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春，陈伯吹由农村小学的“少年教师”调到城里小学当“青年教师”了，19岁的他，对未来充满美好憧憬。

宝山县立一小位于城厢镇，校址在清代的“参将衙门”，校龄比陈伯吹的年龄还长，创建于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学校规模较大，校门两旁有东、西两个校园，里面有会客室，有大礼堂，教师都有两间屋子，一作办公室，一作卧室。操扬前面还建有百余间寄宿生的宿舍。陈伯吹自然地拿他与朱家寨小学相比，感到有天壤之别。当他跨进牌楼式的巍峨的校门，踏上两行柏树夹着的甬道时，深深地感觉到这儿不仅在物质设备上远远胜过了先前的农村小学，更可喜的是在精神文化方面也进入了高一级的境界。这样的环境，不仅有利于陈伯吹在教学上的发展，也为他创作上的进步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县立一小的校长是龙门师范的首届毕业生浦文贵（撷英），当年以第一名高分被录取，又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在宝山县教育界可谓无人不知。其余三十几位教师，全是龙门师范这座江苏省立第二师范的毕业生。年龄大的已50多岁，大部分三四十岁，只有周向之、陈荷百、徐学文3人与陈伯吹年龄相差较小，但也相差有10岁左右。相比之下，陈伯吹学历最低（只相当于初中的甲种师范讲习所毕业），年龄最小（只有19岁），资历最浅（只不过当了3年农村小学教师），由他任初级部主任，他感到压力很大，甚至还有点自卑。校长浦文贵鼓励他说：“这里的老师都很正派、团结，他们都知道你在朱家寨的办学成绩，是县里和省里通报表扬的先进，我们县立一小全体员工非常欢迎你的到来，我们还得向你学习哩！”

陈伯吹在这里，不仅工作认真负责，成绩斐然，而且与30多位同事的关系也都处理得很好，尤其是与周向之、陈荷百、徐学文3人，因为年龄相差不是很大，又都爱好文学，有共同语言，平日接触最多。他看到《妇女杂志》第11卷第2期“征文”栏有徐学文写的《我的母亲》一文，心里羡慕，也得到启发，心想我何不写些文章来投稿呢？这样想着，他就记起了送给管城校长和周望老师的《模范同学》，准备抽个时间去母校向老师请教。没想到，这时周望老师却来看他了，还递给他一件商务印书馆寄来的邮包，拆开一看，原来是《模范同学》的四卷初稿，还有一封编辑所的信，告诉他准备出版，但8万字太长，希望他压缩掉2万字，再考虑另取一个更恰当的书名。这个消息真是喜从天降，陈伯吹此时才明白，原来周望老师将他的处女作推荐给了商务印书馆，他非常感谢母校老师给予他的帮助、扶持与指引。送走周老师后，他就开始工作，利用每天晚自修的课余时间，奋斗了一个月，就完成了。翻看着那密密麻麻的墨痕，他眷恋地怀念着乡村那里朴实无华的学生和宅心仁厚的农民（他们多半是学生的家长），遥遥不尽的思念，让他欲罢不能，又即兴为中篇写了一篇《卷头音》：

蔚蓝的天，碧绿的地；相映多情趣，看着多美丽。

万紫千红的花儿，却又开遍了东西；微风吹起，芬芳四溢。

乐煞了一群小蝶儿，活泼泼地来游戏！

和蔼的太阳，慈爱的月光，亲爱的他俩，游行在青天的中央。

你玩我也玩，你逛我也逛；白白的光，把亲爱遍示世上，留一留榜样。

这充满诗情画意的心音，是他对乡村3年学校生活的美好忆念。既然这部习作是反映学校里多姿多彩的生活，那么就给它取个朴实的名字《学校生活记》吧！陈伯吹又乘兴写了篇《自序》。署上“中华民国十四年三月九日”，就与书稿一起扎成一个邮包，送到邮局寄给商务印书馆了。

没想到，陈伯吹很快就收到商务印书馆寄来的银洋200元。因为当时的稿酬制度规定，稿件一经决定采用，即付稿酬。19岁的陈伯吹还从未见过这么多钱，而且这些钱都是属于他的。他第一次知道写稿还有钱，而钱对现在的他，不论是个人，还是家庭，都非常需要。从这时起，他写稿多了一种愿望，不仅仅是从爱好出发的抒情言志，还有经济利益上的考虑。这第一笔稿酬200元银洋如何处理，他首先想到的是养育他的父母。前两日正好收到家信，说父亲身体不好，正在请医生看病，家中一定很缺钱，他把这笔稿酬全部寄回家。

《学校生活记》寄给商务印书馆后，正好赶上上海发生“五卅惨案”，商务印书馆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五卅运动”的指挥部所在地，商务印书馆的职工也都卷入到运动中去，正常的出版工作暂时中断了。这样，《学校生活记》延迟到1927年3月才正式出版。5月14日，陈伯吹终于收到了样书，他怀着万分激动的心情打开邮包，赶忙翻开来看，发现在他的《自序》前又有了一篇《序言》。翻到《序言》的篇末，只见署有：“中华民国十四年十一月宝山吴邦珍。”陈伯吹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闭上眼睛，再猛地睁开，看到的还是那一行字，他才知道这是真的，真让他欣喜若狂，受宠若惊。原来吴邦珍是江苏省教育厅的厅长，厅长给一个不相识的小学老师的习作写序言，真让人不敢相信。事后陈伯吹才知道，《序言》是由商务印书馆编辑所约请的。吴厅长读过《学校生活记》后，备加称赞，欣然命笔为序。

吴邦珍在《序言》中指出：“教育儿童，其道无他，在顺应其好奇心而已！”而陈伯吹的《学校生活记》就体现了这一教育原则，并且是由作者从自己的教学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吴邦珍在《序言》中写道：

“陈君伯吹，执教鞭于县立第一小学，近以历年教学所得，著成《学校生活记》一书。……其内容有社会学，有自然学，有园艺学，有艺术学，有音乐、体育诸学，凡新学制上小学校应有之学科，无不具体而微。能使儿童读之，于课本之外，得无数有系统、有兴味之知识。而于不知不觉间，俾其已见已闻者，更复明确其观念。至其语文之明朗流利，使儿童能得种种练习及模仿之机会，更为此书之余事矣！”

吴厅长还在《序言》的结尾感叹道：

“余读既竟，喟然叹曰：‘此书者，即余所谓顺应儿童之好奇心者，非耶？’——虽然，仍视乎教育者之善不善耳！今之教者，其勿负此书！”

陈伯吹捧着样书，将《序言》读了一遍又一遍，心情非常激动，他没有想到吴厅长给他的习作以这样高的评价，禁不住用小楷毛笔，在扉页上端端正正地写下：

伯吹自志

在我那一片荒芜的心田：

花，既不艳；

果，又不甜；

这是结成在十九岁那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