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儿童文学自她萌生的那一刻起，就与儿童教育有着天然的血肉关系，也有人将儿童教育比作培养儿童文学这一婴儿的官腔与胞衣；而且，稍作留意就会发现从事儿童文学活动与创作的人员中，极少不是教师或不曾当过教师。在这一浩大的行列里，最引人注目的当推以教育的立场为中国儿童文学的发展作出突出贡献的皖籍大教育家——陶行知。
陶行知（1891—1946），原名文浚，安徽省歙县人。长达7年的私塾学习使他对文学产生了兴趣。1905年至1908年在崇一学堂读书期间，深得这所教会学校的英国籍堂长吉布斯先生（Mr.Gibbs）的赏识。这位中文名字叫唐俊贤的堂长，资助他于1909年进入美国教会学校——著名的金陵大学文学系学习。在金大，陶行知主修中国文学和哲学。中国哲学家王阳明（1472—1529）的“知行合一”学说给他深刻的影响，他体会“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知行原是两个学说一个工夫”等思想，将自己的名字改为“知行”。1914年9月，他带着金大的文学学士证书，到美国伊利诺大学留学，但安徽省教育厅援助的奖学金无以支付生活费用，他一方面多方借贷，另一方面在金大图书馆打工以筹资，这样他还是不得不选择可以为外国留学生免除学费并提供奖学金的政治学城市行政专业。1915年夏，获政治学硕士学位。时任教育行政学课程的教师考夫曼（coffman）教授是杜威教育学派的人物，他使陶行知对杜威的教育主张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以致下决心放弃政治学，于1915年9月转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攻读教育行政博士课程，任课教师就有杜威和该校研究院院长兼研究生指导委员会委员保罗·孟禄。这样，直到1917年，陶行知完全沉浸在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影响之中。
1917年秋，陶行知回国后被聘为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育系主任，推行杜威的教育方法。1919年至1920年杜威访华期间，他作为杜威的翻译与随行人员，并于此时出版了杜威《民主主义与教育》的译著。在1921年保罗·孟禄访华时，他起了同样重要的作用。与此同时，他成为《新教育》杂志（月刊）的一位积极成员。1921年冬以《新教育》杂志为主体的中华教育改进社成立，陶行知被公推为改进社的主任干事，且代替蒋梦麟这位哥伦比亚哲学博士、杜威教育思想的极力鼓吹者成为《新教育》杂志编辑。1923年又发起组织中华教育促进会，积极推行平民教育。1927年，在南京创办晓庄试验乡村师范，进行“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的实验，旨在探索一条教育的新路。1930年，晓庄师范被国民党政府封闭，14名学生被杀，大批师生被捕，陶行知也遭通缉，被迫逃亡日本。大约这时，他已把名字从“知行”改为“行知”，这可能与他在晓庄提出的“行知是知识的源泉”等口号及其教育实践有关。
1931年春，陶行知潜回国内，在此后的四五年间，他从事各种教育活动，同时任儿童书局编辑，为儿童创作故事、歌谣，编辑了一套“儿童科学丛书”，创办了一所儿童科学通讯学校，翻译几种西方文学作品，但他的译稿在1932年1月28日日本飞机轰炸商务印书馆时被毁。这场大火成为陶行知人生旅程中的一个转折点，自此他转而从事他的继推广平民教育之后的第二项大计划，即团结中国人民保卫家园，并创立了生活教育社，主办双周刊来宣传这一思想。1936年至1938年，他利用在伦敦召开世界新教育大会（1936年）和世界反侵略大会（1937年）的机会，周游英美等20多个国家，争取他们对中国的支援。1938年秋回国后，全力以赴从事抗日工作。创办育才学校（1939年），致力于改善成千上万的逃难儿童的生活与教育环境。1946年6月，中国民盟领袖李公朴、闻一多被暗杀，当时任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委的陶行知不畏反动派的**威，拍案而起，指出：“一个人为民主而牺牲，千万人将起而代之。”陶行知也因此被列入暗杀的黑名单之中。他时刻准备着接受“第三枪”。为了在被害之前把各项事情处理好，他不顾血压升高，一夜之间整理自己的诗稿约10万字，因过度劳累与紧张，1946年7月25日中风死于上海，年仅55岁。
作为一位自幼爱好文学的“伟大的人民教育家”（毛泽东语），陶行知还将他卓越的文学才能创造性地运用到儿童教育实践中去，借文学动人以情、寓教于乐的品格来启迪与教育儿童。虽然他无意成为儿童文学家，但他在进步的儿童观与儿童教育思想的指导下为儿童创作的儿童诗、科学文艺、童话、儿童剧与小说等文学作品，却代表了那个时代从教育学角度运用儿童文学并将儿童文学普及到大众儿童中去所能取得的最高成就，为中国儿童文学书写了充满活力与生气的一页。
对陶行知儿童观的形成，从前文所述他所受教育的过程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影响最大的是中国的王阳明和美国的杜威。陶行知对王阳明《传习录》中关于“训蒙”的一段话很有同感：“大抵童子之情，乐嬉游而惮拘检，如草木之始萌芽，舒畅之则条达，摧挠之则衰萎。今教童子，必使其趋向鼓舞，中心喜悦，则其进自不能已。譬之时雨春风，沾被卉木，莫不萌动发越，自然日长月化；若冰霜剥落，则生意萧索，日就枯槁矣……”这段话实质上是说儿童应该被尊重，并被允许发展他们的个性，教师只要引导他们向正确的方向发展。这一基本思想的确立，又为他后来接受杜威的“儿童中心说”奠定了基础。杜威认为，在教育中，“儿童是中心，教育的措施便围绕他们而组织起来”。陶行知又创造性地将两位哲人的教育思想活用到自己的儿童教育实践中去，坚信：（一）儿童是有创造力的；（二）儿童期是人格陶冶最重要的时期。因此，必须抓住儿童期，施以适当的教育，“以培养加强发挥这种创造力，使他长得更有力量”，成为“手脑双全的新时代的创造者”。为了达到这一目标，陶行知更具体地提出了“六大解放”的教育措施，又一再强调说：“解放眼镜，敲碎有色眼镜，教大家看事实。解放头脑，撕掉精神的裹头布，使大学想得通。解放双手，剪去指甲，摔掉无形的手套，使大家可以执行头脑的命令，动手向前开辟。解放嘴，使大家可以享受言论自由，摆龙门阵，谈天，谈心，谈出真理来。解放空间，把人民与小孩从文化鸟笼里解放出来，飞进大自然、大社会去寻觅丰富的食粮。解放时间，把人民与小孩从劳碌中解放出来，使大家有点空闲，想想问题，谈谈国家，看看书，干点于老百姓有益的事，还要有空玩玩，才算是有点做人的味道。有了这六大解放，创造力才可以尽量发挥出来。”有了这“六大解放”，儿童就会具有康健的体力、劳动的身手、科学的头脑、艺术的兴趣、团结自治的精神和改革社会的精神。
陶行知的儿童文学观是建立在这一富于创造品格的儿童观与教育观基础之上的。他认为，儿童文学的任务同样在于借助艺术的手段，将儿童潜在的丰富的创造力发掘出来与发展起来，其目标与儿童教育是完全一致的。不仅如此，陶行知不是把儿童文学看做是儿童的课外读物，而是将其作为儿童读的课本。特别是语文课本，他认为应该也必须是儿童文学：“中国的教科书，不但用不好的文字做中心，并且用零碎的文字做中心，每课教几个字，传授一点零碎的知识。学生读了一课，便以为完了，再也没有进一步追求之引导。我们读《水浒》《红楼梦》《鲁滨逊漂流记》一类小说的时候，读了第一节便想读第二节，甚至于从早晨读到夜晚，从夜晚读到天亮，要把它一口气读完了才觉得痛快。”而“以文字做中心之教科书，实便于先生讲解，学生静听。于是讲书、听书、读书便等于正式教育而占领了几乎全部之时间”，这样培养出来的学生只能是书呆子。教科书的改革势在必行。陶行知还因此提出了选择儿童用书的三个标准：（1）能够引导儿童喜欢去动作，喜欢去干了一个动作又干一个动作；（2）能够引导儿童喜欢去思想，喜欢去想了又想；（3）能够引导儿童喜欢去运用动作思想以产生新价值，新而又新的价值。在他病逝前的一个月，即1946年6月9日，中国儿童读物作者联谊会成立时，陶行知被邀，作了“儿童与儿童文学”的演讲，系统发表了他对儿童文学大致五个方面的意见：
一、要为新时代的儿童而写作，给孩子们丰富的有益的养料；
二、要通过作品，让孩子们接受民主教育，增强民主观念。抗战胜利后，最重要的是争取民主，反对独裁；争取和平，反对内战；
三、要认识和尊重儿童的力量，鼓舞儿童到大自然和大社会里去翻滚；
四、要向儿童学习，学习他们的语言、行动、思想，永葆童心；
五、要学一点教育学与心理学的知识，它会帮助作者认识儿童的生理与心理的发展，同时“了解如何教育儿童的方法与技巧”。
从上述意见可以明白地看出，陶行知的儿童文学观与他教育思想的血肉联系，可以说他是将儿童文学作为儿童教育的有力一翼，并从属于他的儿童教育思想的。
陶行知的儿童文学创作更生动、鲜明地体现了上述思想。陶行知为儿童写作可以上溯到五四前的一些以自己的童年生活为题材的诗歌。如1918年春写的《桃红三岁》：
吃了秋波梨，
又要“喜欢头”。
叫声：“奶奶嗳！
快上唱经楼。”
陶行知在这首小诗后还有附注：“孙儿要东西吃，必喊祖母。唱经楼有‘喜欢头’卖。这可以说是我的第一首天籁。”但他专为儿童创作文艺作品，还是在1931年以后。那时，上海有几个学生凑了些钱，办有一家小朋友书店，出版《师范生》和《儿童生活》两种杂志。刚从日本潜回的陶行知竭力支持他们的工作，并且义务写稿，因为这在国民党通缉他之后，他只得用笔名发表。他在《儿童生活》上发表了童话《一只鸽子》（1931年）、《百花生日前一夜的梅香》（1931年）、《乌鸦歌》（1931年），儿童剧《少爷门前》（1934年）；还在《斋夫自由谈》里写了几位科学家传记《法拉第》、《富兰克林》、《爱迪生》等。与此同时，他还召集晓庄同仁，联合从欧、美、日归来的爱国人士，共同创办了自然学园，大力推行“科学下嫁”运动，并组织编写了《儿童科学指导》、《儿童天文学活页指导》、“儿童科学丛书”等百余种科普读物。其中“儿童科学丛书”就有100册，包括生物、化学、物理、天文、矿物、数学、农业、生活卫生等多方面的科技知识。他还为普及教育编写了《老少通千字课本》，让小故事、谜语、诗歌进入课本，很有趣味。但影响最大、最有成就的，还是他那些“不仅量多，而且质好”“独开风气之先”的儿童诗。
从20年代到40年代，陶行知是诗歌大众化运动的积极鼓吹者与实践者。他从儿童歌谣中学习表现手法，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抒情风格，世人称之为“行知体”，其明白如话的诗风，在儿童诗歌中尤为明显。如《风雨中开学》一诗：
风来了！
雨来了！
谢老师捧着一颗心来了！
风来了！
雨来了！
韩老师捧着一颗心来了！
这是借鉴北方山歌“风来了，雨来了”的成功之作，全诗2小节6行，每节只变动一个字，诗人熟练地运用了民间童谣中反复的手法，借用了童谣原有的节奏和旋律，简洁地描绘了一幅风雨中小学开学时两位老师不顾风雨，来校上课的动人情景，及其表现出的老师对教育事业的忠诚，让人难忘。
陶行知就是以这种明白、朴素的诗为不顾风雨的教育者塑像，为儿童的解放而呼唤。他呼唤解放儿童的眼睛，让他们“能看事实”：“打开眼睛看，看人怎样干。/苏联真伟大，/个个是好汉，/工人打胜仗，/浑蛋都滚蛋，/自由又平等，/大家吃好饭。”把孩子们的眼光引向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不仅如此，他还告诫孩子们：“我们要认识中国，/同时要认识世界，/我们要为世界改造中国，同时要为中国改造世界。”因为“中国是世界上的一块。/如果世界好，中国不会坏。/要想中国好，世界不可坏”。这是多么开阔的视野与宽广的胸怀。陶行知还一再强调，这些都是儿童们应该有的“眼光”，因为“小孩不小”，他们是“民族未来的巨子”。他们把“时代儿划分”；“从前世界属大人，以后世界属儿童”。他呼唤解放儿童的嘴，让他们“有言论的自由”，“特别是问的自由”：“发明千千万，/起点是一问。/禽兽不如人，/过去不会问。/智者问得巧；/愚者问得笨。/人力胜天工，/只在每事问。”他告诫儿童，问是明理之母：“天地是个闷葫芦；/闷葫芦里有妙理。/你不问它你怕它，/它一被问它怕你。/你若愿意问问看，/一问直须问到底！”他呼唤解放儿童的空间，让他们亲近大自然：“月亮大如斗，/赶快向西走。/越走越见亮，/越亮越想走。”还要让他们了解社会，虽说是儿童年，请“你不要快乐，想一想：有谁不能过年？/流浪的孩子不能过年。/他没有饭吃，没有衣穿，/没有工做，没有书念。/噼啪一声，是巡捕的皮鞭”，还有“奶妈的孩子不能过年”、“拐去的孩子不能过年”，“做工的孩子不能过年”。让他们认识人生：“今年留一级，/明年留一级，/留到那年才罢休？/父母也羞，/同学也羞，/小小眼泪像水流。/花儿也愁，/草儿也愁，/生长如今不自由！/不自由！不自由！”总之，陶行知用他的诗呼唤道：“解放儿童的头脑，使他们可以想。/解放儿童的嘴巴，使他们可以谈。/解放儿童的双手，可以玩，可以干。/解放儿童的时间，/使他们的生命不会被稻草塞满。/解放儿童的空间，/使他们的歌声，可以在宇宙中飘**。/给儿童六大幸福！/给儿童六大解放！”
“给儿童六大幸福”也好，“给儿童六大解放”也好，都表明陶行知对儿童的特别重视，这不仅因为前文所说的“儿童期是人格陶冶最重要的时期”，以及“儿童是有创造力的”，更因为现在的儿童已“不是旧时代之继承者”，而是“时代之创造者”，“是小盘古”，“是小孙文”，“是小牛顿”，“是小农人”，“是小工人”，“是未来民族的巨子”。所以他的爱儿童与爱祖国、爱未来是三位一体的。他希望中国强盛，就在诗中向儿童歌唱牛顿与伽利略。“中国要牛顿，/也要伽利略。”他爱儿童，也要儿童爱他的国：“我是中国人，/我爱中华国，/中国现在不得了，/将来一定了不得。”他号召孩子们“迎接东升的太阳，/得到光，/得到热，/得到力，/创造幸福的新中国，新世界”。他相信：“小孩也能做大事。/做什么大事？/研究国事！/报告国事！”“你若欺中国，/小命和你拼。”这些小诗虽然讲的是大道理，读起来却点不乏味，这在标语口号式的作品中极不普通，在当时是很难得的。
陶行知的儿童诗可以说是典型的教育诗，他的儿童诗“是由他实践的伟大人民教育事业工作中反映出来的，不是抱着书本坐在写字台上写出来的；也不是沿着池边，顺着林荫散步而成的腹稿；也不是单为发表在纸上给人看的，而是为他的事业的实际需要而创作的”。“他从心里尊重儿童的人格，从心里爱儿童，切实的认识儿童对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前途的重大关系，清楚地认识了儿童的优越点，儿童的特殊才能，而用现实手法去把它们发扬光大。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去看陶先生的儿童诗，我们便可以发现这种新童谣是多么现实，多么新颖有力的指示给我们一个新时代，一个新的力量啊！”也正是从这个角度，将陶行知的儿童诗放到儿童诗歌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去考察，从古代的童谣到今天的儿童诗，陶行知确是一位承前启后的大诗人。他的儿童诗继承了民间童谣的优点，有着一种明白如话的清新诗风和浓郁的民族文学风格，代表了儿童诗发展的一个方向。而他从教育的立场创作儿童诗，将儿童文学与儿童教育结合得完美无缺，更为人们理解儿童文学与儿童教育之关系、理解儿童文学的教育功能，提供了值得好好研究的成功范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