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江东去浪淘尽，独立潮头《新青年》；回眸百年文明史，风流还数安徽人。安徽取自安庆的“安”和徽州的“徽”，秉承中华文化精粹，传布人类文明福音，不知上演了多少“人间喜剧”，创造了多少“天下第一”，既有婉转清扬的“黄梅小调”，更有**气回肠的“徽班进京”，在哪一个重大的历史关口，君不见挺身而出的“徽风皖韵”？

一百年前，安庆人陈独秀，开风气之先，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1915年9月15日），以独木支大厦的气概，扛起民主和科学的大旗，向封建旧道德、旧思想的理论基础——孔孟之道发起猛烈攻击。一年后，《青年杂志》改名《新青年》，陈独秀在《新青年》第一期发表《新青年》一文，号召青年要做“新青年”，以“新青年”建设“新人格”“新国家”“新社会”“新家庭”“新民族”。1917年1月，《新青年》随陈独秀迁往北京大学后，开始倡导“革命文学”。陈独秀发表《文学革命论》，号召“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为中国新文学的建设提出了明确的内容要求。1918年5月，《新青年》发表中国现代第一篇白话小说——鲁迅的《狂人日记》，对封建社会家族制度和封建道德传统发出血泪控诉，奠定了中国新文学“为社会”“为人生”的现实主义创作方向。

与此同时，徽州人胡适，正在美国留学，他响应陈独秀的邀请，在《新青年》发表《文学改良刍议》和《建设的文学革命论》，提出“文学改良八事”，提倡“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1919年8月，胡适出版了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白话诗集《尝试集》，亲自践行以白话文学“运输”“新思想新精神”的新文学，从理论倡导到创作实践确立了“白话文学为中国文学之正宗”地位。

两位安徽青年，以《新青年》为阵地，发起的这场以“文学革命”为核心的文化论争，后来发展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极大地改变了当时中国的文化生态和文明进程，成为中国现代史，包括思想史、文化史、文学史，乃至革命史的开端，还直接影响到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和中国社会发展的走向。虽然“五四”新文化运动结束后，陈独秀发表《本志宣言》，将继承《新青年》的民主主义精神，但又确立了社会主义的办刊方向。1920年9月，《新青年》从八卷一号起，改组为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的机关刊物，陈独秀发表《谈政治》一文，从此专注宣传马克思主义，《新青年》也随着陈独秀的曲折命运而颠簸浮沉，经历了停刊、休刊、复刊、再停刊而于1926年7月最终停办，共出九卷五十四号。《新青年》走完十年的历程，已经完成了在“五四”时代的思想启蒙使命。这是旧中国走向新生的第一声呐喊，是“新国家”美好理想的第一缕曙光，在中国文化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至今仍然没有哪一本刊物的影响力可以与其比肩。

鲁迅后来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里说道：“凡是关心现代中国文学的人，谁都知道《新青年》是提倡‘文学改良’，后来更进一步而号召‘文学革命’的发难者。”没有陈独秀，就没有《新青年》；没有《新青年》，就没有“五四”新文化运动，没有中国新文学，也没有中国儿童文学。茅盾说：“‘儿童文学’这名称，始于‘五四’时代。大概是‘五四’运动的上一年吧，《新青年》杂志有一条启事，征求关于‘妇女问题’和‘儿童问题’的文章。‘五四’时代开始注意儿童文学是把‘儿童文学’和‘儿童问题’联系起来看的，这观念很对。记得是1922年顷，《新青年》那时的主编陈仲甫先生（陈独秀）在私人的谈话中表示过这样的意见，他不很赞成‘儿童文学运动’的人们仅仅直译格林童话或安徒生童话而忘记了‘儿童文学’应该是‘儿童问题’之一。”

儿童问题始终是《新青年》关注的社会主题。《新青年》曾经选译马威克和史密斯的《真公民》中的一章，就以这样的名言开头：“儿童者，成人之根基也。”1918年，《新青年》在第1期刊登征求关于“妇女问题”和“儿童问题”的启事，自第4期起开设《随感录》专栏，发表了鲁迅关于“儿童问题”的一系列文章，将孩子的命运与中华民族的前途联系起来，“看十来岁的孩子，便可以逆料二十年后中国的情形”；希望设立“父范学堂”，让父母懂得“生了孩子，还要想怎样教育，才能使这生下来的孩子，将来成一个完全的人”的道理，具备“完全解放了我们的孩子”的能力；呼吁“老者让开道，催促着，奖励着，让他们走去”，用“无我的爱”——“对于一切幼者的爱”，甘愿成为幼者的“踏脚”，让幼者“超越了我，向着高的远的地方”走去；因为“杀了‘现在’，也便杀了‘将来’。——将来是子孙的时代”。

儿童问题首先是家庭问题，核心是父子关系，又与妇女问题不可分，更关涉“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这一几千年封建制度的道德基础。所以儿童问题的解决，不可能在封建制度的体系内完成，《新青年》的伟大就在于站到那个时代的最高点看到了历史的最本质而不惜矫枉过正地喊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新青年》攻击孔教最激烈的且最有影响的当属陈独秀，1916年11月，陈独秀在《新青年》发表《宪法与孔教》，直陈“三纲”的实质是“片面之义务，不平等之道德，阶级尊卑之制度”，必须彻底摧毁。1918年5月，《新青年》发表周作人译介日本学者谢野晶子的《贞操论》；7月发表胡适的《贞操问题》，矛头直指以“夫为妻纲”的孔孟之道，提出女性解放的新思想。1918年12月，《新青年》发表周作人《人的文学》，借周作人之口，感叹欧洲在15世纪发现了“人”，19世纪发现了“女人与小儿”，“中国讲到这类问题，却须从头做起，人的问题，从来未经解决，女人小儿更不必说了”，“如今第一步先从人说起”，“讲人的意义”，“发见‘人’，去‘辟人荒’”，以“人权”向“皇权”发起挑战。1919年11月，《新青年》发表了鲁迅的著名文章《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向“从来认为神圣不可侵犯的父子问题”发难，呼吁“此后觉醒的人，应该先洗净了东方古传的谬误思想，对于子女，义务思想须加多，而权力思想却大可核减，以准备改做幼者本位的道德”，“自己解放了自己的孩子。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

《新青年》对儿童问题前所未有的关注，引发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令人瞩目的儿童热，并最终结出“儿童文学”的硕果。叶圣陶描绘当时的情形，“我们最当注意的还要数到儿童。”儿童文学与儿童问题不可分，儿童文学是用来解决儿童问题的密钥良方。世界儿童文学史的发展证明，儿童一旦被看作独立的人，一种适应“儿童的”文学就应运而生。1920年12月，《新青年》刊发了周作人10月26日在北京孔德学校的演讲《儿童的文学》，指出，“中国向来对于儿童，没有正确的理解，不是将他当作缩小的成人，拿‘圣经贤传’尽量地灌下去，便将他看作不完全的小人，说小孩子懂得什么，一笔抹杀，不去理他。近来才知道儿童在生理心理上，虽然和大人有点不同，但他仍是完全的个人，有他自己的内外两面的生活”；“儿童教育，是应当依了他内外两面的生活的需要，适如其分地供给他，使他生活满足丰富”；“儿童生活上有文学的需要”，“他的文学是儿歌童话”，“适当地将‘儿童的’文学供给与儿童”；周作人更依据“儿童心理发达的程度与文学批评的标准”，参照美国“儿童文学”的发展，将“儿童学上的分期”与“各期的儿童的文学分配起来”，构建了中国儿童文学最初的理论体系。中国“儿童文学”概念的形成也正是从“儿童的文学”演变而来，此后“儿童文学”一词风靡全社会，成为教育界、文学界、出版界最时髦、最富有生机的新生事物。1921年10月8日，胡适在给安庆教育界做《国语运动与教育》的演讲强调，“国语运动当注重儿童文学”。12月31日，胡适在给北京教育部国语讲习所演讲《国语运动与文学》时，更专门讨论“儿童文学”，认为“近来已有一种趋势，就是‘儿童文学’——童话、神话、故事——的倡导”，出现了“教师教，教儿童文学；儿童读，读儿童文学；研究儿童文学、讲演儿童文学、编辑儿童文学”的“蓬蓬勃勃、勇往直前”的新局面。1923年，中国第一部《儿童文学概论》出版，儿童文学作为一种明显和独立的文学现象第一次出现于20世纪初叶的中国文坛，成为中国新文学了不起的大事件。

“五四”新文化运动催生中国儿童文学，《新青年》是中国儿童文学的摇篮，《儿童的文学》是中国儿童文学诞生的宣言书，直至百年后的今日，中国儿童文学的发展也仍然继承着“五四”儿童文学的精神，其理论品格已经被历史证明，具有独立学科的系统性、自我发展的科学性和与时俱进的开放性，仍然是我们今天指导儿童文学发展的基本原理和根本标准，其顽强的理论生命力历久弥新。

《新青年》代表着“五四”时期的先进文化，奠定了现代中国的文化底色，激励着当代青年的梦想追求。敢为天下先的安徽青年，一定会走在时代的前列，继续发扬“科学”与“民主”的《新青年》精神，完成《新青年》未竟的事业，在实现民族复兴、建设美好安徽、重振文学皖军、发展儿童文学中焕发青春光彩，这是安徽青年对《新青年》的最好纪念。

警惕儿童文学“系列化”两种倾向

儿童文学“系列化”向来是以创作、出版、推广为核心的儿童文学生产的普遍现象，也是作者、出版者与读者各有所求、相互默契、沟通构建的常态化出演。一般而言，高质量的“系列化”内含着精品化、品牌化、市场化的成功运作，往往被认为是当下儿童文学典型的呈现方式、营销模式和发展样式。

儿童文学“系列化”的存在有其必然性，一个成熟的儿童文学作家，必有其独特的创作追求，往往自觉选择其最有影响的作品，或最熟悉的题材，或最独特的主题，或最成功的形象，或最擅长的表达，将自己的创作潜能和作品价值充分挖掘延伸，策划系列产品，营造集群效应，强化读者反应，培育市场品牌。如冰心的“寄小读者”系列、秦文君的“贾里贾梅”系列、刘先平的“人与自然”系列、张品成的“红色主题”系列、汤素兰的“笨狼故事”系列、曹文轩的“纯美小说”系列，等等。一位成熟的儿童文学读者，必有其鲜明的阅读取向，对某位作家或某类作品有着甜蜜的阅读记忆和长久的阅读期待，以作家粉丝的身份，与作者、出版者密切互动，如郑渊洁、沈石溪、秦文君、曹文轩、杨红樱、伍美珍等有影响力的作家都有自己相对稳定的读者群。一家成熟的儿童文学出版社，必有其细分市场优势，能敏锐地从供求关系变化中捕捉到商机，适时推出一批批系列产品，以“系列化”提升其儿童文学生产的专业化、产业化水平，展示其在儿童文学领域的精品策划力、资源集聚力、品牌打造力、市场竞争力、行业影响力。如接力出版社、作家出版社的杨红樱作品，二十一世纪出版社的郑渊洁作品和晓玲叮当作品，明天出版社的杨红樱作品和伍美珍作品，江苏少儿社的曹文轩作品和黄蓓佳作品，甚至可以广义地延伸到湖北少儿社的百年百部系列和安徽少儿社的安徒生奖获奖作品系列。可以说，当代儿童文学的“系列化”浪潮，让儿童文学风生水起，有声有色，波澜壮阔，繁花似锦。

儿童文学“系列化”也难免泥沙俱下，有两种创作现象必须引起高度警惕：一是注水式创作系列；二是拼盘式组合系列。

注水式创作系列就是鲁迅批判过的“把短篇的材料拉成长篇”的现象。取一勺茶叶放一锅水，把一碗饭变成一锅粥，数量是有了，质量可想而知。题材反复、情节类似、人物雷同、主题单一、语言粗糙，一位80岁的老作家惊呼，那些连中学生语文功底都没有的作品为什么那么畅销？我曾约请一位作家给初中生写一部15万字左右的校园生活长篇，他委婉地对我说，15万字的原创太难太长了，可以做一套多本的系列了……我们对一个作家10本、20本、30本一个系列的创作司空见惯了，对一个作家一年给孩子创作5部、10部、20部所谓长篇已经见怪不怪了，我们已经用稿酬而不是质量来评价一个作家的创作成就了！所幸今天的孩子们并不是那么好欺骗的，他们私下里将那些低水平重复创作的作家称作“复印机”“垃圾场”。

拼盘式组合系列是一种简单高效的低层次重复生产。作家主动策划或应出版社及文化公司的要求，将自己已经创作出版的作品不断以新的系列名称反复组装，使得同一部作品以相同和不同形式同时在多家出版社出版，或者将一部长篇拆分为若干子系列与原著组装出版，组成“母子”系列。有的甚至通过分分合合、续作改作、典藏阅读、文图并行等方式过度开发，出现一部主要作品五世同堂的奇观。这里固然有版权期限和版权经营的客观问题，也有读者刚性需求和购买方便等诸多因素，但造成大量重复出版、浪费出版资源、无序恶性竞争、破坏原创生态、挤压文学新人的后果，已是不争的事实。有的动辄几十部上百部规模，以图书馆馆配、农家书屋配送、全民阅读活动等政府采购为目标，以获奖作家为诱饵，其实并不出版获奖作品。甚至作家一旦获奖，似乎其作品都是获奖作品，连N年前的退稿也照单全收。这样做受害的只有孩子。建议儿童文学作家要慎重接受文化公司或出版单位这类约稿，建议中国作家协会儿童文学委员会作为全国儿童文学评奖的主体，牵头整合儿童文学奖资源，形成权威版本，维护儿童文学奖的尊严声誉，保护获奖作家权益和儿童读者利益。

儿童文学“系列化”乱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出版者无疑是最大推手。出版业改企转制后，出版社被抛入市场旋涡，转型期出版的评价体系严重滞后，图书商品化，编辑个体化，营销规模化，出版产业化，利润最大化，出版社既要担当传承文明传播文化的社会责任，又要实现效益增长的跨越发展，受制于规模效益和利润指标的双重压力，自然会出现“无书不入系列、不出单本书”的怪现象。儿童文学作家对此应该有清醒认识，儿童文学的创作出版生态并不理想，出版者与作者、读者对于儿童文学的不同出发点、不同价值观的现实矛盾，往往通过利益分享来构建短暂平衡，高额版税正在微妙地改变着作家的创作心态，有的儿童文学作家就公开说过，我只为钱创作，因为孩子是最大的市场，所以选择为儿童写作。虽然很多儿童文学作家会不以为然，但应以此为戒。“系列化”创作考验着儿童文学作家的良知与学养。儿童文学作家必须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必须坚持文学创作的独立品格，必须坚持儿童文学引导儿童向上向善的功能，不做市场和金钱的奴隶，分清市场的事和文学的事，各司其职，潜心创作，拒绝浮躁，拒产垃圾，写慢些，写短些，写好些，不为“系列化”而“系列化”，以积极的“系列化”培育儿童文学精品，以精品名品战略打造儿童文学传世经典。