的面目，文明的虚伪。

你们的惨烈牺牲，无疑地要在民族复兴史上写着血红的光荣的一页。

……

在这篇长文中，陈伯吹通过一年来中国儿童的血腥史，愤怒控诉了日本侵略者犯下的不可饶恕的罪行，讴歌了那些“英勇战斗的儿童”，并称殉难的儿童为“参战的无名小英雄”，号召全国军民记住他们“惨烈的死亡”，“为他们复仇”。全文所表现出的坚贞不屈的民族精神和抗战到底的必胜信念，必将引起日本侵略者及其汉奸文人的注意，为着避开可能有的麻烦，陈伯吹有意在篇末写上这样的字眼：

匆匆来到香港，匆匆地写这篇文字，一时手头没有参考书籍的帮助，当然不会写得满意。

并且按惯例，陈伯吹在文末写了“二八年一月二十二日于香港”一行字，用以遮掩敌人的耳目，其实，这时的陈伯吹还在华东联合中学任教。

《一年来儿童的生活》发表不久，《文汇报》也停刊了。没有地方可以发表心声，又只在华东联合中学任教，陈伯吹一下子感到时间充裕起来。在他的母校——大夏大学的教务长兼大夏大学教育学院院长鲁继曾的关心下，1940年2月陈伯吹得以来到教育学院继续深造。1941年冬，陈伯吹在大夏大学教育学院毕业，取得了教育学士的学位。毕业时，正好赶上育才公学公开招聘一名高水平的国文教师，陈伯吹应试被录取后，便辞去了联合中学的教席，到育才公学任教，直到1942年他离开上海到大后方重庆时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