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时期的知堂，是位“收纳新潮，脱离旧套”（鲁迅语）的哲人。在当时的思想启蒙运动中，他的功劳可以概括为“三大发现”，即“人的发现”、“女性的发现”与“儿童的发现”；代表性的文论分别是1918年的《人的文学》、1918年的《随感录三十四》与1920年的《儿童的文学》。这里先说他“儿童的发现”。

虽然自从有了人类那时起，儿童这个生机蓬勃的存在就是一个客观事实，但粗粗推算起来，人类曾经有2500多年没有发现儿童。因为“中国向来于儿童，没有正当的理解，不是将他当作缩小的成人，拿‘圣经贤传’尽管的灌下去，便将他看作不完全的小人，说小孩懂得什么，一笔抹杀，不去理他”，于是，儿童便“只是父母的所有品，又不认他是一个未长成的人，却当他具体而微的成人，因此又不知演了多少家庭的与教育的悲剧”。知堂很有感慨地说西洋“自从费罗佩尔（Froebel）与戈特文（Godwin）夫人以后，才有光明出现。到了现在，造成儿童学与女子问题这两大研究，可望长出极好的结果来。中国讲到这类问题，却须从头做起，人的问题，从来未经解决，女人小儿更不必说了。如今第一步先从人说起，生了四千余年，现在却还讲人的意义，从新要发见‘人’，去‘辟人荒’，也是可笑的事”。

“从头做起”，“从人说起”，这是知堂对中国“人的解放”所作的思考。也正是那个时代的主题。“五四运动的最大成功，第一要算‘个人’的发见”，这“个人”中除了成人与妇女外，也包括了儿童。正像叶圣陶所陈述的，“我们最当注意的还要数到儿童”。新文学的先驱者们，如安徽人陈独秀与胡适、浙江人周氏兄弟（鲁迅、周作人），还有茅盾、郭沫若、郑振铎、叶圣陶、冰心等，都对儿童问题投以极大的关注，形成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令人瞩目的儿童文化热。随着西方儿童学的传入与儿童文学运动的兴起，人们对儿童的理解发生了质的转变。这就是知堂在《儿童的文学》中所说的：“近来才知道儿童在生理心理上，虽然和大人有点不同，但他仍是完全的个人，有他自己的内外两面的生活。儿童期的二十几年的生活，一面固然是成人生活的预备，但一面也自有独立的意义与价值，因为全生活只是一个生长，我们不能指定那一截的时期，是真正的生活。我以为顺应自然生活各期——生长，成熟，老死，都是真正的生活。”知堂这段话是在我国历史上第一次以明白无误的科学语言确认了儿童具有完全的人的地位，有不同于大人的“自己的内外两面的生活”，童年期“自身有独立的意义与价值”。它的核心是把儿童当人看，把儿童当儿童看，这就标志着真正现代意义上的儿童在中国也被发现了。

然而，在1920年以后，知堂又不止一次地慨叹过“中国还未曾发见了儿童”，这是为什么呢？比如，1923年，他在《儿童的书》中写道：“总之儿童的文学只是儿童本位的，此外更没有什么标准。中国还未曾发见了儿童，——其实连个人与女子也还未发见，所认真的为儿童的文学也自然没有。”又如1934年，他在《论救救孩子——题长之〈文学论文集〉后》中说：“据人家传言，西洋在16世纪发见了人，18世纪发见了妇女，19世纪发见了儿童，于是人类的自觉逐渐有了眉目，我听了真不胜羡慕之至。中国现在已到了哪个阶段我不能确说，但至少儿童总尚未发见，而且也还未曾从西洋学了过来。”再如1940年，在《女子一席话》中，他又将希望寄托在“女士”身上：“相传谓人类学成立而‘人’之事始渐明，性的研究与儿童学成立而妇人小儿之事始渐明，是为新文明之曙光，何时晒进中国来殊未可知，总值得留意，男子如或太忙，可希望者自唯在女士耳。”可见，五四退潮以后，周作人一再叹惜“中国还未曾发见了儿童”，这其中的悲哀无疑是他在对民族的积习、历史的惰性与国民劣根性有了透彻的认识后，感到儿童解放的翅膀始终不能合乎自然律飞翔所发出的时代清醒者的悲鸣。然而，事实上，现代中国在五四“辟人荒”时就已经发现了儿童，正如前文所引述的，从理论上作出明确概括的恰恰正是知堂自己的《儿童的文学》。诚然，这种发现发生在一个封建统治最长久的社会里，其历程的艰辛是不言而喻而又无法想象的，不是一两次思想启蒙就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其中必然充满了曲折，包括局部的倒退。这让人联想起“初唐四杰”之一骆宾王的一句诗：“露重飞难进，风多响易沉。”——借用来表明中国儿童解放的艰辛历程及五四退潮后知堂的心情，也许是比较贴切的吧。

知堂谈儿童性教育

近日编辑《知堂儿童教育文选》，其中不少地方谈到儿童性教育问题，特别引人注目。现略作串理，供今日家长与教育者参考。

1922年7月10日，日本医学博士兼文学博士森欧外先生肾脏病卒，24日，知堂作《森欧外博士》以纪念之。其中说到森氏著作中他最注意的是有94页的短篇《性的生活》这篇作品刊登在文艺杂志《昴》上，刚一发行，日本内务部即认定为坏乱风俗，将其没收了，禁止发表。这篇作品是通过作品中人物金井君之口自叙其6至21岁的性的知识与经验，欲做儿子性教育的资料。知堂认为这“实在是一部极严肃的、文学而兼有意义的书”，“所写虽然只是一个理智的人的性的生活，但是一种很有价值的‘人间证券’，凡是想真实的生活下去的人都不应忽视的”。然而“医学博士兼文学博士的严肃的作品，却被官吏用警眼断定是坏乱风俗而禁止了”。可见知堂是很为森氏鸣不平的。篇末又写道：“性的教育的实施方法，诚然还未能够决定，但理论是大抵确实了，教育界尚须从事筹备，在科学与文艺上总可以自由的发表了。其实性的事情确是一个极为纤细复杂的问题，决不能够完全解决的，正如一条险峻的山路，在黑暗里走去固然人人难免跌倒，即使在光明中也难说没有跌倒的人——不过可以避免的总避免过去了。”可见，知堂主张儿童性教育，是为着避免那些可以避免的人生不幸处，让人生有更多的光明与欢乐。

至于如何实施性教育，知堂认为儿童性教育应建立在尊重儿童人格与了解儿童性心理发展的前提下，在适当的时期采用适当的方式来实现。他提醒人们注意儿童对于生命起源的注意这一正确的事实，并借用儿童学先驱美国的霍耳博士的话说：“5岁至8岁的小孩最为注意（指对生命起源的注意——笔者按），过了这个时候便不再来问，因为不是问了无结果而灰心，便是已从别方面打听到了秘密。”他又借用《世界日报》（1929年7月3日）上《虚伪的家庭教育观》一文，表达他对中国教育界的不满：“吾国性教育尚未萌芽，于是对于生理上种种故事秘而不宣，以为是秽亵不足对儿童谈讲的，或是对儿童随意乱说，如儿童询问小弟弟是从哪里来的，家人会告诉他是老娘婆（助产妇）抱来的。等到儿童知识开了的时候，便会疑父母是欺伪。失却了做父母的信誉，性的事情失了美与庄严，加上一层隐秘与羞耻的色彩，使儿童的感情思想显著地恶化，便是以后再用科学艺术的深厚的洗练，也不容易把他改变过来，这真是一个极大的损失了。”知堂的分析，今天读来仍警钟在耳，值得今人注意。

正因为知堂充分认识到适时地对儿童进行正确的性教育的重要性，他便积极地推荐优秀的性教育读本。1929年8月，他欣然为《性教育的示儿编》作序。这本书原名《母亲对小孩说的话》，美国山格夫人著，赵憩之译。山格夫人是有名的性教育者，她特别注意节制生育，曾来中国讲演。知堂真诚地希望这本书能“于中国谈性教育的、贤明的父母和教师有点用处，可以作为性教育实施的初步参考”。然而，中国的现实又让他担忧这本小书能否安然出版，及其性教育在中国的命运。此后几十年来的历史证明，知堂的这种担忧不是多余的，乃至今日性教育的尚未确立，就足够证明那个时代在中国谈性教育的前途了。

6年后（1935年），知堂读到霭理斯的《我的告白》，不免又对“现代教育上有许多看了叫人生气的事情”发一通慨叹，写下了《关于读圣书》一文，很是推崇霭理斯对式外尼兹（Karldeschweinitz）的小书《婴孩怎么产生》（How　a　Baby　is　Born）的观点。这是一本给儿童讲生产与性的故事书，计7章95页，其中文34页，图19面，由伦敦市教育局前总视学侵明士（C.W.Kimmins）博士作序，他在序中写道：“这婴孩怎么产生的故事是组织成一个非常有趣味的叙述，讲那些植物、鱼、鸟、野生和家养的各种物的生殖情形。这博物的空气，儿童很喜欢的，造成一个愉快的背景。”因了这篇序文，知堂即刻赶往书店求购侵明士博士的书，结果只买了一种名为《儿童对于人生的态度》（1926年版），是从小孩所写的事来研究儿童心理的。记起夏斧心先生曾赠给他一本《我们的来历》（1930年版），儿童书局出版，即此书译本，可惜没有插画，这减少好些原来的价值，又文句亦多少不同。知堂查阅了自己所有的1931年的版本，与夏译本比较，认为可能两个译本依据不同的版本翻译而来，并联想到，“夏君的译本不知行销如何？想起英国儿童还不免读经之厄，中国更何足怪，性教育的书岂能敌得《孝经》乎？虽然二者并不是没关系的，想起来可发一大噱也”。

关于这本《婴孩怎么生》，稍后国内还有另一本，是知堂未提到的，即由中华书局1933年出版的徐锡龄本——《我怎么来的》，译在卷首引言中有很好的说明。可叹这样的书，今天却不曾有。环顾四周，有些影视录像，街头书摊以至正规出版物中过多地出现了性描写，少年儿童在生活中不免有所接触，却没有足够的性知识作指导，稚嫩的性心理很难想象不会被污染。知堂对儿童性教育的意见也就正可以移用来做今天借鉴。诚盼教育部门及家长来正视这一严峻的现实，以积极的科学的态度，供儿童健康正当的性教育。

“两条腿”的人

人是什么？知堂说，“两条腿”的动物也。这有他的文字《两条腿·序》（1925年2月9日）为证。《两条腿》是安徒生的同乡爱华耳特讲人类生活变迁的童话，知堂称赞它是有“真意义的一篇动物故事”，“写人类生活，而能够把人当作百兽之一去看，这不特合于科学的精神，也使得这故事更有趣味”。

知堂的话，乍听起来，很不顺耳，将人认作“两条腿”的动物。似乎很有失人类的尊严，然而对镜自窥，或环视左右，又觉得人类就是这么一回事。还是知堂说得坦**：人是从动物进化而来的。这有两个要点：一是从“动物”进化的，二是从动物“进化”的。从本源上说是一种动物，他的生活需求，本于内心，与别的动物并无二致，所以，我们得相信人的一切生活本能，都是美的善的，应得完全满足。凡有违背这人性的反自然的习惯制度，都应加以排斥修正。但同时也得承认人是一种进化了的动物，他的内心比其他动物更为复杂高深，而且逐渐向上，有一种创造美好生活的力量。所以，我们又得相信人以动物的生活为生存的基础，而其内心生活，却渐与动物相远，终能达到高尚文明的境界，凡兽性中可以阻碍人性向上发展的，也同样应予以排斥修正。上述这两个要点，若用今天的话说，便是“灵与肉的对立统一”。“肉”是兽性的遗传，“灵”是人性的徽章。人生的意义，也就在这灵与肉的冲突中有着庸俗与高尚之分。知堂不赞同古来就有的厉行禁欲主义，用种种苦行来抵制人类的本能，也不赞同醉生梦死，不顾灵魂的寻乐主义，因为两者都趋于极端，不能说是人的正当生活。人的正当生活，是灵与肉的一致。苦再作些引申，也就是说，人的生活是由物质与精神这两个方面组成的，而且两者都没有理由偏废。

明白了人的来龙去脉，可以让人少一点自大自傲、与其他动物为敌的情绪；明白了人的生活组成，可以少一点人道以下或人和力以上的不幸。因而，承认人是“两条腿”的动物，显然觉得有失做人的所谓尊严，但因此得以了解自我、从“非人的生活”中解放出来，成为完全的人，岂不是人生的一大福音？

女性的解放

随着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召开，女性解放的话题就多了起来。这让我自然地联想起我国女性解放的先驱之一——知堂先生说过的一句话：“想来想去，妇女问题的实际只有两件事，即经济的解放与性的解放。”（《北沟沿通信》，1927）

先说这“性的解放”，是与近年来欧美的所谓“性解放”以及我国已出现的那种与人伦道德相违背的“性解放”根本不同。知堂所说是针对封建**观中“不以对手做对等的人，自己之半的”“性的游戏的态度”（《自己的园地·情诗》），是为历来女性在**方面受到压抑的妇女观迫害而鸣不平。知堂说的“社会文化愈高，性道德愈宽大，**也愈健全”（《北沟沿通信》），正可作他“性的解放”的注释。这里有三个要点：第一是要有社会文化的提高；第二是要建立合乎人性特别是合乎女性的道德；第三是要建立合乎科学特别是合乎性科学的健全的**。女子只有通过这样的“性的解放”，方能除去束缚，实现与发展女性的本性。但知堂也意识到实现这一解放的不易，所以，他又说：“在文明世界这性的解放实是必要，虽比经济的解放或者要更难也未可知；而人类关于这方面的意义却也最顽固不易变动，这种理想就又不免近于昼梦。”

所谓“经济的解放”，知堂早在1918年就认识到这点。他在《新青年》上说过：“女子解放问题，必须以女子经济独立为基础。”（《新青年》第5卷第4期：《随感录三十四》）十年后，在《北沟沿通信》中说道：“妇女之经济的解放是切要的。”但他又一直因找不到实现这一解放的具体途径而苦闷，却又在苦闷的思索中发现了经济解放与社会制度的关系。早在1918年，他就告诫人们不可忘记：如无社会上的大改革，女子的解放，也不能完成。如不把我们商贩制度——将人类的力作，人类的爱情，去交易买卖的制度——完全去掉，制定出一种新理想新习俗时，女子不能得到真的自由。至于这新理想新习俗，他在同一篇文章中说：“是在将来社会上，成立一种新理想新生活，能够以诚实为本，改良两性的关系。”（《随感录三十四》）后来又在《结婚的爱》中强调：“改正两性关系，以女性为本位。”而“将来”这一“社会”的出现，知堂不止一次说过，只有共产主义社会，妇女问题才能彻底解决。他说：“如不达到纯正的共产社会时，妇女问题终不能彻底解决。无论政治改革到怎样，但如妇女在妊孕生产时不能得政府的扶助。或在平时尚有失业之虑，结果不能不求男子的供养，则种种形式的卖**与奴隶生活仍不能免，与资本主义时代无异。”（《永目集·妇女问题与东方文明等》，192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